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东征的文化影响

亚历山大东征的文化影响
一、阿拉伯自然哲学的萌芽
阿拉伯地区是地球上一大片古老的陆地，它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存在着世界上两个最古老的文化圈：一个是尼罗河文化，另一个是两河流域文化。

这是人类文明的两个最重要的发祥地。

古代埃及人和两河流域的古老民族，远在公元前三千多年前，就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思想文化。

古埃及人在改造大自然的斗争中，对万物的起源和世界的形成，做出诗意般的想象和推断，形成了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萌芽的世界观。

他们的世界观认为，水是太初存在，是万物的始因；火（指太阳神）是万物的创造者，是万物的本源。

这种朴素的认识，对后来古希腊自然哲学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影响。

希腊作家普鲁塔克认为，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正是从埃及人那里懂得了把水当作万物的始基，从而提出了他的“水一元论”。

同样，古埃及人对太阳神、大气神和土神的崇拜，启迪了古希腊自然哲学家恩培多克勒提出他的“水、土、火、气”是万物之根的“四元素说”。

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的宇宙观认为，世界万物起源于水。

在他们的想象中，在太初时代，宇宙间存在着三种状态的水。

即代表清晰度的河淡水，它是万物之父；代表混浊度的海咸水，它是万物之母，以及代表奥秘性的云、雾、气、水。

前两种水结合，造出了天穹的上盖和底盘。

然后再由这两者结合，产生出天神和地神，于是形成了宇宙。

太初宇宙是一个类似扁鼓形的天体。

后来，出现风神向宇宙吹气，结果吹成两层。

上层为天，下层是地。

尔后的古巴比伦人，通过当时流传的“洪水漫世”和“伊什塔尔神下凡”等神话，表达了他们对水是万物之本原的认识，以及对自然变迁、四季更迭和万物枯荣现象的朴素理解。

虽然当时这两个地区的古老民族尚未形成自己的哲学，更不懂得哲学方法论。

然而他们的宇宙观中所蕴含的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正是人类自然哲学的思想萌芽，为后来古希腊自然哲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光轮飞转了两千多年。

在公元前后的数百年内，古希腊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思想火炬照亮了欧洲，而阿拉伯世界，由于部落纷争，战事频仍，加上外来民族的入侵和占领，使其经济和文化受到很大摧残，其思想运动处在一个漫长的“蒙昧时期”。

在这个历史时期内，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和生活环境所限，阿拉伯人的思想生活比较简单和肤浅。

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很差，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仅凭直觉，不求深究，不愿推敲。

另外，他们的因果观念薄弱，不善于概括和归纳，不能对事物做出整体的、全面的观察及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处于哲学贫困之中。

二、亚历山大的东征
古希腊科学的衰落与雅典城邦国家逐渐失去独立和实力、政治状况日趋恶化密切相联，学者们的兴趣从自然科学转向伦理学和政治学。

随着亚里士多德吕克昂学园生命力日益衰竭；公元前359年，马其顿国王菲利普建立一支能够征服整个世界的职业军队，菲利普靠着他强盛的精力、独到的创见和积极的主动精神，用了二十二年时间，平定了国内，征服了邻近的未开化地区，并打败了古希腊城邦；凭着精湛的军事艺术和灵活的外交手腕，他已经接近了征服和统一所有已知世界的目标。

正当此时，国王菲利普被刺；二十岁的亚历山大继位；他有效地巩固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接着便开始了著称与世的军事生涯。

亚历山大用了不到12年时间就将他的势力扩展到东方世界，许多亚非国家史无前例地完全归附于他。

当攻击波斯帝国时，他统率的大军有三万四千步兵、六千骑兵，还有随军的学者、历史学家、植物学家、地理学家、工程师以及测绘人员。

这样，每占领一地后，都得到了大量有关占领地的资源、自然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资料。

也许正是这些堆积如山的新资料，使古希腊的科学家们大开眼界，有力地促进了他们改变对世界的总看法，从带有推测性的宇宙观转变到更为具体、更为实际的事物方面。

这位年轻的国王将希腊、埃及、利比亚、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波斯、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印度的一部分都囊括在他的军旗之下。

这位天才的远征者的政策是将古希腊人种和亚非两大洲的其他人种混合在一起，并使欧洲和亚洲文化相交融。

史学家证实，实际上，当亚历山大在巴比伦的王宫中定居下来时，就已经开始实行这种民族混合政策了。

他让希腊人、
马其顿人同波斯人通婚，以至他竟在一天之内创造了一万起配婚的记录。

为了鼓励这一运动，他使自己和他的军队里的将领们为全军作表率，为实施这种民族接近的政策花费了大量钱财。

为此，亚历山大竞耗资两万余泰伦，即相当于一亿二千万美元的巨款。

亚历山大并不以此满足，决心发起一场广泛的运动，打算把古波斯帝国不同阶层的人迁到巴尔干去，又把巴尔干一些重要阶层的人移到波斯来。

这一政策为希腊文学和哲学进入东方腹地提供了良机，从而在东方人思想中留下影响，并给它涂上早已准备好要成为全人类智慧的不朽色彩的希腊色彩。

亚历山大死后，他手下的将军四分五裂，为争夺对军队的控制和占领的地盘而勾心斗角。

最后，三个继承者分别控制了这个帝国的三个部分。

其中，统治亚历山大地区的托勒密王朝，对科学有着最为持久的影响；使亚历山大城这个新的学术中心脱颖而出。

如果说，亚历山大在世时，他的统一各国人民并使他们的智慧相融合，并创造一种共同文明的想法未能实现。

那么，在他死后，却获得了其中一部分成果。

那是因为他军事远征的胜利及其留下的影响和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已经将他的这一思想撒播在其军队的铁蹄所踏过的所有国家的土地上。

他们继承了亚历山大大帝生气勃勃的精神。

把吕克昂学园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转移到亚历山大的新博物馆。

公元二世纪刚一结束，东方就开始分享希腊人的文学、艺术和哲学成果了。

由于希腊人和东方人混居在一起，便使人类产生一种特殊的气质。

亚历山大的去世使希腊摆脱了对马其顿王国的屈从，造成了希腊人对亚里士多德亲自创建，并与亚历山大本人有联系的雅典学园教师的迫害。

在这一迫害中，连亚里士多德本人也未能幸免。

他在离开雅典时说，他不忍心再给雅典人对哲学真理犯罪的机会。

当雅典人对亚里士多德进行审判时，他们已经在离开雅典数月后已在呼勒吉迪亚去世了。

在此情况下，那些受迫害者自然要去寻求与他们的哲学倾向相一致的新的避难地，于是他们就选择了由亚历山大亲自设计建造的这个亚历山大城为归宿地。

他们把希腊的文化成就引入已经相当发达的埃及文化。

亚历山大城成了世界文化的首都，学者、诗人、哲学家纷纷从帝国各地，尤其是从雅典来到这里。

在这个被誉为地中海海滨最美丽的城市中，受迫害者兴建了他们的学校，这个学校传播逍遥派哲学达8个世纪之久，直至穆斯林征服它为止。

在亚历山大城中，除希腊哲学外还存在着古埃及思想遗产的残余和同古希腊思想交织在一起的几种东方宗教的流派。

古希腊语成为这里的科学用语，甚至成了占支配地位的语言，连城里的犹太人念的经都是希腊文的译本。

在亚历山大城里开办了一所倾向于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学校，亚历山大学校以其最为辉煌的哲学、数学和天文学名闻遐尔，亚历山大城最伟大的天文学家是上古世纪最著名的天文学著作《至大论》的作者托勒密，然后有著名的《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里德。

三、阿拉伯科学的后期发展
亚历山大的历史性远征，将先进的希腊思想文化传播到阿拉伯世界。

从公元八世纪起，随着伊斯兰运动的蓬勃崛起，阿拉伯人高举“真主”的旗帜，通过军事扩张，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阿拉伯哈里发帝国。

由于伊斯兰教义的“宽容”和文化的开放，古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和印度文化在这个地区空前大汇合。

于是在从公元九世纪到十二世纪这四百年内，阿拉伯科学和文化发展进入了它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阿拉伯人在数学、医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文学和哲学方面，全面繁荣，成果辉煌。

中世纪阿拉伯世界经济的繁荣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开阔了阿拉伯人的视野。

希腊哲学思想的进入，给他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先进理论和方法。

阿拉伯思想家；在从事自然科学的实践和同伊斯兰封建神学的论战中，对世界的形成，万物的起源，物质的结构，事物的运动，以及肉体与灵魂的关系等一系列哲学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哲学理论。

同时，他们在政治学、伦理学和社会学诸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的见解，从而形成了中世纪的阿拉伯世俗哲学。

这是整个阿拉伯哲学的精华部分。

中世纪阿拉伯哲学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伊斯兰宗教哲学。

自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后，阿拉伯人围绕着对《古兰经》的不同解释和理解，在伊斯兰运动内部，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思想派别。

他们在对真主及万物存在的真理和宗教伦理原则及其价值作解释的同时，形成了一系列哲学观点，从而奠定了以客观唯心主义一元论为核心的伊斯兰宗教哲学的理论基础。

这一部分阿拉伯哲学，深深打上了伊斯兰教的思想烙印。

但就整体上讲，阿拉伯哲学不能同伊斯兰哲学截然划等号。

相比较而言，阿拉伯哲学受希腊哲学影响最深。

它是对希腊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它不是对希腊哲学的简单模仿或翻版，而是拥有自己的思想体系的独创性哲学。

古希腊人不甚相信物质，相反推崇理性。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强调物质与理性之间的非和谐性，虽然他俩也曾力图使这两者实现协调与和谐，但基本上没有成功。

而阿拉伯哲学家，既相信物质，也崇尚理性，并使这两者实现了空前的和谐与统一。

在他们的哲学中，物质与理性并存，相互对话，互为作用。

在这方面，阿拉伯哲学比希腊哲学前进了一大步。

希腊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学说、毕达哥拉斯学说、原子论以及柏拉图学说和新柏拉图主义，对中世纪阿拉伯哲学的形成，给予了深刻的影响。

同时，这个哲学也从波斯哲学和印度哲学中吸收了一些思想因素。

受亚里士多德学说影响，产生了阿拉伯理性主义哲学派。

阿拉伯哲学的突出特点是吸收融合希腊哲学，调和哲学与宗教，联系哲学和自然科学。

这个哲学对人类文明和哲学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首先一点是，阿拉伯世俗哲学的思想火炬，照亮了处于基督教会禁锢下的“黑暗的欧洲”，使欧洲人真正认识了希腊哲学，推动了西欧中世纪哲学的发展，并促进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早日到来。

另外，这个哲学，作为世界东西方哲学相互影响的中介，沟通了东西方之间的思想和文化交流。

因此，完全可以讲，阿拉伯哲学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珍贵宝藏，也是世界哲学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阿拉伯人成了各种文化之间交流重要发现和思想观念的传递者。

波斯和叙利亚虽然已经衰落，以致很容易地就被阿拉伯人占领，但是，它们却很好地保存了古代的学术传统。

如同在公元529年柏拉图的学园被封闭以后，许多学者被迫迁移出走一样，不少希腊的医生移居到了波斯。

在叙利亚，当时仍然有许多图书馆和蓬勃发展的哲学学校。

阿拉伯学者可以很公正地宣布，在公元九世纪到十三世纪的这段时期内，伊斯兰国家占据了世界学术活动的领导地位。

当时，书本被看作是巨大的财富。

公元九世纪时，巴格达以有一百多家书商而自豪。

图书馆大部分是附属于清真寺的。

巴格达在被蒙古人摧毁前，有三十六家公共图书馆。

当时，建立私人图书馆是有钱人家的业余爱好。

在公元九世纪到十一世纪之间，阿拉伯人对书籍的爱好，除了那时的中国人以外，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可以比得上。

有个医生宣称他图书馆中的藏书，需要四百头骆驼才能搬动。

另一个酷爱读书的藏书家，死后留下了六百箱书，每箱都需要两个人才能抬得起。

阿拉伯的领导人认识到，他们的文化在科学和哲学方面是薄弱的，但是他们在叙利亚却有着几乎没有遭受过损失的希腊文化财富。

亚历山大城、贝鲁特、安蒂奥克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学术中心仍被允许继续进行学术活动。

懂得叙利亚文或希腊文的穆斯林鼓励译成阿拉伯文的翻译事业。

翻译者一般都是犹太人或景教派（Nestorian）的基督教徒。

阿拉伯的国王还把王子们送到君士坦丁堡及其他希腊人聚居的城市，以获得各种希腊书籍。

就像基督教徒们努力探索以使亚里士多德能够与基督教的教义统一起来一样，阿拉伯人也在力图尝试使古希腊的哲学能够与《古兰经》协调一致。

由于阿拉伯人认为《古兰经》已经包含了所有重要的知识，因此阿拉伯学者常常把他们的著作说成是对《古兰经》进行注释的事业，以利于他们更受人尊敬。

阿拉伯人除了传播古代科学和哲学的传统以外，他们还吸收和传播了一些为进一步普及和发展文化与学术研究所必需的技术。

阿拉伯人在712年占领撒马尔罕时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造纸技术。

中国人约在公元100年就已经使用纸张了。

794年，阿拉伯人在巴格达建立了第一座造纸作坊，当他们占领了西西里岛和西班牙以后，就把造纸技术引进了欧洲。

在翻译和吸收其它文化的科学著作时，阿拉伯人中产生了许多有创造性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医生和化学家。

简便的“零”和所谓的阿拉伯数字，比起麻烦而不方便的罗马数字来说，显然要有用得多。

这些数字实际上是从印度借用过来的，但是，它是通过阿拉伯人的改编，并由阿拉伯人传入西方。

巴格达的“智慧之馆”翻译了《旧约全书》及希波克拉底、欧几里德、托勒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盖伦的许多著作。

在科学和数学上应用的许多词汇，如炼金术、代数学、阿拉伯数字、算法、乙醇、最低点等等，也是从阿拉伯语中衍生出来的。

第三节人类思想观的变革
在早期阶段，洞察力与想象必定先发生作用；然后根据事实形成一个初步的假说，这个过程就叫做归纳；然后再用数学的或逻辑的推理演绎出实际的推论，并用观察或实验加以检验。

如果假说与实验的结果不相符合，我们必定要重新猜度，形成第二个假说，如此继续下去直到最后得到一个假说，不但符合于最初的事实，而且符合于为了检验这个假说而进行的实验的一切结果。

这个假说于是可升格到理论的地位，它可以把知识连贯起来或使之简单化，也许在许多年内都有用。

一个理论很少是符合事实的唯一可能的理论；这不过只是一个概然性的问题。

随着新知识的增加，事实本身愈来愈增多，愈来愈复杂，于是理论可能就必须加以修改，甚至由更合于后来扩大了的眼界的理论所取代。

文艺复兴以后，在人们心目中沸腾着的某些伟大思想；达·芬奇在他所考虑过的无数题目中，已经预兆了现代科学精神。

哥白尼的学说在天文学上引起了一场革命；在一般科学思想上也引起一场革命；他是把行星运动的详细情况更精确地记录下来的第一位天文学家。

第谷·布拉赫把他的极其珍贵的资料遗留给开普勒，开普勒的功绩在于归纳出和证明了行星运动的三个命题或“定律”，这三个定律以后成了牛顿天文学的基础。

英国医生吉尔伯特（Gilbert William，1544～1601）说明了实验方法怎样可以增加知识。

但在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身上，新精神比前人更进了一步；他在青年时代信仰亚里士多德，成年以后就不再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而把握了新的原则；他了解在现代的研究中需要集中精力，因此，他就比较完备而有条理地研究了一些仔细选择的狭窄问题，而不象无所不能的天才达·芬奇那样把精力分散在许多科目上；哥白尼的天文学是根据数学简单性这一“先验”原则建立起来的，伽利略却用望远镜去加以实际的检验。

最重要的是，他把吉尔伯特的实验方法和归纳方法与数学的演绎方法结合起来，因而发现、并建立了物理科学的真正方法。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是英国的国务大臣。

他深感经院哲学不能增进人类对于自然的知识与支配自然的能力，为了“把人类的能力和伟大气魄的界限推到更远的地方”，他规划出一条可以更有把握地朝征服自然的方向前进的道路。

他认为只要记录下一切可以得到的事实，进行了一切可能进行的观察和一切可行的实验。

然后再按照他表述得还不十分完善的规则，把结果汇集起来编成表格，就可以看出现象间的关系，而且也可以差不多自然而然地找到表达这些关系的法则。

虽然科学的进步很少是用纯粹的弗兰西斯·培根方法去完成的，可是他在提高学术界对于当代科学问题的考虑方面却不无功劳。

世界上出现过不少的哲学，但并没有相应的事实记录，可以用来对这些哲学加以检验。

所以，在培根眼中确实可靠的事实是当时迫切的需要；这是很正确的。

培根自己在实验领域中，对于认识自然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或成功的贡献；但是，他是首先考虑归纳科学的哲学根据的人。

他凭着自觉的力量与政治家的辩才所提出的见解远远超过他的时代。

经院哲学不但过时而且陈腐了，哲学思想界正在震动，期待着变化，就在这时，培根指出了一条更广泛地更正确地认识自然界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