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方式法制化是反腐倡廉之本

执政方式法制化是反腐倡廉之本法学教授李世义一、当前腐败形势与特点腐败，是人们高度关注的一个话题，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

特别是官吏的腐败，危及到了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不但那些早就存在的问题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贪污受贿、搞特权等现象逐渐泛滥和愈来愈严重，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的更加令人震惊的新问题。

例如：明码标价肆无忌惮地买官卖官，勾结收买流氓恶势力谋害上司或同僚攫取权力，充当黑社会和走私分子的保护伞等等。

集中表现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

当前腐败的特点是：1、高危性。

当前的腐败出现于高危岗位和高危人群。

监察部今年5月17日通报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治理情况：2009年9月至今年3月，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工程建设领域违法、违规举报3.31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11723人，其中厅（局）级干部78人，涉案金额29.9亿余元。

同日还通报了20起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发生在20个省（区、市），涉及廉租房建设、地铁建设、水利建设、征地补偿、矿产开发、房地产建设、学校工程、公路工程等多个领域，其中6起涉案人员被判死刑或无期（2011.5.18.新华网）。

国土局长成高危岗位。

近年来，关于土地、建设等领域的腐败案件屡见不鲜，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2009—2010年30个发生在土地、建设领域的案件，涉案人员平均涉案金额超过780万元，量刑都在10年以上。

开工“打点”最易滋生腐败。

土地出让金易“做手脚”，窝案占半壁江山，落马官员多为50后。

另据调查显示，62%的受调查者认为“国土局长”风险最高，位居官场十大高危岗位第一位。

（法制晚报2001.1.31.）。

近年来，全国“短命建筑死亡名单”不断被刷新，其中许多曾是当地著名地标。

例如：23岁的辽宁省科技馆，20岁的青岛大酒店，13岁的浙江大学湖滨校区3号楼，10岁的海口“千年塔”，20岁的北京凯莱大酒店，甚至有的建筑“出生即死亡”。

背后都有房地产开发商的影子，并多拌有腐败基因。

（央视网2011.5.11）一把手贪腐出现新特点：财务审批一支笔，选人用人一人定，民主集中一霸主，权力运行一把抓，监督制度一空文，腐败主体一家人，公开形象一假“君子”。

湖南省彬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收受和索取贿赂折合人民币3123.82万元，尚有352.72万元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号称“中国第一贪纪委书记”。

查贪官的官变成了大贪官，怎能不令人震惊呢？2、扩张性。

党和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制定了一批规范性制度文件，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惩治了一批贪官，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成果。

但腐败的势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控制，而且在继续扩张。

从近年媒体公开曝光的腐败大案看，窝案越来越大，串案越来越长，涉案对象的官衔越来越高，涉案标的数额越来越巨。

现在的热权部门和关键岗位根本经不起查，一查就能牵出一大堆问题来。

3、公然性。

腐败本来是见不得阳光的东西，是偷偷摸摸干的事情。

但由于制度设计存在问题，有些腐败行为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进行，甚至招摇过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例如：“四公”腐败：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私用，公职赌博。

再例如：大家都喊就业难，但看看身边周围的情况，“官二代”“富二代”不但不难，而且都占据的是好岗位。

不是说“官二代”、“富二代”中没有优秀者，但变成个普遍现象就匪夷所思了。

还有，中低收入者一辈子买不起一套房子，有的领导干部却有七八套甚至十几套，这些都是摆在老百姓眼皮底下的事情，却长期得不到解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领导干部的廉洁度，怎能不引起公众质疑呢？4、顽劣性。

我们这几年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惩治了一批贪官，但由于惩治力度不够，远远没有产生威慑作用。

央视网报道，近三年副部以上贪官无一获死刑。

2009年以来，至少有18位副部级以上官员被判刑，其中5人被判无期徒刑，12人被判死缓，1人被判18年有期徒刑。

18人中，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涉贿金额最高，高达197亿元；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以3318万元居第二。

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2007年被判死刑，是近年落马高官中唯一被判死刑的。

另外，被称为“许三多”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涉案金额近3亿元，至今未宣判。

鉴于此，顶风作案的有之，前赴后继的有之，而且年龄越来越轻，胃口越来越大。

5、腐败预期心理蔓延。

面对当前的腐败形势，不少一部分人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不仅不痛恨腐败，转而羡慕腐败，甚而为自已也能腐败积极创造条件。

买官者很少有人打算执政为民、为民执法，而是把市场经济中的投入产出理论引入政界，准备为自己捞取更大更多的“利润”。

就是问小学生你大长以后准备干什么？回答是肯定的—当官。

问为什么？回答当官好，有人送钱，有人伺候，想要什么就有人送什么。

这种腐败预期心理如果传染给全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包括执政党，还有什么前途呢？上述例举问题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绝非危言耸听。

腐败形式千姿百态，但确实出现了高危性。

二、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探析产生腐败，是综合原因造成的。

通常从思想根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体制机制存在弊端诸方面去分析。

我认为根本原因是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公权力异化为个人谋私的工具。

加之打击力度不够，贪腐成本太低，使腐败出现上述特点和趋势。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滋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

我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处于执政的地位，掌握着无可比拟的权力。

从国家机构的组织看，从中央到地方，主要领导职务都由中共党员领导干部担任；从国家机关干部队伍的组织成分看，中共党员占了很大比例；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程序看，中共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

概括讲，中国的命运决定于共产党。

回顾我们走过的历程，中国百年巨变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但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我们也遭遇过重大挫折和失误，无不是因为执政党的错误决策造成的。

特别是长期以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形成了党权高于法权，以至于走了一段以党治国的岐路。

以党治国，集中体现为以党代政、以党代法，全面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把党领导一切变成党管理一切。

这种执政方式，形成于民主革命时期，强化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计划经济时代。

主要表现形式：一是政策和法律双管齐下，以政策为主的方式；二是从宏观到微观一竿子插到底的方式；三是以政治控制为主、思想引导为辅的形式。

总之，形成了党、国家、社会三位一体的体制，通过“单位”这个环节，利用“人事档案”、“户口薄”、“工分本”等工具，将国家政权、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牢牢地控制在党的权力之下。

正如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由第一书记挂帅，拍板。

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

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序地存在这个问题”。

邓小平同志还早在1978年就明确指出，“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

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

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

”邓小平同志还严肃批评了以往执政党领导中的一些“怪现象”，如“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

”所以，他明确强调“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

”并特别提出“共产党实现领导应该通过什么手段”的问题。

这种高度集权的执政方式的产生，有其社会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特别在过渡时期，它能提高社会的整体动员能力，有利于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办大事，实现社会的顺利转型，具有一定的积极因素，所以存在那么长时间又难以纠正，有其必然性的一面。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其弊端也凸显出来：一是“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弹性”降低，缺乏活力。

二是不利于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

三是不利于对党的监督。

党包揽了全部权力，处于各种矛盾焦点，必定面对各种风险，失误的机会也比较多。

但所有权力都被置于党权之下，对其无法实施监督，只能靠党自己“纠错”，党内权力又高度集中在个人手中，只能等其下台或死亡后才有机会纠正，必定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甚至动摇党的执政基础。

四是这种执政方式使党没有精力加强自身建设，整体素质下降，产生了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出现了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

这已经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一些国家共产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已经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认识逐步随着实践深化，开始研究和探索共产党执政的规律。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

党中央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重要关头，审时度势，第一次明确作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决策。

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认下来。

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正式公布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

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这一治国方略载入国家根本大法。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提高依法执政能力。

2004年9月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以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与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从开元建国、致富强国开始步入制度治国、法理执政，这在中外共产党执政史上是一个没有先例的重大法治创新，第一次解决了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问题。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执政，依法执政的关键是党的执政方式法制化和对执政党执政行为监督制约的法制化。

这也是我们党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的经验总结和治本之策。

三、执政方式法制化是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是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

党的执政方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的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二次革命”的重点对象之一。

在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指导下，我们逐步理顺了党与法的关系。

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