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匪凶猛

女匪凶猛
作者：隐棘
来源：《齐鲁周刊》2014年第10期
女海盗郑一嫂：
《加勒比海盗》的历史与现实
在影视文学作品中，女匪是经久不衰的题材。

清末女海盗郑一嫂，不仅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小说《女海盗金寡妇》的原型人物，更于2007年被迪斯尼公司拍摄的《加勒比海盗3》演绎成清夫人。

清嘉庆以来，珠江口一带长期有六帮海盗，他们相互之间建立了盟约，而联合使他们力量相当强大，连政府的押运官盐的船只都向他们交纳保护费。

而这六股海盗中最有名的一支，就是郑一嫂领导的“红旗帮”——拥有600到1000艘海盗船，人数大约在2到4万之间。

据史料记载，郑一嫂本名石秀姑，原为广东名妓，1801年被海盗郑一劫持，郑一死后她成为当时最强权的女海盗船长，不择手段地袭击大小商渔船只，劫船夺货，绑票勒赎，严重破
坏沿海居民的生产生活及包括中外往来；就绑票勒赎来说，不仅绑活人的票，而且绑死人的票，“发掘绅民坟墓，匿棺勒索银两”。

当时的总兵黄标因为剿匪不力而引咎辞职，在嘉庆九年到嘉庆十年（公元1804到公元1805年），广东水师提督一职三易其人，皆因剿匪不力。

在为数不多的女性海盗中，具有传奇色彩的还有一位有着西班牙海盗女王之称的红发女海盗唐·埃斯坦巴·卡特琳娜。

电影《大航海时代Ⅱ》中，茫茫大海上，性格豪爽的卡特琳娜和海盗们打成一片。

海盗们敬佩她高超的航海技术和娴熟的武艺，在一次海战中，船长战死了，她被推选当上了新的船长，到这个时候她才恢复女儿身。

这时，海盗们才惊异地发现，他们的船长原来是一个美貌女子。

女性与暴力组合往往让人莫名冲动。

无论是《闯关东》的鲜儿还是《火流星》的女土匪“一枝花”包括《大西南剿匪记》的郑么妹，她们无不身手敏捷，枪法如神，剧情需要的情况下，女匪们通常还能从天而降，威慑一方。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印度电影《受伤》，它的主演就是当年的女土匪本人希玛·帕瑞哈尔，她曾是印度北方邦昌巴尔峡谷地区著名的土匪首领之一。

帕瑞哈尔说：“总有人以为，女人做了土匪，就成了‘王后’或‘女侠’。

这不是真的，我们经历过许多残暴的折磨，我想通过这部电影告诉大家事情的真相。

”
帕瑞哈尔生在北方邦伊塔瓦区巴比安村，她父亲与村里的土匪家族因土地纠纷有世仇，对方要求迎娶帕瑞哈尔遭到拒绝，于是买通当地土匪头子，把帕瑞哈尔抢到了土匪窝，那年她才13岁。

帕瑞哈尔回忆说：“他们把我关在一间黑屋子里，多次强奸。

查巴尔山谷里有20来个女土匪，她们不是被抢来就是被男朋友骗到山里的。

如果不是环境所迫，女人不会拿起枪。

”
女性往往是文化意义上的受难者，但纵观历史，她们成为嗜血者也不乏其人：清代红灯教中的“廖观音”、民国年间东北打家劫舍的女匪驼龙、“贵州女孟获”程莲珍……只是，后人常无限虚构将之敷衍成传奇，接受方多沉浸其中为伊找借口逃避，两者不自觉地“共谋”，选择性遗忘或人为遮蔽女匪们暴力的底色。

从西南“廖观音”到东北女胡子：战乱年代的女匪地理
民国十五年冬，长春城里滴水成冰。

这天一早，黑压压的人群就在路旁等着判了死刑的匪首。

脚冻麻了，满街呼呼啦啦的跺脚声。

近晌午，随着号子，远方来了一辆刑车，车上木笼里有个女犯，身穿紫底白花斗篷，头戴黑色绒帽，脖子后面插着的黑字白招，上写着“奉令枪毙匪犯张素贞一名”。

张素贞，东北匪首，外号“驼龙”。

驼龙出生于1901年，被枪毙那年年仅25岁，从史料来看，她是东北辽阳人，生于农民家庭，16岁跟人私奔至宽城子（长春），被骗卖入妓院。

后被当地匪首王大龙赎身，两人结为夫妻，张氏成为首领之一，号为驼龙，不久大龙战死，她率部出没在五常、榆树、双城等地，队伍一度发展至两千人以上。

” 后在日本、奉军和民团围剿下全军覆没，驼龙只身逃出，于公主岭妓院重操旧业，1925年1月8日被捕，张学良得知驼龙被捕后亲自指示，“驼龙”次日被枪决于长春。

东北在中国的版图上偏远于中原，自古为“化外之境”，历代政府难以统治。

二十世纪初，随着外国势力不断蚕食东北以及清朝政府对疆土开禁放垦，出关谋生者日益增多。

到1911年，将近有1000万的流民从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涌入东北，贫穷和饥饿笼罩在关东大地。

一时间，“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东北成了土匪的王国。

有统计，当时东北土匪拥有枪支一百八十万条，数量相当于当时二百个军的装备。

神奇的黑土地上刮起了一股股带着血腥气味的狂野旋风。

据史料记载，女匪驼龙以复仇名义攻打乱石山，率领一干土匪攻击村镇，致妇女惨遭奸淫，财物被抢掠一空，尸横遍野。

第二次又善人屯。

她率土匪砸开纪家大院，杀得个鸡犬不留。

得胜后，顺便把帮过纪家的和早年的仇家一锅端，柳条沟、魏傻沟、大青背等大大小小的村落统统趟了一遍。

“不为金银财宝，就为给姑奶奶出口恶气”——驼龙一句话，东荒地浓烟滚滚，饮马井旁古树上吊起一串串铁丝穿着的血淋淋的人头。

杀人如麻的驼龙让乡绅大户闻风丧胆，活脱脱一杀人不眨眼的女匪首。

无论影视文学对女匪有着怎样奇情美好的虚构，历史上真实的女匪，其实并不可爱。

通常，她们出身底层，时局动荡之下，成为男权社会的另类棋子，从而走上反抗主流社会的道路。

但，手段残暴、视人命如草芥是其“匪”色。

明清以来，秘密宗教多有吸收女性成员之事。

如明朝永乐年间的山东唐赛儿起义，清乾隆年间王伦起义时的“乌三娘”、“无生圣母”，义和团时期天津红灯照的林黑儿，人称“黄莲圣母”，便是其中浓墨重彩的几笔。

据记载，清代秘密组织红灯教的女首领廖观音的家乡石板滩既是商贸重镇，又是匪患严重之区。

为了抗拒土匪侵扰，当地居民都自发习武。

后来，一个名叫曾阿义的人带来了“神拳”——“夕阳西斜廖家庄，红灯照见集拳忙”便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曾阿义组织红灯教，自称教主，收了不少教徒，包括16岁的廖九妹，并趁势宣称廖九妹系“观音转世”，下凡解民倒悬——身穿月白短衫，头顶青巾的“廖观音”从此招摇过市。

此后，曾阿义转入幕后，廖九妹则以宗教代言人身份登高一呼，万众响应，一度冲击清王朝在四川的地方统治秩序。

沂蒙女匪赵嬷嬷：
一个时代的记忆
英国人贝思飞在其所著《民国时期的土匪》中说：“在1911年和1949年中国的两次大革命之间，报刊杂志充斥着内地农村土匪骚动和行凶的耸人听闻的报道。

一些地方志反映了当时老百姓的抱怨：‘国家不像国家，简直成了土匪世界！’”
上世纪20年代末，山东沂蒙山区有名有号的匪伙多达50余股，无名者更是不计其数。

百姓为自卫计，纷纷成立“大刀会”、“红枪会”等民间组织；村村修围墙，筑圩子，买枪支，造土炮，设哨楼；不少地方还成立了“联庄会”，一处有匪患，八方来助剿。

然而，石垒的围墙，却很难抵御匪的疯狂；封闭的圩子，往往成为民众的坟场。

土匪制造的第一大破围墙屠圩子的惨案发生在郯城八里巷村，祸首是女匪赵嬷嬷。

赵嬷嬷，江苏邳县铁佛寺村人，清光绪七年生于一冯姓之家。

幼时家贫，父母将其卖给马戏班子后，学会了耍刀舞棒，跑马拉解，及笄时嫁给东海县土匪头子赵某为妾，始称赵嬷嬷。

1922年春，其夫其子均被击毙，时年41岁的赵嬷嬷被500余匪徒拥立为头领。

1923年6月初，赵嬷嬷攻破临沂二区迭衣庄的圩子，杀戮70余人，尽焚民房。

接着她又向郯城八里巷村举起了屠刀。

八里巷有1200人口，是周围六个村庄抗匪“联庄会”的会首。

赵嬷嬷破围得逞，对众多匪股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大大发酵了他们的兽性，纷纷以破围屠村为快事。

贫穷成为贫穷者的通行证。

当时的巨匪刘黑七之父刘相云一贫如洗，半生难有一肉之味，见到掠得钱财所购来的鸡鸭鱼肉时，当即一顿饕餮，撑得肚胀如鼓，满地翻滚，不消一个时辰便毙命。

作家王一豪在专门记叙沂蒙山区土匪行径的小说《瞭阳崮祭》开篇写道：“不管他们留下的是欢笑还是眼泪，是光荣还是耻辱，是美德还是邪恶，是文明进步还是蒙昧野蛮……他们，都是我们的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