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小人物的苦难与溺亡——关于王祥夫长篇小说《米谷》

20底层小人物的苦难与溺亡——关于王祥夫长篇小说《米谷》■王春林曾经获得过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作家王祥夫，是当下这个时代少见的真正专心致志于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之一。

在一种市场化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在长篇小说文体崇拜盛行一时的时候，能够心无旁骛地长期坚持短篇小说写作，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进一步说，王祥夫的难能可贵处，不仅在于他对于短篇小说写作的一贯坚持，而且更在于他在短篇小说这一特定文体上所取得的突出成绩与心得体会。

放眼当下时代的中国文坛，对短篇小说这一文体一直情有独钟且创作实绩有口皆碑者，大约也不过只有刘庆邦、苏童、王安忆、范小青等不多的寥寥几位。

而王祥夫，则肯定是能够位列其中且毫无愧色的一位。

然而，短篇小说写作方面的成就突出，却并不意味着王祥夫的小说写作就只能够固守于短篇小说一隅，而不能有所拓展。

很多年来的实际情况是，在矢志不渝地坚持短篇小说写作的同时，王祥夫也一直都在坚持着长篇小说与中篇小说这两种文体的探索与写作。

迄今为止，王祥夫就已经创作有七部之多的长篇小说。

只不过由于短篇小说方面的文名过盛的缘故，他在中长篇小说写作方面的努力，自然也就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之中。

事实上，只要稍加留意，我们即不难发现，王祥夫的长篇小说也颇多可观之处。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恐怕就是我们在这里要展开讨论的《米谷》。

一方面，小说固然是一种特别强调想象虚构能力的重要性的文体，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须臾不能忘记，不管怎么说，小说的这种想象虚构都必须而且也只能够来源于现实生活。

王祥夫的《米谷》，也同样如此。

在那篇名为《从深水里浮上来》的“跋”中，作家曾经专门谈到过这部不足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的现实渊源：“某年某月某日，我和我的好友在公园的绿色长椅上对着晴空吸烟。

当然有时候我也吸烟，在无聊的时候，恰好别人递过来一支。

阳光很好，且天蓝云白。

这时候有个要饭的从我们的后边悄悄绕过来，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操着一口安徽话，恰好我那个朋友也是安徽人。

我的朋友便问老者是安徽什么地方的？那要饭的老者回答了他是安徽哪哪哪的，我的朋友问他出来有多少年了，而那要饭的老者却忽然冒出一句：看你是老乡我就不跟你要了。

这句话忽然让人想笑，我们便大笑起来，这句话竟然有那么点施舍的味道在里边，让人哭笑不得。

我拉住老者，敬他一支烟，开始听他讲述，小说便从此开始。

另一个世界便就此在我的想象中展开，老者的讲述迫使我去寻找一个人：米谷。

”那么，“米谷”又在什么地方呢？“作家是什么，是寻找者，在茫茫人海里寻找他想见到的人，而我终于见到了我的米谷，故事的线索是从我居住的那个城市里的某个小派出所里展开，展开的结果是我对人性有了深刻的理解。

我的发现是，如果把人性放在一个艰难危险的环境里，人性只好瞬间崩塌，就像友谊碰到了谎言会瞬间崩塌一样。

我对自己说，也在对读者说：你们要理解这只是一种生活，一种你不熟悉的生活而已。

”在这个关于《米谷》的创作谈中，王祥夫其实已经交代了小说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某种内在关联。

归根到底，假若没有那个意外撞见的安徽要饭的老者，没有城市里的某个小派出所，那王祥夫的艺术想象肯定无从展开。

但仅有这些生活经验，却也远远不能构成一部精彩的长篇小说。

这些判断零星的生活经验，之所以能够发生“点铁成金”的根本变化，并到最后化蛹成蝶地变成《米谷》这样一个成熟的长篇小说文本，端赖于作家王祥夫那超乎寻常的艺术想象与艺术构型能力的具备。

“认真地阅读完王祥夫近几年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之后，一种最深刻的印象便是作家对于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一种持久而深入的关怀与表达。

在我看来，王祥夫最可贵的一点便是始终没有游离于中国最广大的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之外，他总是与自己笔下的表现对象同呼吸共命运，总是以自己的心灵去真诚地体味他们的悲欢离合，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

”这是十多年前，我对王祥夫小说创作的一种基本认识。

现在看来，我当年的这种判断从整体上看还是能够成立的。

作为一位底层叙事作家的若干特点，依然非常突出地体现在他的《米谷》这部长篇小说中。

具体来说，《米谷》这部作品所集中展示的，是一个乡村少女米谷进入城市之后的苦难命运遭际。

米谷的进城，与她所在村庄的乞讨传统紧密相关：“咱们村的女人一到了岁数就要进城去要饭，不会进城要饭的女人就不是好女人，进城就有好吃好喝还能给家里寄钱。

男人们在地里做活儿，女人们就得进城挣钱，谷子是从地里长出来的，钱是靠女人们伸着手在城里一毛一毛要饭要来的。

”然而，尽管这个村庄有着女人外出进城乞讨的传统，但等到米谷觉得自己年龄已经不小了，主动要求进城去履行女人的乞讨使命的时候，却不无意外地遭到了其他已经有过进城乞讨经验的女人们的一致拒绝。

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一点是，村人拒绝携带米谷进城乞讨的理由，竟然是因为她天生丽质难自弃，因为她生得太漂亮了。

既然长得漂亮，那就会引起城里那些男人们的花心，这样一来，不仅乞讨不成，而且还可能会出事儿。

也正因此，饱经沧桑的奶奶才会面对漂亮的米谷而一再感叹：“女人长得好看真是罪过，是上辈子作孽，只有上辈子做了坏事的人这辈子才会转成个漂亮女人来世上受罪。

”虽然说米谷在上辈子到底做了什么坏事只有天知道，但从她的现实命运来说，却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奶奶这句带有明显预言性质的话语的形象注脚。

王祥夫的《米谷》文本所详尽展示出的，正是米谷《长江丛刊》2018.0321那被严重地侮辱与损害着的苦难命运过程。

《米谷》虽然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反对，但不甘心就此屈服于命运摆布的个性颇为倔犟的米谷，却还是一个人不管不顾地闯进了城里。

然而，正如同村里的那些女人所预见到的，进了城的米谷并没有如愿地走上乞讨的道路。

米谷在进城后好不容易才乞讨的钱被人给抢了。

乞讨受挫的米谷，在城里的汽车站邂逅了她后来的丈夫小年轻。

尽管小年轻的处境一样贫穷艰难，但假若说从此之后，他们俩能够以如此一种相濡以沫的方式平稳地度过一生，那倒也还称得上是幸福了。

悲哀处在于，就在他们俩的大儿子福官出生后不久，残酷的命运就前来叩门了。

米谷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悲惨命运，也随着儿子福官的被恶意抢夺而拉开了序幕。

质而言之，无端地剥夺并戕害米谷以及小年轻这一对贫贱夫妻的，可以说分别是资本与权力这样两种力量。

首先，是资本的力量，这一方面最典型不过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那位饭店老板。

福官莫名其妙地被两个假扮警察的人活生生地从米谷怀里抢夺走之后，米谷夫妻，尤其是身为母亲的米谷，顿时陷入到了万念俱灰的境况之中。

为了寻找福官，米谷的足迹差不多已经遍布了自己所能抵达的地方。

就连小年轻，也因此而干脆不再卖烤羊肉串了。

因福官的被抢夺，米谷简直就变成了另外一个祥林嫂，在拼命寻找福官的同时，也一再絮絮叨叨地向围观的人们讲述福官被抢夺的过程。

正在米谷夫妻遍寻福官而无果的时候，那个头戴着油乎乎的鸭舌帽的骗子开始粉墨登场了。

这个骗子带着一张非常模糊的小照片，信誓旦旦地告诉米谷和小年轻，说他在某个地方亲眼看到过白白胖胖的福官。

只不过，如果米谷他们要想让福官回家，就必须首先支付给他人民币五千元整。

五千元，对于只能够依靠卖羊肉串而勉力维持生计的米谷夫妻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就在米谷他们为此而一筹莫展的时候，汽车站附近的那个饭店老板以真心相助者的模样给小年轻出了一个让米谷卖身的馊主意。

面对饭店老板的“耳提面命”，其实仍然非常单纯的小年轻仿若“醍醐灌顶”一般：“小年轻把那半瓶啤酒一口气都喝了下去，他觉得自己从来都没像现在这么脑子清醒过。

”天生丽质的米谷，就这样开始了她自己那自始至终都处于被迫状态的皮肉生涯。

米谷接客的地方，就在小年轻简陋不堪的那间房子里。

米谷躺在屋里的床上，小年轻守在门口，做一次一百。

夫妻俩共同努力的目标，不过是为了能够早日见到被抢夺的福官。

面对着惨遭嫖客凌辱的米谷，小年轻的现实表现是：“这个人刚刚一走，小年轻便跳进家把门从里边关上了：／‘也该我了！’／‘也该我了！’／‘也该我了！’／小年轻大声说，已经把衣服剥光了，已经进入了，小年轻把自己的根扎进了米谷的身子。

”请注意，虽然只是短短的一段话，但王祥夫却把她切割成了五个段落。

除了三个“也该我了”各占一段之外，此前与此后的，也都分别单独成段。

同样内容的话语，经过切割处理之后，所表达的意思自然也就有所差别。

三个紧紧连接在一起的“也该我了”的段落，所强烈传达出的，正是小年轻某种无法言说的嫉恨与无奈相掺杂的心理。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祸不单行的是，作为王祥夫《米谷》中的重头戏之一的假酒案事件，也让米谷与小年轻这一对本就够倒霉的夫妻给迎头撞上了。

为了阻止已经剩下一条腿的小年轻去找市长和警察的麻烦并因此而招致更大的祸患，米谷主动到饭店老板那里买来一大塑料瓶白酒。

没想到的是，他们这次买来的白酒，居然是足以致人于死地的内含毒性的假酒：“这一年的春节，这个小城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但最大的事情就是许许多多的人都喝到了假酒，这都是些没有钱的人，这都是些想靠酒忘掉那些不高兴的事的人。

年前年后城里的医院都住满了因为喝了假酒而昏睡不醒的人。

而且有的人睡着了就再也没有睁开过眼。

饭店老板现在人也不知跑到了哪里，公安局的人给他的饭店门上贴了封条，并且在他饭店后边的屋里也发现了好几大缸假酒。

那是些工业酒精勾兑的假酒。

”毫无疑问，王祥夫在这里所具体书写的故事原型，就是1998年春节前后发生在山西朔州的那一场影响巨大的假酒案。

米谷与小年轻无意间遭逢的，就是这一场导致多人死亡的假酒事件。

米谷的身体条件相对健壮，在医院里昏睡几天，也就挺过去了。

真正倒霉的，是身体相对虚弱的小年轻：“医院很快就对米谷说小年轻的病情已经不属于假酒案受害者，他是并发性脑水肿而且还有出血，要住院治疗就必须自己花钱，否则，命也怕难保了。

”小年轻的疾病既然由饮用了假酒而引出，那医院的诊断逻辑，就毫无疑问存在着逃避责任的嫌疑。

但不管怎么说，既然已经如此，那米谷就无论如何都得想方设法替小年轻治病。

关键的问题是，要想挽救小年轻的生命，手术治疗的费用最少都得一万五千块钱。

怎么办呢？米谷所能出卖的，依然还是只有自己的身体。

就这样，自家的身体其实已经虚弱至极的米谷，又一次被迫走上了卖身的道路。

由于时间过于紧迫的缘故，急于筹钱的米谷，嫖资甚至一降再降。

或许与“物美价廉”有关：“晚上，那些等货的贩子们干脆住在这里和米谷整夜整夜地做，三四个人同时和米谷做。

到后来米谷昏沉沉地睡着了，由他们做，他们也不管米谷发烧不发烧，他们乐得米谷不知道他们有的人是在做第二次。

”由以上分析可见，尽管说在这桩影响极大的假酒案中，社会固然有其无法推卸的责任，但一味地贪求高额利润回报的饭店老板所应承担的责任，同样也无法推卸。

其次，是权力的力量。

权力力量的集中体现者，乃是派出所的警察刘奎。

还是在米谷最早的那一次卖身期间，不知是否因为有人专门告发的缘故，派出所的警察以“打黄扫黑”的名义把米谷抓进派出所整整关了四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