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皇权思想

试论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皇权思想
【内容提要】本文以幕府末期日本思想界的皇权思想为研究线索,探讨幕末时期的皇权思想在明治维
新前后的思想变化过程及对明治政权的影响。

【关键词】
天皇制
幕府
皇权思想
吉田松阴
历史研究
·
刘尧
四川师范大学
德川幕府晚期,日本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中,外有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内部幕藩领主制弊端丛生。

为应对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日本有志之士进行了不懈地努力。

日本是个传统的皇权国家,但是长期以来皇权受到了以将军为首的幕府的压制。

为了推翻封建腐朽的幕藩统治体制,幕末皇权思想开始兴起并得到广泛传播。

本文将以幕末的政治斗争为线索简单的探讨幕府晚期的皇权思想。

一、幕末皇权思想产生的背景
幕末日本严重的社会危机是皇权思想得以发展起来的重要因素。

1853年7月8日,美利坚合众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军舰来到日本江户湾的浦贺,带来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国的国书。

德川幕府当局看到佩里的强硬态度与过去的外国使节不同,觉得非同小可。

幕府阁僚官员紧急集会商讨对策,以海防挂和浦贺奉行所相关人员多以海岸防御力量薄弱为理由,倾向于接受美国国书,然后也有主张拒绝的强硬论调,幕府会议一时难于做出结论。

而这时佩里则在江户湾内进行了示威性的测量活动,一时间,江户城一片混乱。

幕府终于下定决心,以日本明年递交回信为条件,接受了美国的国书。

此时,德川幕府锁国的国策实际上已被冲破。

西方列强前来叩关之时,正是日本封建制度腐朽衰落,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时候。

幕藩体制下的基本矛盾———封建领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日益腐朽越来越尖锐化。

在“既不让其死,又不让其活”
1
〇的封建剥削下,农
民不是造反就是饿死,起义次数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农民起义的革命风暴与城市无产者互相配合,猛烈地冲击着幕藩体制。

德川幕府处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保护以年贡米为基础的封建剥削形式。

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仍然迅速地浸润着封建领主的墙基,高利贷商人的金钱可以买到武士的尊严,农村中豪农豪商等暗中兼并土地,商品经济的活跃和许多地区越来越多地出现的工场手工业,也在顽强的冲击着腐朽的封建桎梏。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幕藩统治者却越加昏庸腐败,骄奢淫逸,下级武士由于其微薄的俸禄被“半知”或者“减知”(减俸或支付俸禄
的一半)而“恨主如恨敌”
2
〇,封建统治阶级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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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崩离析,日益瓦解。

德川幕府屡次改革亦如杯水车薪,未能挽回颓势,而西南几藩却经过“天保改革”3〇,在藩内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顺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进行走私贸易(如萨摩藩)而强大起来。

这部分实力派大名要求取得对幕政的发言权,打破幕府独裁的一统天下,分享幕府对经济和贸易的垄断权,幕府与雄藩的矛盾不断尖锐。

而随着幕府统治能力的衰朽,公家和武家的矛盾也开始发展,天皇、尤其是天皇周围的公卿们跃跃欲试,企图插手内政外交事务,恢复昔日的权力。

上述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无法解决矛盾的幕府成为众矢之的。

这时来自欧美列强的外部压力又形成了日本民族与欧美列强的民族矛盾,造成了日本的民族危机。

德川幕府内外交困、岌岌可危。

1854年幕府在巨舰重炮的威逼下,先后与美、英、俄、荷等国订立了“亲善条约”4〇,下田、长崎、箱馆等港口相继对外开放,更加激起了各个阶级对幕府的不满。

在这一旷古危机中,长期以来身居冷宫的天皇在各种政治力量的拥戴下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此之前,天皇仅仅相当于一名由幕府分给12万石左右领地的封建领主,与大名之间的来往也要受到幕府设置的“京都所司代”的监视。

在幕府发布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5〇的严格限制下,天皇只是作为一种传统的权威,作为“国粹而存在”6〇,在政治上毫无权力。

1853年佩里叩关以后,幕府首席老中阿部正弘破天荒地向天皇及诸侯征询对策,并将诸侯的意见奏报天皇。

翌年12月,幕府又以天皇朝廷的名义,发布了毁钟铸炮的“太政官符”7〇。

就这样,以对外防务问题为契机,天皇在幕末的政局中获得了干预政治的权力。

欧美列强的压迫,激发了日本人民的爱国精神,幕府屈从列强压力,引起国内人民的愤慨。

而这一时期作为日本民族象征的天皇地位的提高,孝明天皇及朝廷中公卿们激烈的攘夷态度,在客观上起到了团结和号召全体人民尤其是爱国志士、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作用。

于是,“尊王攘夷”、“尊王倒幕”思想就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成为号召日本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一面旗帜。

二、幕末皇权思想的理论渊源
尊王思想的理论渊源,经历了由早期的水户学的思想到后期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皇权论”思想。

1.水户学派的皇权思想。

水户学派从德川光国编撰《大日本史》开始,历经230多年,是封建社会的“官学”朱子学派的变种。

后期水户学在思想上兼采儒学、神道和国学诸家学说,以宣扬大义名分,尊崇皇室为其理论特征。

水户学倡导的“尊王攘夷”论基于朱子学的“大义名分”、“华夷内外”的观点,竭力维护幕藩体制。

水户学者不承认西方各国技术与社会制度的先进,完全无视日本已经落后于西方的现实。

他们虽然也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军事威胁,但却仍然认为“耶稣教”是最大的威胁,强调“彼其所恃以逞伎俩者,独一耶稣教而已”8〇。

应该看到,基督教传教士在早期西方殖民活动中确实起过先头兵的作用,但在19世纪列强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之后,以巨舰大炮为主的炮舰政策成为主要侵略方式。

所以,日本所面临的已经不单纯是什么道德危机,而是由于军事实力悬殊造成的民族存亡危机。

但水户学者认为,既然外患主要是道德危机,就要靠道德的批判去解决。

按德川齐昭的说法就是“明神皇之大道,据夷狄之邪教,为海防之要也”9〇。

德川齐昭认为“国体以之尊严,苍生以之安宁,蛮夷戎狄以之率服”10〇,只要团结在天皇的“皇道”之下,西方侵略者就会自然屈服。

为此,需要人们“奉神州之道,资西土之教,忠孝不二,文武不岐”,这样才能达到“神皇在天之灵亦将降鉴焉”11〇。

会泽正志认为:“明夏夷之邪正”,“务在明国体”。

12〇这里的“明国体”,就是宣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企图通过对内鼓吹本国制度与文明的“纯洁性”来克服外来危机。

他们将天皇所谓“万世一系”的神圣性作为日本民族独立与尊严的象征,为日本民族至上论寻找理论根据,以此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觉醒。

会泽正志的《新论》一书,将儒学的秩序说,名分说和忠孝观,与神道和国学者所信奉的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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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综合在一起,力图使尊王和锁国攘夷论更具有权威感,以期达到“远夷狄,使神国之人恶夷狄,夷人怨神国”
1
3〇的目的。

水户学者的主张,主要就是尊敬天皇和锁国攘夷。

逐渐迫近的列强的压力,使水户学者从幕藩体制中产生了“夷狄观”,从而形成了与之相对应的“尊王攘夷”思想。

因此,后期水户学的特点就是宣扬尊王攘夷,为改革国内政治造成了声势,更重要的是,它在幕末对草莽志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虽然尊皇思想其本意是要忠于幕府之上的天皇,维护封建皇统以及与皇权思想相联系的封建等级制度,但是后来的维新志士借用尊皇思想作为否定幕府统治的依据和推翻幕府的旗帜。

幕末早期的皇权思想多带有盲目排外性质,这与日本逐渐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大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一时期的皇权思想家们多从维护日本“皇国”的正统性和日本民族的纯粹性出发,极端的排斥外国势力的入侵,蔑视外国人。

这对于抗击外国侵略是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但是,这种无视日本国自身的种种问题一味的排外偏激的思想并不能帮助日本真正独立自强起来,只不过是封建传统等级观念的继续。

2.吉田松阴与“皇权论”。

在国学和水户学之后宣传皇权思想挑大梁者,
是一批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

他们在目睹了德川幕府的无能统治之后,结合当时传入日本国内的西方先进思想,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被称为“明治维新的先驱”的吉田松阴。

吉田松阴的“皇权论”思想集中地体现在《讲孟余话》中。

他坚信“自国常立尊,经各代诸神,至伊邪诺尊、伊邪冉尊,育出大八州国及山川草木人民,又育出天下之主皇祖天照皇大神”
1
4〇。

松阴以此来教育弟子,目的在于令其“感
激之心悠然而兴,报效之心勃然而生”
1
5〇。

松阴以
孟子的“忠孝节义”思想为依据,谴责幕府的卖国行为,指出国家之所以沦落到如此境地,完全由于“幕府和诸藩将士皆心术不正,不能为国家为忠义而死”
1
6〇。

松阴主张“国家夷狄之事固为君相之职,但凡生于神州者,普天率土之万民皆应引为己之职分”
1
7〇。

松阴还主张“普天率土之民皆
以天下为己任,至死以仕天子,不以贵贱尊卑为隔限,此乃神州之道”
1
8〇。

吉田松阴的“皇权论”
主张人人平等,直接向天皇效忠,是对幕藩封建体制的否定,具有反封建的思想因素。

借用儒家思想,以重新解释儒家思想的形式来表明反对封建专制独裁,反对幕府的卖国政策,将日本国家起源的神话作为维护民族独立,改革幕藩体制的理论依据,是吉田松阴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

这种在儒学、神学皇家思想中寻找变革或革命的理论依据,并非松阴所创。

1837年大盐平八郎领导农民和城市贫民举行武装起义时,就提出了“一切遵照神武天皇的政道,实行宽宏大量”
1
9〇的政治改革的要求。

当然,在吉田松阴的思想中,还有许多封建思想的残余。

“岂能忘本藩之恩,天朝之德”的
封建君臣思想,使他狂人般的鼓吹忠君爱国。

从他所策划的反幕行动及其理论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提出成熟的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思想,而主要是以“勤王”和“诛杀奸臣”的形式表现出来。

吉田松阴思想的这种局限性和上述具体的历史现象表明,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尚未产生成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在吉田松阴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已经包含了一定的改革因素。

他清楚的认识到封建幕府的统治已经病入膏肓,他认为“当今之世界如旧屋颓厦”,必须“兴起一场大风将其颠覆”,然后“代朽楹、弃败椽,杂新材而再造者方为美观”,反对“抽调腐朽的一楹一椽以支数月风雨”
2
0〇的点滴改良。

然而,松阴的改革思想的萌芽未能发展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而是在他“天下乃天朝之天下”的“尊王”思想的体系内窒息了。

尽管他提出了一些要求“自由”
“平等”的反封建的思
想口号,但是由“万世一系”的天皇来代替德川幕府统治的“尊王”思想却使他与资产阶级“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义思想格格不入。

吉田松阴的理想国是封建社会末期的专制主义君主制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国家。

这正是吉田松阴作为一名封建制度的改革派思想家的局限性,同时也是当时日本社会所有思想家共同的诟病,这与日本资本主义并不发达,民族资产阶级实力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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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有着重要关系。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渊博学识、敏锐的洞察力和温暖的人类爱的天生的指导者”21〇吉田松阴,却在1858年的安政大狱中被幕府残忍的处以死刑。

但是,他的思想并没有跟着他一起消失,反而得到了更多的有志之士的继承和发展,成为了指引日本社会变革的一盏明灯。

三、尊王攘夷时期的皇权思想
尊王论是尊崇天皇的思想,确立于江户幕府初期,同时又是与儒学的大义名分论相结合而保持封建身份制的思想意识。

到了江户末期,后期水户学和平田国学更强调了天皇的权威。

尊王论在初期,并没有倒幕的意思,甚至可以说有尊王敬幕的作用。

攘夷论是德川幕府末期,反对与外国通商、主张击退外国的封建排外思想。

它源于儒学的华夷思想,是区别本国与夷狄的名分论的思想。

但是在幕末,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日本,使尊王论与攘夷论结合起来,尊王攘夷运动的性质也起了变化,开始否定幕藩领主制的合理性,反对列强的侵略,具有了民族统一的方向。

1858年大老井伊直弼不等天皇敕许,就屈服于列强,签订了《安政五国条约》,变攘夷为卖国
投降。

制造安政大狱,残酷镇压了尊王攘夷派志士。

井伊满以为一次高压手段就能达到长期维持幕府统治的目的,但幕府的倒行逆施,却激起了更强烈的反抗。

1860年3月3日(旧历),江户城樱田门外,水户和萨摩两藩的浪人集团刺死了井伊直弼,这是他们越过大名登上政治舞台的最初的事件。

樱田门事件中,杀死井伊直弼的志士自称为“草莽”,在他们携带的《斩奸旨趣书》中弹劾井伊说:“草莽之我辈,目睹此等奸臣,将日益搅乱将军之政道,为夷狄所制,且此祸迫在眉睫,实关系天下之安危,因此申明大义替天诛戮之”22〇。

他们强调这“与官方(幕府)毫无敌对之意”。

因此,这一次有组织的暗杀活动,志士为了“清君侧”,而不具有反呕的色彩,但它是草莽志士越过大名而走上政治舞台的重要标志。

这次的暗杀活动策划过程中,在经济上得到了一位名叫樱冈的豪农的支持。

从此以后,各地志士不问是否属于同一主君,只要志同道合就集结起来,以长州、土佐为基地,与豪农豪商结成联盟,并联合朝廷贫困的公卿,以各种形式,激烈地开展了尊王攘夷运动。

藩士、浪人、商人、地主甚至是农民,这些人开始不问是否属于同一主君,只要志同道合就集结起来,越过大名而走上了政治斗争的第一线。

这样,就把立志改革政治的人们成为“志士”。

这些志士共同的口号是“尊王攘夷”。

这个口号曾出现于水户藩的热衷于尊王攘夷论的会泽正志的《新论》中,这是来源于朱子学的“大义名分,华夷内外”论的维护幕府体制的主张,丝毫不带有反对幕府的意思。

然而,在幕府已经决定开国的现实下,开国论必然成为维护幕府,而攘夷就成为反对幕府的主张。

换言之,只要是佐幕派就无论赞成与否都必须肯定开国的现实;而反幕派则必然成为攘夷派。

另外,“尊王”就成为斥责幕府不经天皇批准而签订与外国的屈辱条约的武器。

就这样,尊王与攘夷相结合,构成了反对幕府性质的“尊王攘夷”论。

如果这些志士们是反对一切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的人民群众革命的领导者,那么他们就能够以人民革命的思想对幕府压迫人民、危害民族独立的事实展开斗争。

遗憾的是,即便是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也没能看到这样的事实。

这是因为幕末日本民族资本主义实力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微乎其微,只能依靠武士阶级,或者是地主、富商、批发商、工场手工业资本家以及和这些阶层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来领导这场社会变革。

而他们虽然反对封建领主的权力和门阀的压制,可能成为追求进步改革的人民的盟友,但他们本身又是封建的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同伴。

所以他们无法领悟到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他们想要加强反对幕府和藩国的门阀的斗争,只能依靠对于最高的封建权威天皇的忠义,当然要宣传尊王的理论了。

他们力图以天皇“万世一系”的神圣的光圈作为反幕的的法宝,想要在天皇之下,争取“陪臣”和“庶民”(豪农豪商)的参政权,要求改革国家体制,即借“王政复古”之名,行改革幕府之实,主张“开国进取”,反对幕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

赞成这种“尊王攘夷”思想的,是属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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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的尊王攘夷派,也是尊王攘夷运动的主流。

例如,吉田松阴大力提倡“尊王”论,号召“普天率土之民,皆以天下为己任,以死仕奉天子,打破贵贱尊卑的隔限,乃是神州之道”
2
3〇。

他这种
“一君万民”的“尊王”论,在当时应该是一种相对进步政治思想。

松阴的这种“尊王”论,为尊王攘夷派的政治实践奠定了思想基础。

他的弟子久坂玄瑞、高山晋作等,又使这种“尊王”论得到发展,具有了保卫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因素。

在整个尊王攘夷运动期间,在位的孝明天皇的态度都是非常暧昧的。

一方面他享受着被攘夷派重新拥护到政治舞台的这种感觉,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攘夷运动的发展会使整个封建制度发生动摇,因而准备镇压这些信任他的志士们。

1863年8月18日(旧历)孝明天皇联合幕府发动军事政变,将以长州藩为主力的攘夷派驱逐出京都;免去长州藩主毛利父子的官职,同时撤去尊王攘夷派的公卿三条实美等7人的职务。

史称“八·一八政变”。

政变后,一向被志士们尊崇的孝明天皇,居然向镇压尊王攘夷派志士的松平容保和岛津久光表示感谢,把以前下达攘夷命令的责任通通推到对他怀抱愚忠的攘夷派志士和公卿的身上。

“八·一八政变”后,从京都退到长州的攘夷
派志士,总结了教训,认识到顽固守旧的孝明天皇已经成为幕府的同伙,不仅不能依靠,反而需要举兵加以控制或除掉。

于是1864年6月,久留米神职出身的真木和泉以及久坂玄瑞不顾高山晋作的反对,带兵赴京,7月19日进攻宫廷,但是却因兵力太少,最终败于幕萨联合军之手,真木和久坂都自杀而死。

史称“禁门之变”。

从此,长州藩和尊王攘夷派在封建的大义上被视为对天皇的叛逆。

天皇下令幕府征讨长州。

尊王攘夷运动最后以孝明天皇的叛离而宣告失败,但这却使得志士们认清了天皇的真实面目,认识到不推翻幕府便无法真正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使幕末革命运动开始向着倒幕这一更具体的目标发展。

四、倒幕时期的皇权思想
“八·一八政变”之后,攘夷派遭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是这次教训,使得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在
思想上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他们认识到,顽固守旧的孝明天皇已经成为德川幕府的同伙,尽管天皇脑门上涂有“权威”的神圣光圈,但不可靠。

除了联合草莽志士起义之外,别无他策。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天皇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加以利用,却是十分有利的。

因此,他们并没有放弃“尊王”的口号,但天皇已不再是被盲目尊崇的偶像,而变成了他们企图加以控制和利用的政治工具了。

他们已经明确的掌握了不是为了攘夷而倒幕,也不是为了尊王而倒幕,而是要以倒幕本身作为战略目标。

这样,尊王攘夷派既不是尊王派,也不是攘夷派,而转化为倒幕派了。

倒幕势力是由地主商人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各藩的武士,特别是下层的进步分子为领导,利用广泛的人民反封建、反欧美侵略势力的斗争而发展起来的。

因为掌握这个领导权的是一个中间阶层,它部分地与封建制对立,同时又牢固地与封建制共存,这就使得整个斗争都是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进行。

因为他们本身是同封建剥削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思想上、政治理论上也就不可能与封建制有什么革命性的对立,不可能依靠人民对革命权的自觉来进行反对幕府的斗争。

他们对幕府的反抗权只能建立在为天皇尽忠这个基础上。

这就是为了否定一个封建权力,却又利用了更高一级的封建权威。

这个权威不是单纯的宗教的存在,它曾经是日本全国的最高统治者。

这一历史事实,对于以取代幕藩领主制建立统一国家为课题的倒幕派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

天皇如果本来只是一个纯粹的宗教的权威,恐怕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使它成为专制君主。

1866年12月,一贯压制倒幕派的孝明天皇死
去,由年仅十四岁半的明治天皇继位。

许多人认为孝明天皇是由倒幕派毒死的,但是,孝明天皇之死,使形势开始倒向倒幕派一方。

他们通过宫中倾向自己的公卿企图把“玉”操控在自己手里。

他们用“玉”这一隐语来称呼天皇。

通过“夺玉”来控制天皇,然后再以他的名义,夺取政权。

此时,将军德川庆喜觉察到有人正在准备武装讨幕,企图在形式上让天皇执政,而自己在天皇之下掌握实权。

于是在1867年10月14日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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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政权“奉还”给天皇。

目的是先发制人,在名
义上把政权奉还给天皇,使讨幕派失去举兵的口
实。

但是,讨幕派的领导人坚信如果不以武力推
翻幕府,就无法建立稳定的新政权。

他们于1868
年1月3日发动以实现“王政复古”为目的的宫
廷政变,宣布废除将军制度,发布“王政复古大
号令”,成立了由总裁(从皇族中任命)、议定(从公卿、诸侯中任命)、参与(从廷臣、藩士、庶民中任命)三种官职构成的天皇政府。

值得一提的是,“王政复古”能够成功的一
个条件是当时的明治天皇年幼无能,如果孝明天
皇活着的话,既不能有倒幕“密敕”的伪造,也
不能有大政奉还的“敕许”,“王政复古”会有怎
样的一个走向就不得而知了。

把天皇立为专制君
主的志士们,虽然高举着“勤王”的旗帜来标榜
他们反幕斗争的“大义名分”,但是他们对现实的
天皇本人并不尊敬,也没有什么出自内心的的忠
顺。

仅是为了借助尊皇舆论达到推翻幕府统治的
政治目的。

五、明治政府成立后的皇权思想
明治政府成立之后的天皇制是一种怎样的制
度,这点从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可以
很明显的看出来。

宪法第一条就说:“大日本帝
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进行统治”。

第四条又说:“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24〇。

宪法规定内阁为行政府,帝国议会为立法府,裁判所(法院)为司法府,但这些机构只不过是辅佐天皇统治的专业机关。

国民是由天皇统治的“臣民”,所以这些机构只是协助天皇的统治而已。

内阁由天皇任命的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组成,在法律上只对天皇负责。

天皇的大权除统率军队外,其他完全由政府的“辅弼”来执行,政府实际是用天皇的名义的专制政府。

文武官员也由天皇任命,根据官员服务纪律,只对天皇以及天皇政府负忠诚的义务。

在统率军队方面,不准政府和议会进行干涉,辅助天皇统帅权的参谋本部等军令机关,直属天皇,不受政府的管辖。

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大日本帝国宪法》不
是废除天皇及其政府的专制,而是给这些披上宪
法的外衣。

宪法还强调,天皇的统治权是从祖先的神位中继承下来的,不是由这一宪法规定下来的,从这种意义来说,天皇的权力依然是古代君主式的,不是英国式的“虚君”制。

宪法第三条规定的“天皇神圣不可侵犯”25〇,这不是表示君主不负国政责任的立宪君主制的原则,而是让天皇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神圣的存在。

明治政府不仅在法律上规定了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还按照《教育大旨》加强了国家对教育的干涉。

要求历史课应以培养尊王爱国的精神为目的,要求小学教员教育并感化学生通晓忠皇室、爱国家等人伦大道,向学生系统地灌输国家主义和天皇主义,培养为天皇制国家效力的思想。

此外,明治政府还利用孔孟思想和武士道精神控制军队,发布《军人敕谕》,使之誓死效忠天皇,从而达到使军队变成天皇的军队而非人民的军队的目的。

明治政府有目的地利用皇权思想大肆制造“皇国”、“皇军”的氛围,让新成立的日本国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给日本和东亚各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苦难。

六、结语
皇权思想产生于封建社会,是在长期有目的地神话天皇的权威中逐渐产生的一种思想。

其一开始是为了维持封建统治,但在幕府晚期得到了发展获得了新的意义。

许多有识之士有意识地利用皇权思想来改造社会,达到用这一封建思想来推翻封建统治的目的。

幕末日本社会处于封建制度濒临瓦解而新的制度尚未建立的极度混乱的局面中,这种混乱却恰恰有利于皇权思想的产生传播。

恩格斯说过,“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

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在日本表现为幕藩领主制)的状态对抗。

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像王权倾向它们一样”。

26〇利用封建制度下的产物王权来推翻封建制度,这种特殊的斗争方式促进了日本的统一和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

皇权思想在幕末政治斗争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对推翻封建领主制,维护国家独立,促进民
.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