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共产国际与大革命的失败

陈独秀、共产国际与大革命的失败卢.毅【摘 要】关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责任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

不可否认，陈独秀确实犯了右倾错误，向国民党做出一系列妥协。

但深入分析，这些错误又是诸多因素造成的，特别是与共产国际的指挥有关。

在所谓“三次大让步”和大革命后期右倾的背后，其实都隐藏着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身影。

陈独秀对此曾有过抗争，但皆以失败告终。

而从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来看，后者根本无法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

因此，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或主要推到陈独秀和以其为首的中共中央身上，显然是不客观和不公正的。

【关键词】陈独秀；中共中央；共产国际；联共（布）；大革命；右倾原因【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3-0011-101927年，由于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和汪精卫“七一五”分共，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大革命失败了。

这是中共在领导革命过程中遭遇的第一次严重挫折。

关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责任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前夕，斯大林就开始指责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未能执行莫斯科的“正确指示”，“因为它不理解这些指示，或者是不想执行这些指示并欺骗共产国际执委会，或者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而“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一正确的政策”①。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也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指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中国革命遇到严重挫折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未能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未能经受住“火的洗礼”②。

斯大林、布哈林的这些论断为追究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定了调子，从而将陈独秀及其领导的中共中央推上了被告席。

但近年来随着共产国际与联共（布）档案资料的解密，这种说法明显暴露出许多漏洞。

本文拟着重围绕几个具体问题加以梳理，并运用相关史料作一番剖析。

一、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成因不可否认，陈独秀作为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者，确实犯了右倾错误，在一系列问题上对国民党妥协退让。

如所谓“三次大退让”，反对北伐，未能直接掌握武装，以及大革命后期“汪蒋合作”方针的确立和《汪陈宣言》的发表等。

特别是在革命已经十分危急的局势下，他不仅一筹莫展，而且仍实行对国民党的迁就态度，“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③，最终导致了大革命失败。

然而深入来看，陈独秀这些错误又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

首先，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理论准备不足有关。

中共成立不久就立即投入到实际斗争中，忙于应付各方面的复杂工作，无暇深入开展理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7、410页。

②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502—50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1258页。

论研究，因此理论准备难免有些不足。

对此，刘少奇曾明确指出：“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

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

”①毛泽东也说：“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

”②就陈独秀而言，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无法适应革命迅猛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其固守“二次革命论”，将两个革命阶段截然分开，坚持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③。

因此面对极其复杂的大革命形势和共产国际提出的错误主张，他虽然有时也有自己的见解，但最终还是接受和执行了右倾路线。

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所犯的右倾错误，是中共在幼年时期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错误。

其次，与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制有关。

1925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明确宣布：“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它不能不干预各国党的事务”，“否认它的干预权利，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效劳”④。

而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毫无疑问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客观说来，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曾有过许多正确的指导，如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大力声援五卅运动等。

但与此同时，这种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也束缚了中共的手脚，妨碍了其主动性和应变能力的发挥，使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方针，更不可能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变措施。

近年来学界通过对俄罗斯最新解密档案的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所有重大决策几乎都是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及其驻华代表的指示和指导下做出的，有些甚至是越过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由国际代表直接做出的。

有学者统计过：从1923年至1927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过122次会议，做出738个决定，从大的决策（如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对于国民革命的总方针）到小的决定（何时结束五卅罢工，何时找蒋介石谈话，谈时注意什么问题等），都有所涉及，而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权力和工作范围是很有限的⑤。

由此来看，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或主要推到陈独秀和以其为首的中共中央身上，显然是不客观和不公正的。

二、所谓“三次大让步”的经过1943年，周恩来在《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文中，详细梳理了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右派的三次大让步，即在国民党二大执委选举、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三次退让，并认为这直接导致“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⑥。

但揆诸史实，这三次退让其实都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指示有关。

所谓陈独秀的“三次大让步”，不是陈独秀要让，而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逼迫中共让步。

第一次退让是政治上的让步。

1926年1月，①《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③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9页。

④《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7—58页。

⑤唐宝林：《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页。

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大。

由于共产党的声望日隆，在二大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多数，形势对中共非常有利，因此陈独秀的态度本来是十分强硬的，他提议应有7名中共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使右派在会上没有影响”。

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维经斯基却对此横加干预。

早在1925年5月初，鲍罗廷就来到上海与中共中央商讨有关国民党二大的选举问题，并力压陈独秀接受。

他在给加拉罕的电报中称：“关于在将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人数问题曾一度发生争执，中央提出7人，我表示反对，为的是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

一致同意最低限额——4人，其余的根据代表大会期间中国整个局势而定。

”9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又发出指示，要求中共中央“遵循下列原则立即审查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1.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

2.党团不应发号施令。

3.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

4.相反，共产党应当竭力广泛吸引（未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而首先是左派分子参加本国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领导工作”①。

显然，这是主张中共在二大选举问题上对国民党让步。

后来，中共广东区委利用右派刺杀廖仲恺事件打击了西山会议派，驱逐了胡汉民和许崇智，并制订了在国民党二大选举时共产党人争取在中央委员中占三分之一或一半的方案。

但莫斯科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批评这是“在不停地拆毁连结共产党先锋队与民主群众的各种桥梁，要完全孤立中国共产党，并带来由此而产生的各种致命的后果”②。

12月24日，维经斯基又强行安排陈独秀会见国民党右派代表，同意停止对西山会议派的攻击，并做出在新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的承诺。

这一系列干预，导致国民党二大选出的36名中执委中，共产党员只占7名，“造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③。

由此可见，关于陈独秀在国民党二大选举问题上做出让步的说法，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

第二次退让是军事上的让步。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蒋介石乘机在军事上打压共产党。

事件发生时，由布勃诺夫率领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正在广州，对事件作了全权处理。

当时，蒋介石对布勃诺夫声明此次事变是“对人不对俄”，布表示“如此即可安心”④，于是不同意对蒋介石进行反击，而是决定让步。

他在事件发生后第四天作的报告中解释为什么对蒋介石让步时，讲了六条理由，第一条就是怕“更加吓跑大资产阶级”，第二条是怕“引起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因为中共“无论如何不能在现在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的这种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务”。

在后来的总结报告中，他甚至提出中共只要做“保证这场革命彻底胜利”的苦力，不要去争领导权，否则“任何过火行为都会吓跑大资产阶级，引起小资产阶级的摇摆”，从而“造成广州政府的危机，最终加剧国民革命失败”⑤。

3月底，布勃诺夫回国途经上海时对陈独秀说：“蒋介石表示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乱之事发生，他本人并不反俄反共”，所以他主张向蒋介石做出让步。

由于从布勃诺夫那里得到的是片面情况，陈独秀发表文章表态，认为蒋介石还是左派，应该维持蒋汪合作的关系，并在文中称赞“蒋介石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⑥。

但到了4月中旬，当陈独秀接到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详细报告后，异常愤怒，做出了三点反击蒋介石的计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90、613、694—695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704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9页。

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

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