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关中南北向道路交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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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 TION 区域治理
作者简介：贾淋婕，生于1999年，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史。

基金项目：西北大学省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清代关中交通地理研究》；编号：S202010697179。

清代关中南北向道路交通研究
*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贾淋婕，聂炜鑫，曲彬滨
摘要：清代陕西是沟通华东、西南及西北之枢纽。

清廷以“秦居天下上游”而重视该区交通建设。

经过二百余年建设，形成了以关中为核心，向东西南北延伸的七条主要道路和众多小路分支，其中南北向道路主要有三条，北通延安、榆林，东南达商洛、荆楚，西南连汉中、四川。

研究南北向道路的建设发展历程、承担的功能等方面，可以更深刻体会关中及所沟通地域的城市经济，同时也可以管窥王朝政策对道路建设和道路配置的影响。

关键词：清代；关中盆地；道路；驿站中图分类号：C91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595（2020）41-0060-0003
关中自古以来即是兵家必争之地。

至清代，清政府出于控扼西北的需要，对关中地区的道路建设尤为重视，广设铺递、驿站，东西横贯关中盆地，西连甘青，东达中原。

而南北走向亦有通过连云栈道北上直达榆林边墙。

但以往研究大多集中于道路交通史以及商路的研究，缺乏从历史交通地理的角度分析道路的走向、兴衰，并研究其变化的自然、社会原因。

此前我们已经针对清代关中东西向交通道路做了研究，因此本文立足于清代三个时期的《陕西通志》，从历史交通
地理学角度，在梳理关中盆地南北向驿站与道路变化的基础上，研究清代关中地区南北向道路的建设和发展。

一、沟通陕南等地的四川官路
四川官路关中段地势平坦，呈东西走向，其起于西安府长安县，西50里至咸阳县，西南行50里至兴平县，兴平县向西90里至武功，向西60里至扶风县后西行60里至岐山县，后向西50里至凤翔县，凤翔县西南90里经宝鸡县。

其驿站及马匹马夫配置具体如表1。

宝鸡陈仓驿向南过大散关后进入“连云栈道”，道路逐渐崎岖难行。

其行程为宝鸡陈仓驿西南行驶80里至宝鸡东河驿，后西南90里至汉中府凤县草凉驿，草凉驿西南70里至凤县梁山驿，梁山驿南50里至凤县三岔驿，后南下80里至留坝厅松林驿，经松林驿南80里至留坝厅留坝驿，南行40里至武关驿后南行50里至褒城县马道驿，马道驿南40里至青桥驿，后南行50里至开山驿。

其驿站马匹马夫配置如表2。

通过两个表格的变化可以看到四川官路
表1
陕南等地的四川官路 驿站及马匹马夫配置
表2
驿站及马匹马夫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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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安府至汉中府段驿站配置数量多且变化稳定。

四川官路是连接关中和陕南，西南地区与京城的重要路段，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连云栈道”的修建，“连云栈道”由唐中后期常用的褒斜道发展而来，“栈道由宝鸡进，至褒城，为连云栈，即北栈也。

”[1]北栈相比秦汉褒斜古道地理环境相对优渥，但是北栈依旧经过鸡头关、阎王砭等山高水深的险要之处，明以前，栈道多是在崖边插木建立，道路险阻且由于时间久远、战火影响，木质栈道早已损毁难行。

明代开始改栈道为碥路，清代因之，康乾直至嘉庆时期，陕西巡抚贾汉复、总督葛思泰等对北栈进行多次修建，木板变石路，满足了当地百姓的基本诉求同时也地区往来更加方便。

四川官路的通畅让中央可以更好、更快了解边疆形势。

康熙五十七年两次准噶尔部侵藏，乾隆五十三年和五十六年两次廓尔喀人入侵西藏及康熙十二年撤藩后三藩之乱等多次发生在西南地区的叛乱严重威胁王朝和边疆稳定，康熙、乾隆多沿着四川官路出兵平定叛乱，除军事战争外，雍正朝“改土归流”政策实行和西藏喇嘛使团进京朝觐等方面四川官路都起重要作用。

喇嘛入京道路之一是沿四川官路达陕西后于西安府转皋兰官路进入京城。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乾隆时期《陕境蜀道图》“果亲王牌楼”的描绘则是对雍正时期果亲王从京城到山、陕后沿四川官路送喇嘛回藏的印证。

可以说四川官路在军队出兵、政治朝觐、商队交往等都起到联通西南的重要作用，多样的功能使得四川官路配置
充沛。

纵观清代，四川官路关中和北栈段变化
较稳定，虽有所减少但配置依旧丰富。

这是
因为西行的官马大路作为陕西境内的主干道
随城镇沿渭河北岸设立，该地区地势平坦，
城镇较多，经济较发达，道路交通差使繁多，
功能多样。

同时连云栈道的不断修建提供了
入蜀、入西南的重要途径，来往商队、文书
递送必不可少。

但表格中的驿马、马夫和县
马数量多为驿站设立之初的原额，并非实际
可支配的数量，这和中央裁剪与地方拨协有
关。

《乾隆咸阳县志》记载咸阳渭水驿在康
熙二十四年配置裁四留六，驿马余留七十二
匹，马夫三十九人，“兵部议查咸阳渭水
驿居省会之西，为四川临巩，总由大路差
使繁多，定凭极卫，今议驿马八十，马夫
四十。

”[2]驿站配置的拨协去向多是怀远县、
镇安堡、永寿等堡县，拨协的时间主要集中
在清代中前期，其中雍正十年每个驿站都有
拨协他地的记录。

这种拨协和裁剪行为一方
面是政策体现，一方面是军事形势体现。

“雍正八年添设边塘共二十九处，马六百零
八匹”[3]，这些马匹补给需从陕西地方调配，
因此配置充足的四川官路将部分马匹拨协边
塘。

而康熙、乾隆时期向陕西西北路驿站及
北路驿站拨协的情况往往是为短期军事活动
进行交通保障。

《重修凤翔县志》记载凤翔
岐阳驿站经康熙至乾隆帝九次奉交裁留或拨
协调动终剩下驿马五十九，马夫三十三，县
马五，扛夫七十。

如康熙二十九年和三十六
年均拨协至延绥镇安堡，而康熙二十九年“噶
尔丹兵侵喀尔喀迭……癸卯，上亲征……”[4]
后康熙三十五和三十六年再次出征，平乱分
“三路出师，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出东路，
费扬古出西路，振武将军孙思克、西安将军
博霁自陕西出镇。

”[5]
陕西在派兵的同时，需要有对应的信息
传递和物资运输，因此康熙二十九和三十六
年对于陕北的拨协与军事原因不无关系。

由
此看出官路在西北或北方战争频发时，通过
拨协起到了保障北路和西路军事信息物资传
递作用，而驿站配置数量的减少也说明对该
道路驿站拨协要求的减少和西北、北方边境
的安定发展。

二、通往陕北地区的官路与僻路
北路作为关中通向陕北，控扼内蒙的唯
一一条主要官路，其政治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大致走向为从西安府向北出发90里至三
原县。

再80里至耀州，此后即进入陕北高
原和关中平原的过渡地带——北山山脉，向
北蜿蜒曲折行进，70里至同官县，90里至
宜君县，再穿过横亘东西之桥山至中部县。

而后沿洛河北上70里至洛川县，又70里至
鄜州，最后行180里，途中行90里过甘泉县，
而后至延安府肤施县，分两路，一路向北，
经延长、清涧、绥德、米脂抵榆林，另一路
沿西北行，经安塞至靖边县。

驿站马匹马夫
配置如表3：
终清一朝，从时空两维度来看，一方面，
北路驿站的配置十分突出各区域的层次性。

关中地区、关中—陕北的过渡地带、陕北地
区的驿站配置基本呈现逐级递减的趋势。

表3
陕北地区的官路与僻路 驿站及马匹马夫配置
表4
联通荆楚之东南孔道 驿站及马匹马夫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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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驿站人员配置也是逐渐减少。

此外，按照清制，驿站每六十里设一处，而在北路基本延长至70里甚至90里设一站。

而造成上述问题原因的主要在于三个地区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以及当时沿边整体职能转变。

三原县地处平原，土地肥沃，因此驿站基本配置依照关中。

再者，三原“为关中要邑，集四方商贾重货”[6]之地，道路四通八达，其驿站的设置不单只考虑关中通延安一线，更多是考虑三原东西向道路的建设，比如清代商人除了传统的由潼关入陕的路线外，又可由朝邑县大庆关渡黄河入陕，经同州至三原。

耀州、鄜州两直隶州为主的过渡地带和陕北延安府的肤施县、甘泉县，皆地处群山之中，沟谷涧壑险阻，道路走向大都沿山沟或河谷。

因此只有南北向的官马大路，其余皆是山野僻路，而此条南北向的官马大路也未很好地维护修缮，舟车不通，也就无怪乎此官马大路地位相较于其他官路逐渐下降。

地位下降的另一原因在于陕北地区整体职能的变化，康熙平定准噶尔后，蒙古诸部相继安稳，雍正八年，榆林卫改为榆林府领四县，标志延绥地区从明代九边军事重镇逐渐转变为理民事的统县单位。

回顾明朝，明设此条官马大路的初衷更是军事方面的考量，因此除了短期的军事活动所需关中等地的驿马拨协外，在北境安定时，无须大量人力物力修缮。

另外陕北与关中的联系其实并不紧密，从交通建设来看，黄河陕北一段被两岸高崖束缚，河道较窄，因此沿黄大约有十数个渡口，故陕北与山西的交往更是尤其密切。

如此，陕北与关中在清后期只是多为政府公文的往来，那么衰落也就是必然的。

可以说因边境兵事而兴，因口外安定而衰。

耀州—宜君段与其余各段又有区别。

同官虽无他土产，但“间有负土产营贩他处者，如各窑窠之煤炭，陈炉镇之瓷器”。

[7]所以耀州有许多人从事煤炭转运买卖，“畜驴赴北山宜君、同官各处煤场驮炭赴三原一带发卖并有购买骡马余省垣，驮送官商货物远赴他省者。

”[8]
而途中往返最为便捷必然是作为官马大道的北路。

因此，北路的这一段，一度因此繁盛，但随着煤炭的逐渐的枯竭，也必然走向衰落。

此外，由关中通往陕北还有一条较为重要的道路，从西安出发，沿东南官路，经蒲城分东北至蔡邓渡洛水至韩城。

再由韩城向北，攀神道岭至宜川、延川、延长诸县直至边墙，但此路“崎岖难行，不通车骑”[9]且从渭北开始就要攀塬爬坡，过韩城以后沿途城镇稀少，因此只是僻路。

三、联通荆楚之东南孔道
西安府东南出行90里至蓝田县，蓝田
县东南至商州210里，此为清代商州官马支
路。

商州下辖四县分别为雒南县、商南县、
山阳县和镇安县。

商州东北至雒南县90里，
雒南县东北至潼关驿150里，为驮道，此路
通中原。

商州东南至商南县50里，商南县
总铺在县治前，至商州武关铺25里，途径
龙驹寨接河南淅川县，为武关道。

另外，
由商州南至山阳县120里，山阳县再南至湖
广郧西界120里。

以上道路均用作传递公文
邸报。

其整体驿站与人员配置如表4：
商州武关道又名“商山道”“商於路”，
是西北通东南的捷径，蓝田关险峻雄伟，
出蓝田关需越七盘岭，七盘岭道路陡峭，不
便通行，尤其对运输大宗货物的人马不利。

乾隆十四年蒋文祚对七盘坡修治，且对灞水
实行水陆交替运输，蓝田至商州道路路况转
好。

武关道大部分路段是沿丹水北侧行走，
夏秋江水上涨，经常冲毁道路，曾多次进行
修治。

[10]《罗公碥记》记载商於路“万山
稠险，往来者人马俱困，故多纡道以避。

”[11]
这一情况直至乾隆年间逐渐好转，尤其是在
“罗公碥”修建完成后，碥道扩宽到七八尺，
平坦宽阔的道路既方便了行人又为溯丹江水
而上到龙驹寨转陆路运输提供了便利，让陕
南的茶叶、布匹、药材、木材可以选择走经
商州翻秦岭赴蓝田的道路。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武关道是水陆相兼的
运输模式，而龙驹寨在此间起到水陆转运
的关键作用，它不仅是丹江和武关道水陆交
汇的枢纽地区，也是军事要塞,被称为“陕
南屏障”。

由于官方多次疏浚河道、修整陆
路、改善交通，它成为货物集散转运的较大
的商镇。

在关中遭遇自然灾害，发生饥荒
的时候，官方多次走此路运输粮食至关中。

如康熙三十二年，从湖北襄阳府城出发，
过汉江，经谷城、光化、均州之小江口，
从小江口到河南内乡，经淅川荆子关进入陕
西商南的徐家店，过竹林关到龙驹寨，由
龙驹寨转陆路到商州，过秦岭铺、蓝桥、狄
寨嫄，后由蓝田到西安。

从襄阳到龙驹寨，
水路有八百七十余里，龙驹寨到西安陆路约
有三百七十里。

[12]
该路交通便利、水运成本较低，商人们
在该路上进行的商贸往来推动民间商旅的发
展。

而人口的流动与迁移对该地经济发展发
挥较大作用，官方组织的湖广移民以及民间
自发的流民进入陕南地区，开发山区，发展
土特产贸易；开垦土地，生产玉米、马铃薯
等经济作物，推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由于
汉口港的繁盛，促进了陕西与湖北、河南等
的经济及文化交流，但在京汉铁路以及长江
轮船航线开通后，这种交通方式的变革和交
通路线的改变使商路也发生了改变，本来受
汉口影响包括龙驹寨在内的沿路城镇的经济
也随之衰落。

四、总结
从清代关中的南北向的交通布局来看，
既有官马大路和支路作为主干道，向北快速
联通陕北至鄂尔多斯，向南加强四川乃至前
后藏地区与统治核心区的政治、经济沟通，
同时又有小路、僻路作为主干道的“毛细血
管”进行补充和分流。

细分下来，关中北路
主要承担官方的政治、军事文书交流沟通，
东南路以龙驹寨为水陆码头，主要承担货运
转送和商贸往来，通往汉中的南路则两者兼
而有之。

而清代关中的道路交通建设与变
迁，也从来不是某个单一因素影响决定的，
是国内大气候与区域小环境多因素综合而导
致的。

既受国家统遏西北、西南的政治军事
等上层意志大环境影响，同时又受区域小环
境的影响，包括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正是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关中乃至陕西网络状
的道路交通各具其职能，为地方政治、军事、
经济发展和区域沟通联系发挥重要的作用。

注释
1至于第3列清末显示过渡地带与陕北
基本相仿，甚至略低，原因一方面在于是《续
修通志稿》所援引数据的时代上略有差异。

另一方面，北山地带尤其是耀州、同官至清
末也逐渐衰落。

参考文献
[1]严如熠主修,郭鹏校勘.嘉庆
汉中府志校勘卷一[M].西安:三秦出版
社,20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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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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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渊阁《四库全书》553册[M].台北:台湾
商务印书馆,1986:83.
[4][清]赵尔巽.清史稿卷七[M].北
京:中华书局,1977:229.
[5][清]赵尔巽.清史稿卷二八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0144.
[6]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
8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444.
[7]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
27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554.
[8][清]卢坤.秦疆治略·耀州[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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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府[M].清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51.
[10]王开.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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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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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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