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1999.09

贸易、资本流动与汇率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中国经济自出现通货紧缩以来，政府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中心，采取了积极的扩张政策，虽然有些成效，但却不尽人意。

为此，几乎用尽了各种可用的政策措施，诸如，扩大国债发行，增加财政赤字，提高出口退税，连续7次降低银行利率，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对中小企业信贷作出专门安排，增加职工工资，甚至行托市之策。

然而，作为重要宏观政策的汇率政策，始终没有用作宏观调节的工具，以至使人民币汇率成为国内外各个方面普遍关注的问题。

本文打算从贸易和资本流动与汇率的关系方面作些进一步的分析，并提出我们的理论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贸易波动与宏观均衡1．贸易下降推动通货紧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获得了迅速的增长，明显地改变了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

从1981—1997年，出口增长了7.3倍，年平均增长13.2％，进口增长了5.5倍，年平均增长11.2％。

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分别从1981年的1.10％和1.05％，提高到1997年的3.23％和2.42％。

由于贸易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定义的贸易依存度有了很大提高。

虽然用现行汇率和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贸易依存度相差很大，即使将二者简单地加以平均，贸易依存度也不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贸易国家。

在开放经济中，净出口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直接决定着总供求的均衡，而且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快慢。

实践表明，贸易的高速增长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力量，而贸易的下降则是导致目前中国通货紧缩的重要因素。

这一点以90年代中期为界表现得特别明显。

如果说80年代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靠内需推动的，当时，对外开放的程度不高，传统计划经济造成的短缺状态，在改革的推动下，形成了以居民消费需求带动的经济增长，那么，到了90年代，随着温饱的逐步实现，新的消费层次和消费需求尚未形成，良好的国际环境给中国提供了外向型发展的机遇，出口推动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本课题组，1998）。

我们计算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①，80年代年平均只有0.5％，1990—1997年年平均达到了7.5％。

依靠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国民财富，是一种重商主义政策。

中国实践再一次表明，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发展中国家实施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体制政策的影响，中国的贸易增长并不是直线提升的，而是存在着很大的波动。

就从90年代来看，既有增速超过20％的高增长年份（1994），也有增速只有3.2％低增长年份（1996）；如果按季度来观察，增长波动的幅度更大，波峰波谷高达±70％。

特别是1998年以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显现，贸易增速大幅下降，甚至出现连续3个季度的负增长。

此时，正值国内经济运行周期处于下滑阶段，过度紧缩使国内需求锐减，出口的下降又削减了国外需求，二者共同促成了通货紧缩的出现，且出口下降和通货紧缩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导致了国内经济运行的失衡。

因此，影响贸易增长的因素有哪些，它们如何决定了贸易的波动，在大力启动内需的前提下，如何保持贸易增长的持续和稳定，使之成为促进内外经济平衡和稳定增长的有效手段，就是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一个急迫而又重要的问题。

2．汇率调整与短期均衡中国的出口是由我国对出口商品的供给和外国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两方面力量的对比决定的，中国的进口是由我国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和外国对我国进口商品的供给两方面力量的对比决定的。

假定供给具有充分弹性，出口和进口均由需求决定，这样一来，我国的出口是由外国对我国商品的需求决定的，而我国的进口则是由我国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决定的。

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告诉我们，决定商品需求的因素主要有消费者收入和商品价格。

收入越高，需求愈大（除劣等商品外），价格越高，需求愈小。

与国内市场交易不同，一国的进出口是与国外厂商的交易，商品的计价和货款的收付一般使用外币，这就出现了汇率的变动问题。

在进出口商品生产成本一定的情况下，汇率的变动直接影响用外币表示的出口商品在外国市场上的价格以及用本币表示的外国商品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进而影响到本国商品在外国以及外国商品在本国的销售额。

因而，汇率贬值通常会刺激出口，而限制进口；而汇率升值则会增加进口而减少出口。

从汇率变动到进出口的增减是一个复杂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价格变动，又有因价格变动所引起的数量（需求量）变动，而价格对数量的影响既有由于相对价格的变动而引起的商品间代替效果，又有由于价格变动引起的收入效果。

另外，从汇率的变动到进出口商品价格的调整是否存在时滞以及时滞的长短，直接影响到进出口和贸易收支对汇率的反应程度。

关于人民币汇率变动和中国进出口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也开始出现（戴祖祥，1997；brada等，1993）。

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把实证分析的重点放在进口函数和出口函数的测算上。

决定我国出口的主要因素有全世界实际收入和世界市场上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

在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一定的条件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是决定我国出口商品在世界市场价格的主要因素。

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相同性，我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比较优势，在世界市场上处于相互竞争的关系。

我国和这些国家同一商品价格的相对变化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出口。

除生产成本外，人民币汇率和这些国家货币汇率的相对变化直接影响到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与这些国家商品的相对价格，进而影响我国的出口。

考虑到以上因素，我们测算的总出口函数如下：Export t=a+b*ExChina t+c*GDPWorld t+d*ExAsia t+e t（1）式中，Exportt 为中国出口的实际值，ExChinat为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GDPWorld t表示世界实际收入，由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澳大利亚，日本等10国GDP的加权平均而得，权重为各国在中国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它们的和不等于100；以上均取自然对数值；ExAsia t表示亚洲主要国家货币对美元实际汇率变动指数（1981年第1季度为100），由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六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加权平均，权重为各国出口在此6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e t为误差项。

进口函数为：Importt=a+b*ExChina t+c*GDPChina t+e t（2）式中，Importt 为中国进口的实际值（自然对数值）；GDPChinat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值（自然对数值）。

对日出口函数和对美出口函数与总出口函数一样，但是，因变量分别换成中国对日出口实际值和对美出口实际值，自变量中的收入项分别变成日本实际收入和美国实际收入，汇率项在对美出口函数中与总出口函数相同，在对日出口函数中变成人民币对日元实际汇率，亚洲主要国家货币对美元实际汇率变动指数被相应地换成对日元实际汇率变动指数。

考虑到汇率变动对进出口影响有时间的滞后问题，我们在测算中把时滞因素放进了自变量。

数据的时间频度为季度，总出口函数和总进口函数使用的是1981年第1季度到1998年的第2季度的数据，由于资料限制，对美出口函数和对日出口函数的测算期间为1985年的第1季度到1998年的第2季度。

在上述三个出口函数中，对外国收入我们期待的是正效果，即国外的收入愈高，对我国的出口需求就愈大。

人民币汇率的估计参数亦被期待为正值，人民币汇率的币值下降将促进我国的出口增长。

亚洲主要国家货币对美元（或日元）实际汇率变动指数的估计参数应为负数。

在进口函数中，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估计参数期待为正数，人民币汇率的估计参数期待为负数。

从总出口函数的测算结果（见表1）可以看出，世界实际收入的估计参数为正，且稳定在1左右。

这说明世界实际收入每增长1％，中国的出口亦增长1％。

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的估计参数符号是正，与我们的期待相符，但是如果在测算中不对亚洲主要国家的汇率变动加以控制（估算式1—3），不仅估计参数的值较小，而且不能通过检验，t值达不到显著性水平。

在估算式4—6中，我们引入了亚洲主要国家货币对美元实际汇率变动指数的滞后2期，这时不仅该变量的估计参数为负，而且人民币汇率的估计参数达到了显著性水准，同时参数值增大。

特别是估算式5，亚洲国家汇率变动滞后2期，人民币汇率变动滞后3期，弹性系数达到0.58，就是说，人民币汇率贬值1％，中国的出口将增长0.58％。

这说明，（1）亚洲诸国汇率的变动对中国出口存在着我们所预料的影响；（2）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不是独立的，而是受限于亚洲各国汇率的变化；（3）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是相当显著的。

由于篇幅所限，没有列出进口函数、对美和对日出口函数的测算结果，对此作如下解释。

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值表示的国内需求的估计参数为0.9左右，且具有显著性，但人民币汇率估计参数的符号与期待的相反，为正数，而且随着滞后期的增大，t值由不显著变为显著。

人民币汇率估计参数为正数不但说明了政府对进口的干预和限制较大，进口对汇率变动的反应大大减弱，同时也暗示了进口和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可能是相反的，也就是说，进口的增加有可能是导致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对美出口函数的测算结果简单明了。

美国实际收入的估计参数维持在7左右，显著性水准亦特别高，这表明美国的实际收入每增加1％，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增加7％。

在测算对美出口函数时，即使不控制亚洲诸国汇率的变动，我们也可以对人民币汇率得到所期待的正的估计参数，估计参数在1左右，在对美出口函数加上亚洲主要国家货币对美元实际汇率变动指数，几乎对人民币汇率的估计参数没有任何影响。

亚洲主要国家汇率的变动对中国出口有负的影响，此影响在滞后2期时有意义，此时的估计参数维持在-0.01左右。

与对美出口函数不同，测算对日出口函数，不易找到预期的测算结果。

在人民币汇率滞后4到6期，亚洲主要国家汇率滞后3期时，找到了所期待的显著性的测算结果：日本实际收入的估计参数在1左右，人民币汇率和亚洲主要国家汇率的估计参数分别为1和-0.01左右。

对美和对日出口函数的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对美或对日出口受人民币汇率和亚洲主要国家汇率变动的影响大小大致相同，但是两国实际收入对中国出口的弹性则大不相同，美国实际收入对我国对美出口的弹性高达7％，而日本仅仅是1％，前者为后者的7倍。

二、资本流动与宏观均衡1．外资内流和内资外流随着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和开放程度的明显提高，在对外贸易迅速增长的同时，资本流动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国资本国际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流入中国的外国资本以年平均28.9％的速度增长，到1997年底，中国累计利用外资3479.4亿美元，其中，国际直接投资2201.8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