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域中的环境政策论述

基于生态文明中的环境政策论述分析摘要：环境政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

文章在回顾自新中国建国以来环境政策发展、演进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环境政策在经济、环境安全和法制等方面的“不足”。

为此，需要努力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大力发展科技，进一步加强国际环境合作以及深化环境法律体系改革，从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

关键词：环境政策；生态文明；对策文献引用：程波.生态文明视域中的环境政策研究[J].生态经济，2010（11）：192～195.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走过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即将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生态文明指的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作出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后工业文明，是人类迄今为止发展程度最高的文明形态。

之所以“最高”，缘于生态文明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作为其价值旨趣。

不同于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笔下的“不惜一切代价，不顾生态与社会危险，追求国民生产总值，成为第二次浪潮各国政府盲目追求的目标”。

在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的基础上，再次重申并进一步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并明确突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和内容。

生态文明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出现了不少问题，诸如人口数量巨大，能源短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

要改善目前人类居住的环境，对策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通过教育方式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加强法制建设、发展科技和改变生活方式等。

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国家有组织的宏观调控，具体说来就是针对这些环境问题，旨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技政策。

1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环境保护政策的历史发展环境政策指的是各国政府为保护环境和自然生态系统而作出的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或技术上的规定[1]443。

我国的环境政策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

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我国人口只有5.41亿，经济生活和生产规模都不大，所以当时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还不太严重。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跃进”时期，全国人民大炼钢铁、国家大办重工。

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都处于无序状态，生态环境遭到较大破坏。

当时的经济建设只重数量不重质量，一些地区只强调“以粮为纲”，毁林毁草、围湖造田，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

直到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

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我国政府派出了代表团出席会议。

通过参与这次会议，我国高层决策者意识到我国也面临着同样严重的环境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第一次全国环境保《生态经济》2010年第11期总第332期ECOLOGICAL ECONOMY193护会议于1973年在京召开。

这次会议确定了环境保护的“32字”方针，即“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并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的试行草案。

至此，环境保护工作在全国拉开了序幕。

同年，我国还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并在全国推动工业“三废”（废气、废水、废渣）的治理。

1974年，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卫生部联合批准颁布了我国第一个环境标准，即《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这为开展“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工作提供了依据。

1977年4月，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和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联合下发了《关于治理工业“三废”、开展综合利用的几项规定》的通知，这标志着我国以治理“三废”和综合利用为特色的污染防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环境保护”的概念逐步代替了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

与此同时。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并吸收借鉴国外经验，先后实施了“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三同时”制度是指污染防治设施要与生产主题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和同时投产，排污收费制度指对一切排污单位和个人征收超标排污费或排污水费和排二氧化硫费，其中大部分以拨款形式用于补助企业的污染防治，20%左右用于环保系统自身建设。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规定所有建设项目在开工之前，要给出该项目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的科学论证和评价，提出防治方案，提交环境影响报告。

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宪法中对环境保护作出的明确规定。

年底，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这是我国首次以党中央的名义对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指示。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明确提出保护环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9年9月，五届人大十一次常委会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由此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开始走向法制化道路。

国家环境保护局成立于1982年。

1983年12月，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上明确提出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并制定了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战略方针：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分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此次环境会议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进入发展阶段。

1989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环境保护会议，提出积极推进深化环境管理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排放污染物许可证、污染集中控制和限期治理五项新制度和措施，并继续实施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和排污收费三项老制度，使得我国的环境管理更加科学化和制度化。

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不久，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我国环境与发展的十大对策。

这十大对策吸取了国际社会的新经验，包括综合决策和可持续发展，也总结了我国环保工作20年的实践经验，集中反映了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国的环境政策。

随后我国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和《中国环境保护行动计划》等纲领性文件，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

我国于1993年10月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工业污染防治工作会议，总结了工业污染防治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工业污染防治必须实行清洁生产，实行“三个转变”，即由原来的末端治理向生产过程控制转变、由浓度控制向浓度与总量控制相结合转变、由分散治理向分散与集中控制转变。

这标志着我国工业污染防治工作指导方针发生了新的转向。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陆续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1996年7月，国务院召开第四次全国环境会议，国务院做出《关于加强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并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和《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重点城市、流域、区域、海域的污染防治及生态建设和保护工程[2]7～9。

2当前环境保护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保护环境这一基本国策出发，我国逐步形成了以环境政策的基本原则为基础的环境经济政策、环境技术政策、环境社会政策、环境管理政策、环境贸易政策和国际环境政策为主的政策体系。

在这些政策的指导下，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稳定下降，一部分城市和地区的环境质量和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当前的环境保护政策面临不少挑战。

首先，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不足”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属于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即主要通过资金投入，增加能源、原材料和劳动的消耗以及经济规模的扩张，达到推动经济增长的目的。

其特点在于偏重数量的扩大，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其结果势必降低资源利用率，造成资源浪费。

资源的浪费还会殃及生态和环境，危害人类的发展。

可以说，粗放型增长是一种高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

当前世界上存在两种不合理的消费模式：即消费过度和消费“不足”。

消费过度是指超过人本来的必须需求，并与之相背离的奢侈型物质消费。

这种浪费型的消费模式主要存在于发达国家。

它是与大规模生产相适应的，在以追求最大利润为主要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下，通过大力宣传商品、煽动消费，极大地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在我国，奢侈型的消费文化也正在向一些一线大城市侵入。

然而对于我国大部分地区，消费模式还是属于消费“不足”的。

消费“不足”是与贫困紧密相连的。

由于贫困，人们的收入不能满足其基本需求，才形成消费“不足”现象。

在我国的一些贫困地区，人们为生活所迫而进行过度开垦、乱伐森林、过度狩猎和捕捞，以及城乡贫困居民点向空中、地面和水域排放废物……造成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极端恶化。

其实，无论是过度消费还是消费“不足”，都会对人类生存的环境、未来的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形成较大压力[3]31～51。

其次，环境安全。

环境安全是指与人类生存、发展活动相关的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处于良好的状况或未遭受到不可恢复的破坏。

环境安全的主要内容包括：生物安全、健康安全、资源安全以及危险废物的越境转移。

其中，尤以转基因植物安全为最。

转基因植物的特性，都是依据人类需要而改进的，比如高产、抗病虫、抗倒伏等。

因此，转基因植物，无论是粮食、经济植物还是花卉、药材等，不仅能丰富生物多样性，还能创造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然而，转基因植物毕竟有可能会对近缘物种和土壤等生态环境造成一定风险。

目前，关于转基因植物的技术还不是很成熟，许多问题还处于探讨和研究之中[4]145～152。

再次，环境法律层面的问题。

我国《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于1979年制定，1989年修订。

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状况，以致《环境保护法》出现一些立法空白，法律体系有不完善之处。

例如：在关于光污染、遗传资源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处于真空状态。

在有关项目审批和行政许可的公众参与等重要制度还缺少法律依据。

再者，由于对于环保违法的惩罚力度较弱，从而导致违法成本低污染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普遍来看，现行的排污收费标准低于治理成本，约为治理成本的一半，这就违背了“排污收费标准应当高于治理成本”这一环境经济学原理。

基于此，许多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合法购买“排污权”，也不会花更多成本治理污染。

国际环境合作与交流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又一难题。

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以来，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一方面更加深化，另一方面严峻地实现也使得多国政府加强了环境合作和交流。

我国也主动积极响应这一行动，却面临诸多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