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里出政权

枪杆子里出政权
作者：刘宇恒蒋楠
来源：《青年与社会》2013年第08期
【摘要】一个成功政权的确立，需要多种因素的配合，但其诞生及延续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一种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流变。

通过对中西历史的梳理，来简明分析成功政权成立及发展的成因，并以此来探讨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对政权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政权；政治文化
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是从1912年之后在共产党不断实践的革命历史中得到印证的一句话。

因而，将这句话放在同一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的思想界争鸣中去反思，才能更深切地体会为何共产主义的事业最终得到了成功。

最终的事实告诉了我们，中国没有第三条道路的和谈，然而引人思索的也恰是此点。

为什么在有着攻占巴士底狱的欧洲，还拥有光荣革命；为什么在有着法西斯独裁的同时，依然存立着民主政权。

是什么促使了事态的缓和发展？借此机会，我想对这一问题略探一二。

一、传统的确立
中国的文化中始终有种缺失感，这种缺失既是人为造就的，也来自地域不同的天然差异。

据新的历史考证，我们才意识到，我们之前说了几十年的封建社会原来只有商、周时期的那点短暂时光。

秦帝国的建立，不仅仅造就了一位焚书坑儒的始皇帝，也致使中国开始了几千年的极权时代，而此伎俩却成了历朝历代延续的新传统。

俗话说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而伴随着皇制的农民运动，反来反去，却最终不是走向被围剿、毒杀，就是走向重新扮演他们所激烈反抗角色的循环套路，枪杠子里并没有诞生出一个成功的政权。

另一方面，有人在分析西方古希腊文明的兴起中提出，陆地与海洋之分，二者是极权和民主、专制和自由、野蛮和文明，等等这些词汇的分水岭，而一位英国伟大的地理学家哈罗德·麦金德爵士在20世纪20年代写成一本名叫《民主的理想和现实》的书，在那里他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文明和自由似乎总与海洋为伍。

“对于陆地城邦及其居民而言，生活简朴而一成不变，他们对古代习惯的顽强维持，厌恶外来的一切或新的事物，有一种强大的排斥情感以及对外来物和观念的狭隘性；而对于海洋城邦及其居民而言，他们崇尚感官知觉的多样性和新颖性，崇尚不拘的想象、容忍以及对外来习惯偶尔的偏好，崇尚个体的活跃性以及存在状态的适应性和可变性。

此种区别在从古代到梭伦时代的雅典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之间的众多差异中至为突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强调过这一点。

”林立纷争的古希腊城邦，在内势均力敌，在外团结一致，颇有春秋、战国的意思；而于此作为对比的春秋、战国仅盛开出了百家争鸣的花，却并未结出民主的果。

二、时代的顺延
时代再跟进一步，进入西方世界的中世纪，看看封建时代的欧洲。

国王与教皇的斗争从不间断，两者各有胜负，他们的斗争使得政治势力得到均衡。

而最终“天主教会在与世俗国家斗争中的惨败，……加上教会自身的世俗化和腐败，使它的精神权威和道德权威严重受损。

教会权威失坠使社会和个人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

”以及相伴而来的“社会进步，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级的壮大，带来社会的日益世俗化和个人的成长。

”这些元素的重叠，不仅从事实上让人们接受了一种均衡之下的自由观念，也让个体意志得到了成长的机会。

基于这种文化基础，也才会有清教徒、英国大宪章、权利法案的不断出现。

而均势下面临革命的英国政府，走向没有流血的统一，似乎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国其实在末代皇帝溥仪下台之后，却也有过民主、科学的兴盛。

尤其是袁世凯称帝的失败，进一步使思想者们认清了他们不再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的事实，可是这一局面的出现，因其缺少了西方文化成长道路中所具有的稳定环境，共和的呼声在宋教仁遇刺的那一刻化为了泡影。

国民党在此后的蒋介石当政时期，更是缺乏向均势、宪治的转向，对国家的治理成了剿共、自身腐败等挂着羊头卖狗肉之行径。

三、结语
回头再看中国第三条道路的支持者们，里面不乏有看到问题的根结者，例如：提出乡村建设理论的梁漱溟先生，只是这一从文化根基着手的长远策略，远不能被迫在眉睫的中国现实所接受。

而胡适等人的好政府主张，也因自身缺乏周旋与保持均衡的实力，最终流为一具空壳，恰似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这种改良缺少的不是个人文化的积淀，它尤其表现为在经历了打倒孔家店后，展现出的一种整体的民族文化感的丧失，而文化脉络的中断和机械的再培育任重而道远，不适合那个纷争的环境。

这也是为什么说，中国需要的现实是先将权力集中，以便治理，再需要的才是将权利下放，尊重民意、依法治国。

可以说，枪杠子只有搭上优良的文化脉络才能长成参天大树，也才能真正保证将枪杠子得来的权力，重新下放到民众手中，并维护其施行。

参考文献
[1] 肖国厚.古希腊的思想与历史[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2-263页.
[2] 丛日云.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9页.
[3] 阿诺德·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193页.
作者简介：刘宇恒（1989.05- ），男，山东青岛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西方政治思想史；蒋楠（1988.06- ），女，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基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