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论文：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与绩效研究述评

高等教育论文：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与绩效研究述评摘要：从资源配置模式与绩效这对关系入手，探讨基于绩效目标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和行动策略，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和核心。

既有研究或是集中于资源配置模式的探讨，或是侧重于绩效的研究，普遍缺乏基于二者关系的内在作用机理、规则的过程观察以及相应的实证分析；研究视角比较单一；缺乏运用质的研究方法考察内在规律；另外，在科学测算学生培养成本以及高校绩效等方面仍然是弱项，亟须未来研究着力解决。

关键词：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绩效；述评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办学规模的扩大，资源短缺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在受国家经济水平制约不可能大幅度增加资源投入的情况下，如何从制度上优化资源配置模式，使资源的流向更趋科学合理从而确保高等教育绩效提升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也是高等教育管理的重要职责。

本文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与绩效这对关系入手，对相关成果进行整合述评，旨在为新的理论创新奠定基础。

一、相关概念界定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是指社会对高等教育事业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各种不同使用方向上的分配。

它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总体教育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地区或学校，即宏观层次配置。

这主要通过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高校数量和布局的调整、高等教育市场的调控、教育投资渠道的拓宽等方法来进行。

二是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既定的条件下，一个地区或高校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即微观层次的配置。

这主要是高校自身通过扩大招生规模、调整学科结构、提高管理效能、更新教育内容、提高设备利用率等来实现的[1]。

也即，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强调分配，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强调使用。

也有学者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给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作出界定，认为广义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是指一切用于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包括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的配置；狭义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是指高等教育的财力资源配置，即国家对高等教育领域的资金投入（俗称办学经费）[2]。

本综述所指的高等教育资源主要是狭义上的经费资源。

所谓模式，是指遵从某种规则或规律反复出现的思维方式或表现，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是指以一定方式方法将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到高等教育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去，保证教育正常运行和教育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和使用，以满足人们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要，包括个体发展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各类人才与合格劳动者培养的需要[3]。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是资源配置方式方法的统称，体现了资源分配的基本逻辑。

关于绩效内涵的表述很多，代表性的观点有：绩效体现了效率、产品与服务质量及数量、机构所做的贡献与质量，含有节约、效益和效率的含义[4]。

绩效是一项活动实施的结果，既包括实施这项活动所投入资源与获得效果的对比关系，也包括投入资源的合理性和结果的有效性等等[5]。

虽然对绩效内涵表述的视角不同，但大多研究者都认同：绩效是实施一项活动基于预期目标的有效性。

按照达到这种有效性的过程，绩效的内涵包括：投入是否满足经济性要求，运作是否合规和合理，行为的结果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产出与投入相比是否有效率。

按照预期目标所涉及的范围，绩效的内涵包括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绩效的本质是质量和效率的统一。

在概念运用上，绩效和效率、效益经常被裹挟在一起出现界定不清的情况。

理论上讲，绩效往往代表整体概念，效率或效益则属于局部概念；绩效表达着效率和效益的含义，但在内涵上又比之更宽泛、更丰富，除了效率、效益这些关键标准之外，公平、公正和社会公众的反映等往往也是绩效关注的重要标准。

在现实中，由于使用上的习惯以及绩效所涉及的很多定性因素难以准确测量，很多学者往往用泛化的“效率”取代“绩效”，虽然不够精准，但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对绩效的影响研究在学者们进行的大量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研究中，普遍认识到了其对高等教育绩效的重要影响，体会到了研究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的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larry所言：“发挥指导、管理和领导作用的人的最后‘管理工具’是钱。

领导人和管理者分配、管理财政资源的方式可以决定目标实现的效率。

有经验的高等教育观察者知道，对领导层和管理层目的的真正测试是其资金配置模式。

”[6]这一段话清晰表达了资源配置模式的“政治”意蕴及其对组织效率高低的决定性影响。

（一）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对绩效影响的宏观研究1. 转型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的研究。

大部分研究者认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有政府和市场两种模式，基于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以及当前所处的转型期，决定了当前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必须也只能是“微观上以市场方式为主，宏观上以政府调控为主”的政府和市场两种模式的混合体。

虽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如克拉克、康宁等认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是市场、政府和学术三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总体上都认同了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是多种模式的“混合体”而非“单一体”，其中政府和市场是两种最基本的配置模式，并对两种模式的性质、适用范围及其合理性、必要性进行了探讨[7-8]。

关于两种模式力量的对比关系，曾加荣、杨冬丽等强调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和在当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条件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应在原有基础上扩大市场模式发挥作用的边界，发挥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杠杆作用，用市场力量推动资源配置绩效的提升[9-10]。

此外，樊继轩、杨雅清、许丽英等人对市场机制与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关系也做了深刻的论述[11-13]。

这些研究强调了转型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对于市场和计划二者的力量对比仅作了理论性的应然探讨，缺乏量化、实质性的分析。

康宁、夏丽萍等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计划模式向市场模式转型的程度作出深入研究，尤其是康宁量化了这种转型程度，对于我们深刻认识计划和市场两种模式发挥作用的边界、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依据，具有启示意义[14-15]。

2. 拨款模式研究。

拨款模式指资金分配所遵循的方式方法。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拨款普遍采用的是“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方式，与以前采用的“基数加发展”方式相比，扩大了各院校使用经费的自主权，操作简单，在透明度和公正性方面都有所进步。

但是，这种模式的政策参数单一及其对规模的刺激和对产出或绩效因素的忽视，加剧了部属高校与地方高校以及地方院校之间的教育财政不平衡等，也招致了无数的诟病。

基于此，学者们就拨款模式提出了改革建议。

王善迈认为：高等学校经费拨款，应采用多重目标合理组合的拨款标准。

包括公平目标、效率目标、效益目标和政策目标。

将四种目标合理组合为量化的、客观的、可操作的拨款公式，并且定期调整，其中根据公平目标形成标准拨款基金，根据效率目标、效益目标和政策目标形成浮动基金[16]。

李福华认为将王善迈教授提出的多重目标合理组合的拨款标准数量化是构建新拨款制度的较好选择。

其中，由于效益目标的难以衡量性以及学校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校的科技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并且学校声誉评价或排行榜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做法，我们可以用学校声誉代替效益目标。

某校拨款数额=公平拨款+效率拨款+声誉拨 款+政策拨款[17]。

侯瑞山、杨树林提出了“基本拨款加专项基金”的拨款方式。

该方式在对拨款要素分类的基础上，在职工工资要素中引入了反映效率的指标如生师比、学生与教辅人员比、学生与行政人员比、学生与后勤人员比等[18]。

刘黎莉提出实行基金制，认为这是对高等教育财政拨款制度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改革[19]。

总之，将产出或绩效因素纳入拨款公式中，以此推动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是学者们改革当前资源配置模式的共同价值取向。

由于受到实践的阻滞，这些研究目前还仅限于理论上的探讨，没有直接推动资源配置模式的转换，但相信其会为未来拨款模式改革提供理念指导和决策依据。

3.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及制度归因。

有学者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大样本印证了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由于配置不合理造成的低效现象。

如闵维方借用经济学的资源配置不均衡理论对全国616所高校（1995年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我国高校在资源总量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资源配置的效率并不高，存在着程度不一的“木桶现象”，认为应该通过调整结构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20]。

李福华采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全国1 000余所高校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利用效率进行了统计分析，提出：我国高等学校资源利用效率的整体水平不高，并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和地区高等学校的资源利用效率均存在较大差异，现行拨款制度不利于提高高等学校资源利用效率等结论[21]。

周炜利用香港学者李崇高和武凝珠构建的一个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的研究框架，以53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高等教育资源在高校间分配的不合理是造成高等教育资源效率损失的最主要原因，并主张通过改进高等教育拨款和预算制度以及促进资源在高校间的流动来提高高等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22]。

这些研究从宏观角度描述了由于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的低效现象，实证了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与绩效之间的相关性，给我们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数据，但缺乏深层次的原因分析。

对于我国当前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带来的绩效不高的现状，很多学者采用跨学科的视角比如管理学、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等予以解释，其中新制度经济学开辟了研究的新视野，具有深远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绩效不高的原因在于制度本身，因而把提升绩效的希望寄托于制度创新。

杨秀芹指出我国目前教育资源的结构性短缺问题，只有通过制度完善及市场、政府的调节、调控使可利用的教育资源提高利用效率才能够得以缓解。

要通过在修正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基础上保障政府主导教育制度变迁的地位，以弥补教育制度缺失；通过教育制度变迁方式的转变、重构政府与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以及改善委托代理关系的激励与约束来提高教育制度创新能力，减少低效的教育制度供给；通过激励机制和非正式教育制度对于教育行为个体的干预来协调教育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化解因此带来的教育资源利用低效率[23]。

范先佐认为，教育的低效率主要由于教育的权利与责任安排的不合理，也可谓是产权与职能的错位，进而提出理顺教育产权关系，实现教育产权变革这一提高效率的对策思路[24]。

胡赤弟把大学制度看做是教育资源产权主体之间的契约集，创造性地提出了大学制度构建理论。

同时，通过对教育产权性质、特点及其运行机制的系统研究，创造性地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重构了大学办学主体，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大学的“主导与合作”治理模式，并设计出利益相关者大学法人的内外部治理结构[25]。

孙天华把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作分析工具，从体制成本、决策成本和执行成本组成大学运行成本的观点出发，揭示我国公立大学现行制度结构与大学组织绩效低下的关系，提出公立大学该如何节约运行成本的政策建议[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