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元帝司马睿传

东晋元帝司马睿传
司马睿(276—322),字景文,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

东晋朝的建立者。

谥号为元皇帝,史称晋元帝。

一个皇室疏属
司马睿出身于西晋皇族。

西晋末代皇帝司马邺与司马睿是叔侄关系。

祖父司马伷为司马懿的庶出之子,魏帝曹芳正始年间,始受封为南安亭侯。

嘉平初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从而控制了曹魏政府的实权。

司马懿为代魏准备条件,分别派诸子出任境内几个重要地区的都督。

司马伷以宁朔将军之职坐镇邺城。

邺城是曹操封魏时的都城,曹魏王公的聚居之地,素为屯兵屯粮的重镇。

司马伷被委镇此地,反映了司马懿对他的重视。

在魏世,司马伷还先后担任过散骑常侍、右将军、监兖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征虏将军等职。

西晋开国后,又历任尚书右仆射、抚军将军、镇东大将军、假节、都督徐州诸军事等职,初封东莞郡王,后改封琅邪王。

平吴之役,司马伷率军出涂中,立有大功,遂进拜侍中、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并督青州诸军事等职。

父司马觐为司马伷长子,初拜冗从仆射,后袭爵琅邪王。

一生无突出事迹。

咸宁二年(276),司马睿生于洛阳。

太熙元年(290)司马觐死,年仅十五岁的司马睿依例袭琅邪王爵。

同年四月,晋武帝司马炎去世。

继立的司马衷鲁愚迟钝,无力驾驭政局,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最高权力展开了极端残酷的攻杀。

在动荡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处于帝室疏族地位的司马睿无兵无权,为避杀身之祸,他采取恭俭退让的方针,尽量避免卷入斗争的旋涡。

在洛阳,司马睿交结密切的朋友只有王导。

王导,字茂弘,出身于北方头等士族的琅邪王氏,公认的名士领袖王衍是其族兄。

王导是西晋末年有一定才能的政治家。

他预见到天下将要大乱,为利用司马睿而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曾多次劝说司马睿离开多事的首都地区回到封国。

司马睿赞成王导的主张,但是一直找不到归国的机会。

永兴元年(304)七月,“八王之乱”进入高潮。

东海王司马越挟持晋惠帝司马衷亲征邺城。

当时,坐镇邺城的将军是皇太弟成都王司马颖。

前不久,司马颖击杀了
执政的长沙王司马伷,强迫惠帝封他为皇位继承人。

在取得了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等职务之后,司马颖将皇帝的乘舆服御尽数劫入老巢,并以邺城遥制洛阳。

司马颖的横暴和专权,引起了另外一些实力派人物的不满。

尚书令司马越乘机以惠帝的名义发布檄书,征召四方军队讨伐司马颖。

时任左将军的司马睿奉命参加了讨邺战争,年二十九岁。

两军在荡阴(今河南汤阴)展开激战。

结果司马越兵败,遁回封国东海。

惠帝及随军大臣被司马颖劫掠入邺,司马睿也在其中。

不久司马睿的叔父东安王司马繇因得罪司马颖而遭杀害。

司马睿害怕祸事殃及自己,潜逃出邺。

在奔往洛阳的途中,他行至黄河岸边曾被津吏捕获,险遭不幸。

司马睿到达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元帝纪》,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洛阳,马上将家眷接出赴往琅邪(今山东胶南县)去了。

精心筹划,移镇建邺
永兴二年(305)七月,司马越经过一年的休养生息,实力开始复元。

由于惠帝已被河间王司马伷劫持至关中,司马越无法操纵朝政,遂以西迎天子为借口,联络山东各方镇讨伐长安。

临行前,他以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之职镇守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为他看守后方。

司马睿引王导作司马,凡“军谋密策”皆听由王导规划。

永嘉元年(307)七月,司马越改任司马睿为安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江南诸
军事等职,负责镇守建邺(今江苏南京市)。

司马睿的南下出自王导兄弟的精心筹划。

晋末政局,纷乱异常。

司马越在战胜司马伷夺回惠帝以后更加专权跋扈,陵暴乖戾,特别是后来竟然不计后果地将惠帝鸠杀,另立司马炽为新的傀儡皇帝。

这使王导预感到,中原地区将有灾难性的大乱爆发,只有南下或许可以避
难。

于是,他极力怂恿司马睿出镇建邺,并利用兼参东海王军事的便利条件,游说鼓动取得了东海王妃裴氏的支持,从而促成了此行。

当年九月,司马睿到达建邺,立刻遇到了如何争取江南士族支持的问题。

西晋灭吴后,江南曾一度是个政治上不稳定的地区。

晋末动乱,这里虽未象中原那样备罹战祸,但同样也是个多事之邦。

江南士族在这块舞台上扮演着主要角色。

半年前,他们刚刚消灭了企图割据江东的广陵相陈敏。

江南士族所显示出来的力量,使司马睿感到,如果不能充分保障江南士族的利益,他将无法在建邺站住脚根。

不过,这时的江南大族也特别需要一个有号召性的、并能尊重他们利益的西晋皇室镇戍江南,以使南方的政局能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然而,司马睿不是他们所理想的人物,因为他属于皇室的疏属,素无名望而又无业绩。

基于这些原因,司马睿到达建邺半年之久,没有任何当地大族主动地向他靠拢,表示亲近。

王导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十分忧虑。

他和时在建邺的族兄青州刺史王敦商议,决定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共同排演一场专供南方士人欣赏的节目,以提高司马睿的威望。

永嘉二年(308)三月三日,建邺士庶照例在水边举行一年一度的禊祓活动。

这一天,在王导的安排之下,司马睿乘坐华丽的肩舆,由威风凛凛的仪仗簇拥着,出游观禊。

王导、王敦以及北来的大族名士都骑马跟在仪仗的后面作为扈从。

这个阵势大大出乎南士的预料,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意识到司马睿是南渡的北方士族将来要拥戴的领袖,不能轻视。

正在现场的南士领袖纪瞻、顾荣等人急忙在道左进行参拜,表示他们对司马睿的恭敬。

观禊之后,王导为司马睿进一步谋划,企图以通过拉拢纪瞻、顾荣等人的手法,实现使整个江南士族集团归附的目的。

王导代表司马睿亲自登门拜访顾荣等人。

经过这一番往来,顾荣等人认为司马睿是可以接受的,于是皆应命而至。

司马睿把一大批南士委以重任,并让顾荣等人参与有关军府政事的机要活动。

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

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晋书·王导传》)。

一个以南北士族为核心的江东政权初步形成了。

在司马睿建立江东雏型割据政权的过程中,王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司
马睿对于王导“尤见委杖,情好日隆”,并把他比作为萧何。

王导已成为这一政权的实际领袖,“朝野倾心,号为仲父”。

琅邪王氏的兄弟子侄分别把持了重要职位,到永嘉三年(309)三月,王敦从青州调任扬州刺史,建邺更成了王氏的天下。

而王导为司马睿所制定的“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资治通鉴》卷86)的方针也就成了江东政权的当然国策。

全力经营江南
永嘉三年(309),已在山西建立汉政权的匈奴人刘渊前后两次派兵攻打洛阳。

总揽朝政的司马越征调建武将军钱和扬州刺史王敦率军援救京师。

钱出身于吴兴大族。

当陈敏企图割据江东时,他曾起兵讨伐,陈敏败后,以功封建武将军。

钱到达广陵(今江苏清江西),闻汉兵强盛不肯前行。

司马睿奉司马越之命,派人催行,并威胁钱说要以军法实行惩办。

钱不愿送死,被迫举兵反抗,转而攻打王敦。

王敦不敌,南奔建邺。

钱将俘获的度支校尉陈丰杀死,并焚烧粮仓,自号为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立孙皓子为吴王,建立政权。

司马睿派兵进讨,但因众寡悬殊,未敢交锋。

次年三月,钱屡战皆胜,兵逼阳羡(今江苏宜兴),威胁建邺。

这时义兴大族周玘纠合部曲起兵,与政府军合力,终于将钱击灭。

周玘属于江东的武力豪族。

平钱已是他参与灭石冰、陈敏之后的三定江南了。

由于平定钱有功,司马睿任命周玘为吴兴太守,又特地将吴兴的阳羡及长城的西乡,丹阳的永世划为义兴郡,以示对他的旌奖。

分割郡县的大事,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权决定,而司马睿新立义兴郡,事先并未同洛阳打招呼,这说明他的政权已有很大的独立性了。

永嘉四年(310)七月,刘渊病死。

汉统治阶级内部一度因争夺最高权力,而暂时停止了对西晋作战。

但是到这年十月,夺得王位的刘聪重新调遣四万大军进攻洛阳,并命令在黄河下游流动作战的石勒率军配合,洛阳重新告急。

晋怀帝司马炽传檄哀告各地方镇发兵入授,
但始终未见一路救兵到达洛阳。

朝臣议论纷纷,要求迁都以避兵难。

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请军事的周馥从寿春(今安徽寿县)上书给怀帝,建议迁都到寿春。

司马越不能允许周馥等人将有号今天下作用的皇帝从自己手中夺走。

在大敌当前之时,他一面出居许昌,一面北调周馥。

周馥素来对司马越专权不满,这次自然不会承命。

淮南太守裴硕奉司马越密旨偷袭周馥,失败后逃到东阿,向司马睿告急。

司马睿早就对他督区之内的这支异己力量耿耿于怀,乘势派出部将甘卓、郭逸等人协助裴硕攻打周馥。

周馥在项城(今河南沈丘南)被俘,忧愤而死。

事后,司马睿在与别人议论此事时,也默认周馥是没有反罪的。

周馥死后,司马睿控制了与建邺毗邻的淮南一带。

江南政权的割据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永嘉五年(311)三月,司马越病死在项城,其党羽王衍奉丧还葬东海。

被司马越留在洛阳防察宫省的何伦等人也离城东走,许多达官贵人纷纷追随而行。

不久,困守孤城的晋怀帝接受青州都督苟晞的邀请,准备迁都仓垣。

一时间,洛阳上下,人心惶惶,出现了人口外流的狂潮。

到怀帝准备动身之时,竟然连个卫队也找不到了,朝廷的官员更是十不存一。

不久,洛阳为汉军攻陷,怀帝被俘。

王衍等人也被石勒抓住杀死。

逃出洛阳的司徒傅祗、司空荀藩分别在河阴(今河南洛阳东北)和密县(今河南密县)建置了行台。

与此同时,大将军苟晞、大司马王浚也在仓垣和幽州等地建立行台。

他们各奉一位西晋皇室成员代表中央政府,布告天下。

其中以荀藩奉立的秦王司马邺的行台影响较大,他们传檄四方,要求各地方镇出兵勤王。

由于对司马睿的期望最大,遂推举司马睿为盟主。

在司马越死后,怀帝曾重新对各方镇进行过任命,司马睿被委任为镇东大将军、兼督扬江湘广交五州诸军事的职务。

司马睿对于西晋朝廷的重视不以为意,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经营江南方面,根本无心北顾。

由洛阳外流的官僚和士族以及中原地区的广大汉族人口,为逃避胡人的杀戮,
除一部分以坞堡自守外,一部分北迁辽东、西亡凉州,余者皆纷纷南下。

“是时,幽冀青并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江淮”(《晋书·食货志》)。

人口的南迁,往往是以一个大族为中心的集体迁徙,这些北方来的士庶侨民集团具有强大的势力。

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司马睿接受了王导的建议,大量吸收这些人参与政权。

他先后委任了很多人担任内外主要官职,并使北方侨人士族在江南政权中明显地居于
优势地位。

同时,司马睿还在长江南北设置了许多侨置州郡县,安置流亡人口。

对于北来侨民,为了照顾他们暂寓江左日后还乡的情绪,司马睿也没有把他们编入土著民户的永久性户籍——黄籍之中,而是专门为他们设置了一种临时户籍——白籍。

白籍侨户受到优待,可以长期享受减免租税赋役的待遇。

通过这些措施,司马睿比较快地取得了北方侨人士族的支持,并使他们成为自己政权的支柱。

但是,司马睿的上述作法也带来了一定的恶果,它造成了江南地区郡县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混乱,并为大族侵吞人口提供了便利条件。

不过也有一部分南迁的北方大族名士对司马睿势力的孤弱表示失望。

汝南大
族周 f 曾发牢骚地说:“我是因为中原地区不安定来此避难的,而这里如此单弱,怎么能保证安全呢!”为此,王导做了大量的拢络工作,逐渐稳固了他们的情绪。

扬州的西部地区属于江州,这是晋惠帝元康年间政府分割扬、荆十郡而设置的新州。

司马睿的势力向西发展,必须要实现对江州的控制。

而当时江州刺史华轶自认为受朝廷任命,不愿意服从司马睿以都督江州军事的名义所发布的命令,因此双方关系十分紧张。

司马睿接受盟主的称号以后,没有理睬北方的求援,却对华轶加紧了行动。

永嘉五年六月,他先把部将周访调至彭泽(今江西鄱阳湖北),对江州的治所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构成军事压力,继而强令江州改易长吏。

遭到华轶的拒绝后,司马睿命令扬州刺史王敦、历阳内史甘卓以及周访等人合兵攻打江州。

由于下属的叛变,华轶兵败被杀。

与此同时,司马睿还派兵赶走了豫州刺史裴宪,从而将势力范围接近了长江的中游地区。

永嘉六年(312)二月,从北方传来石勒准备兴兵南下的消息,建邺震动。

石勒在苦县
宁平(今河南郸城东)屠戮王衍等西晋大臣后占据许昌。

不久,他引军骚掠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兵于葛陂。

葛陂在今河南新蔡北,是周围三十里的大湖。

它上承澺水(今洪河),东出■水、富水连结淮河。

石勒在葛陂修堰筑垒,课农造舟,确实有由此渡淮入江,夺取建邺的打算。

司马睿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将主力部队全部集中在寿春,任命熟悉水势的南士纪瞻为扬威将军,都督京口以南至芜湖诸军事。

由于
连降三个月的大雨,石勒的军队饥疾并臻。

石勒听从谋士张宾的建议,取消南下计划,撤军北上。

纪瞻乘势追击一百余里,江东形势才化险为夷。

永嘉六年十二月(313 年1 月),司马睿写信给流窜到沌口(今湖北汉阳东南)
的荆州刺史王澄,要他到建邺担任军谘祭酒。

王澄为王衍的胞弟。

六年前,王衍曾为家族的长远利益作过一些规划,以王澄为荆州刺史就是他替自家安排的一条退路。

王澄到任后,纵酒博弈,昏庸残暴。

他在派部将镇压李骧领导的流民起义时,曾用欺骗手法将投降的八千多人尽沉江中,可谓凶残至极。

杜弢起义发生后,迅速波及荆湘诸州,王澄亲自将兵攻打,却屡为杜弢所败。

不久,荆益诸州都督山简的部将王冲又自称荆州刺史,把王澄打得四处奔逸,立足无所。

正在仓皇之际,司马睿请柬的到来,对于王澄来说好象救星一般。

他立即答应奔赴建邺,但途经豫章时,王澄因得罪王敦,被杀。

王澄死后,司马睿派周 f 接替王澄的职务,企图进占荆州。

但由于受到流民军的攻击,周f 无法在荆州立脚。

永嘉七年(313)二月,刘聪将俘获的晋怀帝司马炽杀死。

当年四月,凶信传到长安。

已经占据长安的秦王司马邺开始称帝,这就是晋愍帝。

晋愍帝即位后改永嘉为建兴,并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负责都督陕东诸军事;以秦州刺史南阳王司马保为右丞相、大都督、负责都督陕西诸军事。

这是愍帝借用历史上周公召公“分陕而治,挟辅天子”的典故,对司马睿等人实行的重封。

愍帝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拉拢他们,以调动各地晋军对刘聪、石勒进行一次军事反击,以期达到缓解汉将刘曜对长安的围困,并进而收复洛阳的目的。

但是,司马睿以“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资治通鉴》卷八八)为由,拒不执行愍帝要他进攻洛阳的诏令。

在司马睿的下属中,也有人对此表示异议。

居住在京口(今江苏镇江)的军谘祭酒祖逖上书给司马睿,坚决要求出师北伐。

祖逖的要求,使司马睿左右为难。

因为在江南建立起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是司马睿和王导的共同理想,所以他们无意于北方。

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因直接拒绝祖逖的要求,而激怒一部分有着光复中原志向的南渡北人。

最后,司马睿只得对祖逖采取敷衍的态度,一方面同意祖逖北伐,并任命他为
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另一方面则既不供给武器铠甲,也不调拨士兵,只给一千人的粮廪和三千匹布,由祖逖自己去召募军队。

激烈的内部冲突
司马睿无暇北顾并非完全是托词。

在当时的南方,不仅荆州的动乱一直未平,就连腹心的扬州地区也出现了麻烦。

义兴大族周f 曾因平定钱有功被封为吴兴太守,但是在“三定江南”中周氏宗族所显示出的强大武力,已引起司马睿的疑虑和惧怕。

所以尽管周 f 治理吴兴颇有成效,却一直得不到建邺的信任。

同时,周 f 还要承受着司马睿心腹刁协等人轻视的压力,这就使得他羞愤万端,决意反抗。

周 f 联合东莱大族王恢,企图发动兵变把北方的大族赶下台,由南士取而代之。

密谋不慎暴露,周 f 将逃到他那里的王恢杀掉灭口。

司马睿知道后不动声色,下令征调周 f 入建康(愍帝称帝后为避讳由建邺改名)任镇东司马,行至中途,又改授建武将军、南郡太守。

当周f 南行到达芜湖,司马睿复命他返回建康,改任军谘祭酒。

周 f 终于明白司马睿是在故意戏弄他,忧愤而死。

临死前,他对儿子周勰讲,杀死他的是掌权的北方人,并要求周勰为他报仇。

周勰对于父仇刻骨铭心。

建兴二年(314)年底,他利用吴人对司马睿政权的不满情绪,与父亲生前旧属吴兴功曹徐馥通谋,假借奉在家养病的叔叔丞相从事中郎周札之命,声言起兵进讨执政的王导、刁协。

他到处收集兵力,当地土著豪强闻讯翕然响应,连孙皓的族人孙
弼也在广德起兵配合。

次年正月,徐馥杀死吴兴太守袁琇开始行动,周札之子周绩随即聚众响应徐馥。

徐馥欲奉周札为主,但遭拒绝。

由于叔父反对,周勰未敢冒然动作。

司马睿闻变,准备发兵进讨。

王导反对用兵。

他说,多发兵容易给建康造成空虚,少发兵则不易平乱,不如利用周氏家族内部矛盾,派周札的侄子周莚去处理。

周莚到达义兴后,设计将从弟周绩杀死,并迅速平定了事变。

摄于周氏宗族在江南地区的门望和武力,司马睿既没有惩办周勰,也没有深究此事。

为安抚吴人,他改任周札为吴兴太守,并提升了周莚的官职。

同在建兴三年(315),杜弢所领导的流民起义军终于被司马睿的荆州刺史陶侃
打败。

两年前,原荆州刺史周 f 被杜弢围在浔水,靠时任武昌太守的陶侃的救援,才徼幸脱险。

司马睿调回周f ,改任陶侃主管荆州。

陶侃经过与杜弢的数十次激战之后,才逐渐占据上峰。

流民军由于伤亡过重,力量不支。

杜弢被迫向司马睿请降,但遭拒绝。

他复写信给南平太守应詹乞降。

在应詹的建议之下,司马睿同意受降。

但陶侃等人仍不肯停止对杜弢的攻击,杜弢只得再反。

陶侃乘势将其击溃,杜弢败死于道。

不久,湘州也落入陶侃之手。

陶侃的成功,引起了王敦的嫉妒。

王敦自永嘉五年击灭华轶后,一直坐镇江州,主管西线的军事。

由于部属陶侃平定荆湘地区流民起义有功,司马睿封王敦为镇东大将军、加封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之职。

王敦开始自行选置刺史以下的官吏,日益骄横跋扈。

他乘陶侃在返回荆州的治所江陵之前辞行之机,将陶侃扣留。

王敦改任陶侃为广州刺史,另派其从弟王廙去荆州出任刺史。

但是荆州的将吏拒不接受王廙,而要求陶佩返回。

王敦欲杀死陶侃,但顾虑与陶侃有姻亲关系的豫章太守周访干涉,故终未动手。

陶侃被迫赴广州。

到任后,他再一次显示出自己的政治才能,使那里长期动乱的局面迅速得到安定,切实巩固了江东政权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自称帝时起,晋愍帝一直陷于困境之中。

史称“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行。

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

众唯一旅,公私有车四乘,器械多缺,运馈不继”(《晋书·愍帝纪》),甚至连盗发汉帝陵所剩的劫余物资也尽纳内府。

而汉主刘聪对长安的攻势一直未减,晋愍帝司马邺虽然又进封司马睿为丞相,并多次乞师救援,但始终未能盼到江南发来的一兵一卒。

建兴四年(316)十一月,晋愍帝司马邺在汉军的重围之下,内外断绝,兵疲粮竭,被迫出降。

长安不守,汉将虏愍帝北去的消息传至建康,司马睿如果再没有表示,则无法向世人交待。

于是,他装模作样地带领将士露宿野营,向四方发布檄文,声称要立即北伐救回愍帝。

然而数天之后仍不见有真正的军事行动。

为了收场,给自己解脱塞责,司马睿给丞相府的督运令淳于伯栽上“漕运稽期”的罪名,将其斩首。

但这
种拙劣的欺骗手法很难彰世人耳目,一时“百姓喧哗,士女纵观,咸曰其冤”(《晋书·刘隗传》),连司马睿的心腹刘隗也出面为淳于伯鸣不平,要求惩办与此事有关的周莚、刘胤等人。

事情闹到了不好收场的地步,幕后主谋王导被迫出面承担责任,请求免职。

司马睿终于承认,冤杀淳于伯是他的过失,但又表示对此案有牵连的人不再追究。

王与马共天下
次年二月,弘农太守宋哲逃至建康。

宋哲带来了愍帝临降前所写的诏书。

诏书同意司马睿代他“统摄万机”,但对司马睿的称帝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是要他带兵北伐收复旧都,报仇雪耻。

诏书含蓄地表露了愍帝对司马睿坐视危亡不救的怨恚和谴责。

对此,司马睿的心情十分矛盾与不安。

他哭着拒绝了下属要他上尊号的建议,并承认自己是罪人。

不过,在经过一番忸怩之后,他还是接受了晋王的名号。

司马睿按照魏晋丞相称王的惯例,“备百官,立宗庙社稷于建康”(《晋书·元帝纪》)。

从这时起,偏居江南一隅的司马睿政权已成为晋王朝的唯一代表。

六月,刘琨等一百八十名北方将领怀着各样的目的联名上书给司马睿,进行劝进。

司马睿拒而不受,一则由于愍帝未死,二是愍帝的附加条件对他有很大的压力。

恰巧这时,祖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