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表决机制的分类

国际组织表决机制的分类
国际组织表决机制的复杂性，需要我们进行适当分类。

本文将采纳两个因素作为分类依据：表决权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votes），决策规则（the voting rules）。

一、表决权分配
表决权分配，亦即一名投票者有多少票表决权。

在人类历史中，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间，要远远长于实行民主政治的时间；即便是那些很早就试行民主制度的社会，依然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拥有表决权。

即便今日，大部分国家都在宪法中规定了表决权的不平等分配，某些国家机关中，各群体所占议席，并非与其人口比例完全对应——比如，为了加强制衡，几乎所有国家的参议院，议席都有意不按人口分配；部分国家还特意为妇女、少数民族等群体保留特定数量的席位。

在强权政治盛行的国际社会，平等的实现程度，比国内社会更低。

故而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主权平等”的实现程度，恐怕从来就不曾达到伍德罗•威尔逊所设想的地步；这在表决权分配上也自然会有所反映。

（一）平等分配
在法理上，只有“一国一票、票票等值”，才符合主权平等原则[1]，很多国际组织的席位分配，都基于现代国际法的这一假定。

然而有时候，只在乎主权平等而完全忽视其他因素，却又可能与人人平等相冲突。

试想，在联合国大会中（UNGA），不足八百万人口的洪都拉斯，与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或者仅仅一万五千人口的帕劳一样，都只享有一票表决权，这种情形，很难让人相信还是“平等”的。

除此之外，主权平等这一原则，终归与强权政治的现实格格不入[2]，话语中制造了太多“平等”的假象，可能会激发一些不应有的期待，在某种程度上，这反而不利于国际社会的稳定。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差别，才导致了诸多“加权”表决制涌现，以修正某些不切实际的“平等”。

然而，“主权平等”依然是四百年来国际法的基石。

在实践中对该原则的任何修正，也只能是以一种平等来代替另一种平等；完全不顾及任何平等的修改，则恐怕很难长期推行。

（二）加权表决
加权表决制涉及三方面：投票人、权重、通过门槛（the players，the weights and the quota）。

投票人可以表示为（P1，P2，...，Pn），其中n为所有投票者的数量；权重（weight，w）指每个投票人所拥有的票数；通过门槛（quotas，q）则指通过一项决议所需的最少票数，这一数字必须介于50%和100%之间。

每一个加权表决系统，都可以表示为[q：w1，w2，...，wN]。

假定有一个[6：5，2，
3]的表决系统，第一位投票人的支持，是任何决议获得通过的前提，亦即此人拥有否决权；而在一个[10：11，5，4，3]的系统中，第一位投票人则可以独断专行。

至于其他几位，即便票数比别人多，其实表决权也是形同虚设，比如在[8：4，4，2，1]系统中，第三位投票人的票数，是第四位的两倍，但他们二人其实都只是花瓶而已[3]。

加权表决制中，加权的依据可能是人口多寡，也可能是经济实力、股份持有或者其他因素。

在实践中，各国权重是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排列的，其等级制的本质一览无余。

这种表决制度多见于经济性国际组织，但绝非仅限于此。

在欧洲联盟（EU），各国的席位，就是大致按人口分配的。

当然，比较知名的例子还是在经济性国际组织中，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IBRD）都采纳公司治理模式，各国股权大小，则大致按其战后初期的经济实力分配[4]。

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美国，过去在两个组织都拥有将近三分之一的股份，如今也拥有16%，然而决议通过却需要85%的赞成。

其实，加权表决制引来诸多非议，往往是因为其加权的标准被认为有失公允，而非不平等本身。

不平等存在于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加权表决其实更能反映这种现实。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加权才是“合理”的？回答这一问题，也许不仅需要硬实力来推行规则，往往也需要软实力来增强说服力。

强权塑造公理，但不代表公理就完全任强者摆布，一国在加权体系中究竟应该享有多少票，不可能偏离其真实实力太多。

也许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加权系统，表决权能够大致与各国实力相当；设定的通过门槛，不至于单一一个国家就足以否决任何提案，就大致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

（三）集团表决制
当今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议会，都实行两院制[5]，其目的在于防范一院制滋生多数暴政。

两院制下，一项议案通过，需要两院均以多数赞成。

传统上，两院制是为了在精英治理与人民主权之间寻找平衡，两院大多由不同的社会等级构成；如今受到广泛青睐，也因为其与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匹配得堪称天衣无缝。

全球直接民主可望而不可即，国际社会的“选民”又不足200，这种情形下连代议制都纯属多余，更遑论两院制之类的配套设计。

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全球化大潮的冲刷下，南北差距有增无减[6]，穷国与富国的利益诉求几乎截然对立，这与国内社会中的阶级分化颇为类似，对于某些着眼经济事务的国际组织，实行两院制，至少是集团表决制，或许更能平衡各方利益，在民主与强权之间达成折衷[7]。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已经在这方面实践了很多年。

二、决策规则
表决权分配解决了每人能投票多少票的问题，但究竟需要多少票才能通过一
项议案，这一问题需要另一项内容来解决：决策规则。

常见的决策规则如下：
（一）多数通过
在国际组织中，最常见的是50%通过，亦即简单多数（simple majority）。

如果是一国一票，那么这种决策规则下，一般没有任何国家能单独否决提案；然而，也恰恰因为这一点，简单多数有时也会让一些强国不满，因为它们几乎无法通过正式渠道，去阻止它们不喜欢的议案获得通过[8]。

有时国际组织会要求绝对多数（absolute majority，extra ordinary majority），较为常见的是三分之二以上。

这一机制的目的往往在于维持现状——至少是在某些问题上如此。

在接纳新成员、修改宪章、议定敏感的集体行动等重大事项上，国际组织多半也会这样要求。

当然，在一些国际组织里，绝对多数不是对特定问题的特殊要求，而是对所有问题都要求如此。

例如在欧盟委员会，一项决议要想通过，其获得的赞成票，必须足以代表55%以上的国家和65%以上的人口，门槛如此之高，各国保持现状、留恋主权之心溢于言表。

而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除了要求五大国一致之外，还必须得到9/15的支持（1965年之前是7/10）。

（二）全体一致
在某些情况下，国际组织要求全体一致（unanimity）才能通过提案，这种规则意味着每个国家都有否决权，每个国家都可以让它不喜欢的议案胎死腹中。

全体一致对表决而言十分消极——采纳这种规则，与其说是为了让决议通过，不如是为了防止决议通过[9]。

实行全体一致的国际组织，最著名的当属欧佩克和国际联盟了。

在某种意义上，全体一致与主权平等最契合，甚至在某些学者眼中，全体一致就是国家主权的同义词[10]；在一战之前，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和多边会议，都实行全体一致[11]。

另外，还有支持全体一致的学者认为，国际组织只有按照主权平等原则建立，才能保障其决议的执行——毕竟国际组织自己没有执行决议的能力；而主权国家，也只会遵守它们认可的决议[12]。

然而，国际联盟因为全体一致而近乎瘫痪，这一教训让后辈们不敢再轻易用之[13]。

不仅历史教训在这儿摆着，学理上也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全体一致是一项好制度，一项针对美国国会的研究就证明：通过操纵议事顺序而达到全体一致，其实也并非难事[14]。

（三）反向一致
实现民主，往往得以牺牲效率为代价；通过决议的门槛越高，组织的自我改良就越困难难。

可能正是因为以上种种考虑，一些全新的决策规则被设计出来，本段我们将要说的反向一致便是一例。

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DSB），创造了全新的反向一致规则：若争端双方协商失败，起诉方便可提请设立专家小组审查案件；除非DSB所有成员一致反对，否则专家小组都会设立（WTO，1994，DSU 6.1）；而专家小组调查后提交的报告，除非DSB所有成员一致反对，或者当事一方提起上诉，否则都将予以通过（WTO，1994，DSU 16.4）；但即便上诉，除非DSB所有成员一致反对，否则上诉机构（the Appellate Body）的报告都将被接受（WTO，1994，DSU 17.14）。

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出现过一次一致反对的情形[15]。

最终裁定生效后，DSB会督导败诉方修改其相关法令、政策，以不再与WTO 规则相抵触。

这在性质上还不算“处罚”或者“赔偿”，但如果败诉方在合理期限内仍无实质改正，DSB就要授权胜诉方采取报复措施了。

然而现实中，走到授权报复这一步的很少，所有的WTO成员国都能“自愿”地及时履行DSB裁决[16]。

然而，民主才是共识的基础，绝大部分国际组织，都不愿意为了效率而如此地牺牲民主。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如要在效率与民主之间寻求平衡，多数通过是最好的（至少是最不坏的）选择[17]。

另外，WTO的反向一致，还有一个致命的bug：原告和被告都可以派遣一人参加DSB，我们很难想象他们会反对同一样东西。

结语
依据前文两节所述，本文现将表决机制做如下分类：
图表1表决机制分类
当然，这种分类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①联合国安理会（UNSC）的表决权分配，究竟是不是“加权”？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拥有否决权，但却都只有一个席位，这和我们常见的“加权表决”很不同。

大部分学者倾向于将其定性为加权表决[18]；但也有一些则不以为然，认为只有各方席位不等才是“加权”表决[19]这种标准，安理会中各国平等、但有些国家更“平等”则不属于加权。

另外，安理会的决策规则要求五大国一致（事实上默认即可），这样的决策规则，既像特定多数，却又包含全体一致的某些因素。

②协商一致：很多学者，认为协商一致也是一种表决机制[20]，甚至有人断言，《马斯特里赫特协定》第9条的生效，协商一致，作为表决机制，已经被国际法正式承认[21]。

然而，这种结论恐怕过于武断，协商一致是指“不经投票没有任何反对地通过案文”[22]，这种机制，倘若严格要求协商一致，那就是全体一致，不必再另行分类；如若要求不严，那就是另外的决策方式，而很难称为“表决”。

即便是明确列出协商一致的《马斯特里赫特协定》第9条，实际也规定，如若不能取得协商一致，仍将诉诸一国一票多数通过的表决。

参考文献：
[1]Shaw，Malcolm N.，International Law（5th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834.
[2]阎学通：《荀子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及启示》，《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1期，第143页。

[3]Tannenbaum，Peter，Excursions in Modern Mathematics（6th edition），New Jersey：Prentice Hall.2006，pp.48-83.
[4]各国配额大小，参见http：///wiki/IMF 和http：///wiki/World_bank
[5]见http：///wiki/Bicameral#Examples
[6]Russett，Starr & Kinsella，World Politics：The Menu for Choice（7th Edition），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3，p.444.
[7]尽管其决策时并非按集团进行表决，各集团间也不存在相互制衡，国际海底局理事会（Council of ISA）的集团分配方式仍然很值得一提（Article 161 of UNCLOS-1982）；此外，还有些学者还提出了关于集团表决制的具体设想（如田曼莉、陈元芳：《集团协商表决制——国际组织表决机制的新思路》，《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8卷第2期，第62-65页）。

[8]Blake，Daniel J.& Autumn L.Payton，Decision Making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n Interest Based Approach to V oting Rule Selection，2009，p.5.See in http：///intranet/rip/papers/BlakePaytonRIP.pdf
[9]Blake & Payton，2009，p.5.
[10]Morgenthau，Hans.Kenneth W.Thompson eds.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6th edition），New York：Alfred A.Knopf，1985，p.331.
[11]邵沙平、余敏友：《国际法问题专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2-163页。

[12]Maggi，Givovanni & Massimo Morelli，Self Enforcing V oting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03，p.2.See in http：///files/econ/self_enforcing_voting_in_intl_orgs.pdf
[13]Lane，Jan-Erik，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alyzed with the Power Index Method，CSGR Working Paper.No.181/05，2005，p.4.See in http：
///1922/1/WRAP_Lane_p18105.pdf
[14]Dahm，Matthias & Amihai Glazer，Repeated Agenda Setting and the Unanimous Approval of Bad Policies，2010，p.20.See in http：///files/papers/SAEE/2010/271/DAHM_AgendaSetterRepeated.p df
[15]见http：///wiki/Dispute_Settlement_Body
[16]谈毅、金玥瑶，2011年，第54-56页。

[17]Blake & Payton，2009，p.5.
[18]如Blake & Payton，2009，p.4、Strand & Rapkin，2010，p.2、张贵洪，1999年，第52-53页。

[19]阎学通、阎梁：《国际关系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7页。

[20]如Payton，2010，p.3；Ǻslund，2010，p.52；李浩培，1988年，第52-53页；邵沙平、余敏友，2004年，第126页；李秋容，2005年，第86页；余锋，2007年，第231-232页。

[21]王军敏：《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的协商一致原则》，《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3期，第89页。

[22]Suy，E.，1977，pp.247-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