囤积障碍的概念界定、诊断测量及机制干预

囤积障碍的概念界定、诊断测量及机制干预作者：徐小雨
来源：《心理技术与应用》2020年第07期
摘要囤积倾向是个体是过度收集、难以丢弃无用的物品的个体行为，是囤积障碍的核心症状。

囤积障碍是近年才从DSM-V的强迫障碍中独立出来的精神障碍，但目前我国还未将囤积障碍作为独立的精神障碍对个体进行诊断。

本文从囤积倾向的人格根源进行分析，介绍囤积障碍的诊断标准和相关研究，并阐述国外运用于囤积障碍的相关心理干预方法和技术，为未来我国建立囤积障碍相应的诊断标准和囤积障碍的治疗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囤积障碍;人格根源;诊断研究;心理干预
分类号 B846
DOI： 10.16842/ki.issn2095-5588.2020.07.007
1 囤积的概念界定
关于囤积，Freud（1908）认为金钱的囤积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

Chu（2018）认为囤积是一种极端的心理形式归属感。

囤积被定义为个体对于想要获取的东西不可节制，并将自身的安全感建立在囤积物品上，存在“囤积心向”。

囤积行为主要表现为，过度获取但不能丢弃大量无价值的物品，居所堆满物品。

Frost和Gross（1993）首次认为“囤积”是一种病态的适应性行为。

囤积会给个体及其社会有关成员带来负面影响并对个体健康和安全产生严重威胁（Tolin， Frost， Steketee， Gray， & Fitch， 2008），个体行为和心理功能会受到损害（Frost & Hartl， 1996）。

囤积会导致个人出现健康问题，日常社会功能受损、导致社会孤立，产生巨大的经济成本。

对有囤积问题的个人及其家庭成员进行的大规模调查显示，囤积与身体健康不良、社会服务参与和严重的职业损害有关（Frost， Steketee， & Williams， 2000）。

囤积累积的杂乱会造成公共安全问题，如坠落、火灾和卫生问题的风险，威胁到囤积的个人和周围社区的健康、安全和生活质量（Tolin，Frost， Steketee， Gray， & Fitch， 2008）。

对个体囤积行为亟需关注和重视。

2 囤积障碍的诊断与测量
2.1 囤积障碍的诊断标准
囤积障碍（Hoarding Disorder）是一种认知行为发展障碍。

其特点是获得免费和不需要购买的物品（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强迫性购买或过度获得物品（Frost，Rosenfield， Steketee， & Tolin， 2013）。

以前研究者认为囤积是强迫症的一个症状或子类（Saxena et al.， 2004）。

但许多有关强迫症的因素分析研究发现，囤积独立于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Grisham， Brown， Liverant， & Campbell-Sills， 2005）。

2013年，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将囤积障碍从强迫症中独立出来，确立为一种新型的精神疾病。

将囤积障碍定义为一种不是由其他已知疾病导致的，因知觉到储藏物品的需要而难以丢弃或难与物品分离并由此导致的一系列的心理和行为障碍的精神疾病。

《精神障碍统计手册》第五版确定的诊断标准包括：（a）难以放弃财产，无论其价值如何; （b）保存与丢弃物品伴随着痛苦; （c）物品堆积堵塞个体活动和生活区; （d）物品囤积造成个体临床严重痛苦或受损; （e）非其他生理疾病或精神疾病导致囤积物品（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囤积障碍个体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比例为2%（Ivanov et al.， 2013），在成人中的比例为2～5%（Cath， Nizar， Boomsma， & Mathews， 2017），其中在老年人群体里，囤积障碍个体更为普遍。

由于他们缺乏對囤积障碍的认识和重视，因此难以寻求他人帮助或心理治疗。

Pushkarskaya等人（2017）对巴西、西班牙、日本、英国地区的囤积障碍人群进行了跨文化研究，结果表明，囤积障碍的严重程度和核心特征，以及与此相关的认知和行为特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基本相同。

囤积障碍对个体的生活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包括日常行为、人际关系和职业（Grisham， Steketee， & Frost， 2008），也给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的挑战（Subramaniam， Abdin， Vaingankar， Picco， & Chong， 2014）。

2.2 囤积障碍的测量工具
目前对囤积障碍个体，可以采用杂波图像评级量表（Clutter Image Rating scale， CIR）（Frost， Steketee， Tolin， & Renaud， 2008）、日常生活活动囤积量表（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for Hoarding scale， ADL-H）和囤积量表修订版（Saving Inventory-Revised， SI-R）进行测量（Frost， Hristova， Steketee， & Tolin， 2013）。

CIR是一种自我报告的、图像化的杂波测量方法，回避了与不准确或含糊的口头报告相关的问题，能够快速测量个人囤积对日常功能的影响。

量表包含三组照片，每组分别代表着家中的房间：客厅、卧室和厨房。

每组九张照片，采用九点评级，最整洁计为1，最杂乱计为9。

CIR使用平均复合评分（三个房间的平均值）来量化家中的杂乱程度。

4分或以上囤积行为严重，应引起临床关注（Frost et al.，2008）。

ADL-H（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for Hoarding scale）是由15个项目组成的自我报告量表，用于评估个体日常生活活动的能力。

可以通过量表让个体判断或陈述来解释语境中的ADL-H评分。

囤积物品的等级从1到5，分数越高，说明物品对个体造成的影响和损害越大。

如果一个高分的囤积患者没有囤积症状，可能是家庭其他成员的囤积行为，给个体带来了损害（Frost et al.， 2013）。

量表既有自我报告，也有医生评级，包含丢弃困难、过度获取、杂乱、损伤和窘迫的程度。

每项评分从0分到8分，分数越高表示严重程度越高。

丢弃困难和杂
乱的评分大于等于4分，以及损伤或窘迫的评分大于等于4分，表示个体患有囤积障碍（Tolin， Frost， & Steketee， 2010）。

SI-R（Saving Inventory-Revised）是最广泛使用的囤积障碍的自我报告量表之一，包含难以丢弃、杂乱、过度获取三个维度共23个项目。

量表0到4级评分，分数越高，表明囤积的严重程度越高。

项目得分相加总分高于41，说明个体存在囤积障碍。

SI-R关注症状较多，关于囤积对个人的影响的信息呈现较少（Frost & Hristova， 2011），因此与其他量表结合使用效果较好。

囤积障碍的结构化访谈（Structured Interview for Hoarding Disorder）可以解决诊断不全面的量表问题。

结构化访谈具有灵活性，与DSM-5的囤积障碍标准非常接近，通过对囤积障碍个体进行综合评估，确定是否存在囤积障碍（Nordsletten et al.， 2013）。

3 囤积障碍的产生机制及干预
3.1 囤积障碍的产生机制及人格根源
对于囤积的产生机制，目前研究者提出了认知行为、生物进化等模型和自我认同动机理论，囤积模型及理论涉及一系列影响囤积行为的不同因素，包括记忆问题、避免浪费和审美考虑（Frost， Steketee， Tolin， Sinopoli， & Ruby， 2015）。

国内对囤积行为研究较少，近几年国外关于囤积障碍的相关研究较多，主要是从囤积障碍的产生、囤积障碍与其他神经症的联系、囤积障碍患者的认知和决策能力以及特定行为进行研究。

关于囤积障碍的产生原因，研究者发现囤积障碍具有遗传性（Steketee & Frost， 2006），也可能与个体的早期经历有关，如创伤及应激性生活事件（Tolin et al.， 2010）。

消极的早期发展因素可能会影响囤积障碍个体感知与财产相关的方式，从而用财产帮助他们体验安全感。

女性相较于男性更有可能表现出囤积障碍（Neave， Jackson， Saxton， & Hnekopp， 2015）。

3.1.1 囤积障碍产生的人格机制
对于囤积行为的人格根源，弗洛伊德和弗洛姆分别在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和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理论中进行了解释。

弗洛伊德通过精神分析理论来划分人格发展阶段。

他认为囤积行为是1～3岁幼儿肛门期时人格发展失败的结果。

在肛门期，幼儿的主要性欲区从口腔转移到肛门。

此时，外界对幼儿有所要求，对幼儿的大小便训练会引起幼儿的拒绝和反抗，可能导致肛门期的固着，并表现出“肛门期-滞留型”人格特质。

有此类人格的个体倾向于收藏、占有和保存各种物品，进而产生囤积倾向和囤积行为（Freud， 1908）。

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对囤积行为的人格根源做出了解释。

他认为人格是人在一定处境下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以及一些相对稳定的情感倾向。

一类是生产型人格，是成熟健康的人格; 一类是非生产型人格，属于病态异化的人格。

包括接受型、剥削型、囤积型和市场
型。

囤积型人格的个体对于自己之外的东西没有兴趣，安全感建立在囤积的基础上，把消费、花钱看作是威胁。

目的是防止自己的钱财流失出去，提高对外界事物的警惕，防止自己的物品丟失（Fromm， 1947）。

囤积行为与人格存在相关性。

已有研究发现，部分人格特质会预测囤积行为的产生，如完美主义。

责任心和外向性与囤积行为呈负相关，神经质与囤积行为呈正相关。

国内外近年来对囤积和人格的关系研究较少，大多集中于强迫症患者的人格研究。

研究发现强迫症患者的神经质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外向性和随和性水平也显著低于对照组（Bienvenu et al.， 2004; Samuels et al.， 2000），未将囤积行为从强迫症中分离出来进行独立的研究。

LaSalle-Ricci等人（2006）研究了囤积与大五人格的关系，发现责任心和外向性是囤积严重程度的显著预测因子。

与焦虑、消极情感和抑郁有关。

囤积患者长期以来表现出与完美主义和优柔寡断相关的人格特征（Dozier & Ayers， 2017）。

Muroff等人（2014）发现，高水平的完美主义会影响囤积障碍患者的治疗结果，完美主义和囤积行为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相关性（Martinelli， Chasson，Wetterneck， Hart， & Bjrgvinsson， 2014）。

个体拥有的物品中的拟人性是囤积行为的最佳预测因素（Burgess， Graves， & Frost， 2018）。

囤积患者由于害怕做出错误的选择，无法对他们的物品做出决定，不做任何选择或默认保留物品。

3.1.2 囤积障碍产生的情绪机制
生物进化模型认为囤积是一种适应性行为，确保个体拥有足够的资源和安全的环境。

更广泛研究的一个核心因素是对财产形成强烈情感依恋的倾向（Kellett & Holden， 2013）。

囤积者对物品存在两种情感依恋：“超意识”和“财产作为安全信号”。

“超意识”状态下，财产被视为自我的一部分。

“财产作为安全信号”状态下，财产代表安全环境，是舒适和安全的来源（Frost & Hartl， 1996）。

囤积者依靠物品来调节情绪，认为财产是情绪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Phung， Moulding， Taylor， & Nedeljkovic， 2015），有些人在丢弃物品时会表现出极端的情绪反应，这种对财产的情感依恋是囤积的决定性特征。

对囤积障碍患者的情绪研究发现，囤积障碍患者的依恋相关焦虑、回避均高于健康个体，情绪调节困难，情绪恢复速度较慢（Grisham， Martyn， Kerin， Baldwin， & Norberg，2018）。

Neave等人（2016）发现焦虑依恋是非临床样本中囤积行为和认知的重要预测因子，强烈的情感经验也对维持囤积行为有积极作用（Ayers， Castriotta， Dozier， Espejo， & Porter， 2014）。

囤积障碍患者为了避免负面情绪本身和负面情绪导致的自我批评，会通过囤积和保护财产来减少负面情绪（Chou et al.， 2018），激发囤积行为。

感知到的管理和应对负面情绪的能力可能最有助于抵消囤积障碍患者为避免负面情绪而进行囤积行为的倾向。

SI-R（Saving Inventory-Revised）是最广泛使用的囤积障碍的自我报告量表之一，包含难以丢弃、杂乱、过度获取三个维度共23个项目。

量表0到4级评分，分数越高，表明囤积的
严重程度越高。

项目得分相加总分高于41，说明个体存在囤积障碍。

SI-R关注症状较多，关于囤积对个人的影响的信息呈现较少（Frost & Hristova， 2011），因此与其他量表结合使用效果较好。

囤积障碍的结构化访谈（Structured Interview for Hoarding Disorder）可以解决诊断不全面的量表问题。

结构化访谈具有灵活性，与DSM-5的囤积障碍标准非常接近，通过对囤积障碍个体进行综合评估，确定是否存在囤积障碍（Nordsletten et al.， 2013）。

3 囤积障碍的产生机制及干预
3.1 囤积障碍的产生机制及人格根源
对于囤积的产生机制，目前研究者提出了认知行为、生物进化等模型和自我认同动机理论，囤积模型及理论涉及一系列影响囤积行为的不同因素，包括记忆问题、避免浪费和审美考虑（Frost， Steketee， Tolin， Sinopoli， & Ruby， 2015）。

国内对囤积行为研究较少，近几年国外关于囤积障碍的相关研究较多，主要是从囤积障碍的产生、囤积障碍与其他神经症的联系、囤积障碍患者的认知和决策能力以及特定行为进行研究。

关于囤积障碍的产生原因，研究者发现囤积障碍具有遗传性（Steketee & Frost， 2006），也可能與个体的早期经历有关，如创伤及应激性生活事件（Tolin et al.， 2010）。

消极的早期发展因素可能会影响囤积障碍个体感知与财产相关的方式，从而用财产帮助他们体验安全感。

女性相较于男性更有可能表现出囤积障碍（Neave， Jackson， Saxton， & Hnekopp， 2015）。

3.1.1 囤积障碍产生的人格机制
对于囤积行为的人格根源，弗洛伊德和弗洛姆分别在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和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理论中进行了解释。

弗洛伊德通过精神分析理论来划分人格发展阶段。

他认为囤积行为是1～3岁幼儿肛门期时人格发展失败的结果。

在肛门期，幼儿的主要性欲区从口腔转移到肛门。

此时，外界对幼儿有所要求，对幼儿的大小便训练会引起幼儿的拒绝和反抗，可能导致肛门期的固着，并表现出“肛门期-滞留型”人格特质。

有此类人格的个体倾向于收藏、占有和保存各种物品，进而产生囤积倾向和囤积行为（Freud， 1908）。

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对囤积行为的人格根源做出了解释。

他认为人格是人在一定处境下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以及一些相对稳定的情感倾向。

一类是生产型人格，是成熟健康的人格; 一类是非生产型人格，属于病态异化的人格。

包括接受型、剥削型、囤积型和市场型。

囤积型人格的个体对于自己之外的东西没有兴趣，安全感建立在囤积的基础上，把消费、花钱看作是威胁。

目的是防止自己的钱财流失出去，提高对外界事物的警惕，防止自己的物品丢失（Fromm， 1947）。

囤积行为与人格存在相关性。

已有研究发现，部分人格特质会预测囤积行为的产生，如完美主义。

责任心和外向性与囤积行为呈负相关，神经质与囤积行为呈正相关。

国内外近年来对囤积和人格的关系研究较少，大多集中于强迫症患者的人格研究。

研究发现强迫症患者的神经质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外向性和随和性水平也显著低于对照组（Bienvenu et al.， 2004; Samuels et al.， 2000），未将囤积行为从强迫症中分离出来进行独立的研究。

LaSalle-Ricci等人（2006）研究了囤积与大五人格的关系，发现责任心和外向性是囤积严重程度的显著预测因子。

与焦虑、消极情感和抑郁有关。

囤积患者长期以来表现出与完美主义和优柔寡断相关的人格特征（Dozier & Ayers， 2017）。

Muroff等人（2014）发现，高水平的完美主义会影响囤积障碍患者的治疗结果，完美主义和囤积行为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相关性（Martinelli， Chasson，Wetterneck， Hart， & Bjrgvinsson， 2014）。

个体拥有的物品中的拟人性是囤积行为的最佳预测因素（Burgess， Graves， & Frost， 2018）。

囤积患者由于害怕做出错误的选择，无法对他们的物品做出决定，不做任何选择或默认保留物品。

3.1.2 囤积障碍产生的情绪机制
生物进化模型认为囤积是一种适应性行为，确保个体拥有足够的资源和安全的环境。

更广泛研究的一个核心因素是对财产形成强烈情感依恋的倾向（Kellett & Holden， 2013）。

囤积者对物品存在两种情感依恋：“超意识”和“财产作为安全信号”。

“超意识”状态下，财产被视为自我的一部分。

“财产作为安全信号”状态下，财产代表安全环境，是舒适和安全的来源（Frost & Hartl， 1996）。

囤积者依靠物品来调节情绪，认为财产是情绪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Phung， Moulding， Taylor， & Nedeljkovic， 2015），有些人在丢弃物品时会表现出极端的情绪反应，这种对财产的情感依恋是囤积的决定性特征。

对囤积障碍患者的情绪研究发现，囤积障碍患者的依恋相关焦虑、回避均高于健康个体，情绪调节困难，情绪恢复速度较慢（Grisham， Martyn， Kerin， Baldwin， & Norberg，2018）。

Neave等人（2016）发现焦虑依恋是非临床样本中囤积行为和认知的重要预测因子，强烈的情感经验也对维持囤积行为有积极作用（Ayers， Castriotta， Dozier， Espejo， & Porter， 2014）。

囤积障碍患者为了避免负面情绪本身和负面情绪导致的自我批评，会通过囤积和保护财产来减少负面情绪（Chou et al.， 2018），激发囤积行为。

感知到的管理和应对负面情绪的能力可能最有助于抵消囤积障碍患者为避免负面情绪而进行囤积行为的倾向。

SI-R（Saving Inventory-Revised）是最广泛使用的囤积障碍的自我报告量表之一，包含难以丢弃、杂乱、过度获取三个维度共23个项目。

量表0到4级评分，分数越高，表明囤积的严重程度越高。

项目得分相加总分高于41，说明个体存在囤积障碍。

SI-R关注症状较多，关于囤积对个人的影响的信息呈现较少（Frost & Hristova， 2011），因此与其他量表结合使用效果较好。

囤积障碍的结构化访谈（Structured Interview for Hoarding Disorder）可以解决诊断不
全面的量表问题。

结构化访谈具有灵活性，与DSM-5的囤积障碍标准非常接近，通过对囤积障碍个体进行综合评估，确定是否存在囤积障碍（Nordsletten et al.， 2013）。

3 囤积障碍的产生机制及干预
3.1 囤积障碍的产生机制及人格根源
对于囤积的产生机制，目前研究者提出了认知行为、生物进化等模型和自我认同动机理论，囤积模型及理论涉及一系列影响囤积行为的不同因素，包括记忆问题、避免浪费和审美考虑（Frost， Steketee， Tolin， Sinopoli， & Ruby， 2015）。

国内对囤积行为研究较少，近几年国外关于囤积障碍的相关研究较多，主要是从囤积障碍的产生、囤积障碍与其他神经症的联系、囤积障碍患者的认知和决策能力以及特定行为进行研究。

关于囤积障碍的产生原因，研究者发现囤积障碍具有遗传性（Steketee & Frost， 2006），也可能与个体的早期经历有关，如创伤及应激性生活事件（Tolin et al.， 2010）。

消极的早期发展因素可能会影响囤积障碍个体感知与财产相关的方式，从而用财产帮助他们体验安全感。

女性相较于男性更有可能表现出囤积障碍（Neave， Jackson， Saxton， & Hnekopp， 2015）。

3.1.1 囤积障碍产生的人格机制
对于囤积行为的人格根源，弗洛伊德和弗洛姆分别在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和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理论中进行了解释。

弗洛伊德通过精神分析理论来划分人格发展阶段。

他认为囤积行为是1～3岁幼儿肛门期时人格发展失败的结果。

在肛门期，幼儿的主要性欲区从口腔转移到肛门。

此时，外界对幼儿有所要求，对幼儿的大小便训练会引起幼儿的拒绝和反抗，可能导致肛门期的固着，并表现出“肛门期-滞留型”人格特质。

有此类人格的个体倾向于收藏、占有和保存各种物品，进而产生囤积倾向和囤积行为（Freud， 1908）。

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对囤积行为的人格根源做出了解释。

他认为人格是人在一定处境下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以及一些相对稳定的情感倾向。

一类是生产型人格，是成熟健康的人格; 一类是非生产型人格，属于病态异化的人格。

包括接受型、剥削型、囤积型和市场型。

囤积型人格的个体对于自己之外的东西没有兴趣，安全感建立在囤积的基础上，把消费、花钱看作是威胁。

目的是防止自己的钱财流失出去，提高对外界事物的警惕，防止自己的物品丢失（Fromm， 1947）。

囤积行为与人格存在相关性。

已有研究发现，部分人格特质会预测囤积行为的产生，如完美主义。

责任心和外向性与囤积行为呈负相关，神经质与囤积行为呈正相关。

国内外近年来对囤积和人格的关系研究较少，大多集中于强迫症患者的人格研究。

研究发现强迫症患者的神经质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外向性和随和性水平也显著低于对照组（Bienvenu et al.， 2004;
Samuels et al.， 2000），未将囤积行为从强迫症中分离出来进行独立的研究。

LaSalle-Ricci等人（2006）研究了囤积与大五人格的关系，发现责任心和外向性是囤积严重程度的显著预测因子。

与焦虑、消极情感和抑郁有关。

囤积患者长期以来表现出与完美主义和优柔寡断相关的人格特征（Dozier & Ayers， 2017）。

Muroff等人（2014）發现，高水平的完美主义会影响囤积障碍患者的治疗结果，完美主义和囤积行为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相关性（Martinelli， Chasson，Wetterneck， Hart， & Bjrgvinsson， 2014）。

个体拥有的物品中的拟人性是囤积行为的最佳预测因素（Burgess， Graves， & Frost， 2018）。

囤积患者由于害怕做出错误的选择，无法对他们的物品做出决定，不做任何选择或默认保留物品。

3.1.2 囤积障碍产生的情绪机制
生物进化模型认为囤积是一种适应性行为，确保个体拥有足够的资源和安全的环境。

更广泛研究的一个核心因素是对财产形成强烈情感依恋的倾向（Kellett & Holden， 2013）。

囤积者对物品存在两种情感依恋：“超意识”和“财产作为安全信号”。

“超意识”状态下，财产被视为自我的一部分。

“财产作为安全信号”状态下，财产代表安全环境，是舒适和安全的来源（Frost & Hartl， 1996）。

囤积者依靠物品来调节情绪，认为财产是情绪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Phung， Moulding， Taylor， & Nedeljkovic， 2015），有些人在丢弃物品时会表现出极端的情绪反应，这种对财产的情感依恋是囤积的决定性特征。

对囤积障碍患者的情绪研究发现，囤积障碍患者的依恋相关焦虑、回避均高于健康个体，情绪调节困难，情绪恢复速度较慢（Grisham， Martyn， Kerin， Baldwin， & Norberg，2018）。

Neave等人（2016）发现焦虑依恋是非临床样本中囤积行为和认知的重要预测因子，强烈的情感经验也对维持囤积行为有积极作用（Ayers， Castriotta， Dozier， Espejo， & Porter， 2014）。

囤积障碍患者为了避免负面情绪本身和负面情绪导致的自我批评，会通过囤积和保护财产来减少负面情绪（Chou et al.， 2018），激发囤积行为。

感知到的管理和应对负面情绪的能力可能最有助于抵消囤积障碍患者为避免负面情绪而进行囤积行为的倾向。

SI-R（Saving Inventory-Revised）是最广泛使用的囤积障碍的自我报告量表之一，包含难以丢弃、杂乱、过度获取三个维度共23个项目。

量表0到4級评分，分数越高，表明囤积的严重程度越高。

项目得分相加总分高于41，说明个体存在囤积障碍。

SI-R关注症状较多，关于囤积对个人的影响的信息呈现较少（Frost & Hristova， 2011），因此与其他量表结合使用效果较好。

囤积障碍的结构化访谈（Structured Interview for Hoarding Disorder）可以解决诊断不全面的量表问题。

结构化访谈具有灵活性，与DSM-5的囤积障碍标准非常接近，通过对囤积障碍个体进行综合评估，确定是否存在囤积障碍（Nordsletten et al.， 2013）。

3 囤积障碍的产生机制及干预
3.1 囤积障碍的产生机制及人格根源
对于囤积的产生机制，目前研究者提出了认知行为、生物进化等模型和自我认同动机理论，囤积模型及理论涉及一系列影响囤积行为的不同因素，包括记忆问题、避免浪费和审美考虑（Frost， Steketee， Tolin， Sinopoli， & Ruby， 2015）。

国内对囤积行为研究较少，近几年国外关于囤积障碍的相关研究较多，主要是从囤积障碍的产生、囤积障碍与其他神经症的联系、囤积障碍患者的认知和决策能力以及特定行为进行研究。

关于囤积障碍的产生原因，研究者发现囤积障碍具有遗传性（Steketee & Frost， 2006），也可能与个体的早期经历有关，如创伤及应激性生活事件（Tolin et al.， 2010）。

消极的早期发展因素可能会影响囤积障碍个体感知与财产相关的方式，从而用财产帮助他们体验安全感。

女性相较于男性更有可能表现出囤积障碍（Neave， Jackson， Saxton， & Hnekopp， 2015）。

3.1.1 囤积障碍产生的人格机制
对于囤积行为的人格根源，弗洛伊德和弗洛姆分别在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和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理论中进行了解释。

弗洛伊德通过精神分析理论来划分人格发展阶段。

他认为囤积行为是1～3岁幼儿肛门期时人格发展失败的结果。

在肛门期，幼儿的主要性欲区从口腔转移到肛门。

此时，外界对幼儿有所要求，对幼儿的大小便训练会引起幼儿的拒绝和反抗，可能导致肛门期的固着，并表现出“肛门期-滞留型”人格特质。

有此类人格的个体倾向于收藏、占有和保存各种物品，进而产生囤积倾向和囤积行为（Freud， 1908）。

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对囤积行为的人格根源做出了解释。

他认为人格是人在一定处境下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以及一些相对稳定的情感倾向。

一类是生产型人格，是成熟健康的人格; 一类是非生产型人格，属于病态异化的人格。

包括接受型、剥削型、囤积型和市场型。

囤积型人格的个体对于自己之外的东西没有兴趣，安全感建立在囤积的基础上，把消费、花钱看作是威胁。

目的是防止自己的钱财流失出去，提高对外界事物的警惕，防止自己的物品丢失（Fromm， 1947）。

囤积行为与人格存在相关性。

已有研究发现，部分人格特质会预测囤积行为的产生，如完美主义。

责任心和外向性与囤积行为呈负相关，神经质与囤积行为呈正相关。

国内外近年来对囤积和人格的关系研究较少，大多集中于强迫症患者的人格研究。

研究发现强迫症患者的神经质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外向性和随和性水平也显著低于对照组（Bienvenu et al.， 2004; Samuels et al.， 2000），未将囤积行为从强迫症中分离出来进行独立的研究。

LaSalle-Ricci等人（2006）研究了囤积与大五人格的关系，发现责任心和外向性是囤积严重程度的显著预测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