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视阈下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方位

在时代视阈下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方位作者：孙新彭来源：《理论导刊》2012年第07期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标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方位，主要也就归结为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方位。

时代的发展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制度体系构建中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因。

以马克思的“三种社会形态”理论为依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看到，它是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更高阶段，是人类进入理想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梯。

关键词：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史方位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7-0064-0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以及它所展现出的制度优势，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模式。

它的确立，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而在时代视阈中认识这一制度的历史方位，对于我们坚持并进一步改革完善它，特别是制定正确的改革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战略时，一个根本任务，就是要消除在既有的制度体系中阻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那些东西。

而当时中国经济近乎达到崩溃边缘的事实，迫使我们拓展视野，放眼世界；也让我们有理由反思过去，展望未来，也就是给了我们进行新探索以巨大的空间。

但是，必须承认，在当时，对于社会主义怎么搞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只知道“不应该怎么办”，而对于“该怎么办”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或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破”，也就是要在实践中破除那些阻碍社会发展的各种制度枷锁问题；而至于怎样“立”，只能依靠实践的发展，依靠“摸着石头过河”逐步探索。

而这种探索的结果是，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发展变化，世界的日新月异；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与活力；看到了物质利益原则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看到了效率的重要意义。

因此，逐步开启了运用物质利益原则、通过提高效率来实现社会进步的发展道路的改革进程。

在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之后，社会的历史发展用事实告诉人们，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比较劣势已经显现出来；而中国改革也用事实告诉人们，物质利益原则的实行与提高效率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由此，中国共产党人果断地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最能体现物质利益原则并进而能够提高效率的经济形式，是市场经济。

①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也就30来年的时间。

但是，这30来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人们可以从多方面来总结，但是最根本的，还是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区别在哪里，人们还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无论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还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状况来考察，都能够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它的根本标志。

全面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可以看到，它的构建过程，就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与创新的过程；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具体经济体制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的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中心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标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标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根本标志，仍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因此，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方位问题，也就主要归结为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方位问题。

这实际上也就是怎样认识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中，否定商品经济的存在问题。

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

”[1]只有在时代的视阈中才能对问题作出正确认识。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从对商品的研究开始的。

建立在对商品经济发展到他们所处时代所表现出的性质与特征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是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恩格斯曾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清楚不过地证明……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行为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么，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被降低到没有财产的无产者的地位，出现狂热生产和商业危机的周期交替，出现整个现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

全部过程都为纯经济原因所说明，而毫不需要掠夺、暴力、国家或任何政治干预。

”[2]506恩格斯在这里对马克思思想所作的解释显然是这样的：即使在商品生产的最初阶段劳动与占有权是一致的（也就是劳动者能够直接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商品交换也是平等的，那么，商品经济所具有的竞争机制，将逐步使得一些人能够拥有更多的财产占有权，一些人日益失去财产占有权。

而一旦前者将财产分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并运用生产资料雇佣后者来进行劳动，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产生了。

而进一步对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进行考察(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典型形式是，在一个工厂内，工人站立在大机器旁边，进行简单的以体力支出为主的操作，原材料通过机器的加工，变成了产品；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之下，劳动成果的质与量是可测算的；而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它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怎样生产，是一个完全由这个企业的所有者——资本家决定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在现实的大机器生产力条件下，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必然导致：一方面是资本家物质财富的积累，一方面是工人贫困的积累，两极分化的趋势日益加重；一方面是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化，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性，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

其结果必然是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环节出现断裂，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正是这种断裂的结果。

而经济危机的发生又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断激化。

马克思恩格斯以此为基础宣布:资本主义就要灭亡了。

就是说，通过对现实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从本质上联系在了一起。

因此，在设想资本主义的否定物——社会主义时，马克思恩格斯断定，“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

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2]757就是说，他们认定社会主义社会与计划经济相联系，不存在商品经济。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计划生产，是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状况出发的。

基于对劳动成果的可测算性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计划生产与公有制的结合，能够解决商品经济所必然造成的生产过剩与浪费问题，产生更高的效率更大的公平。

（三）说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是从他们对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考察得出的结论。

这实际上也就是说，要对现实社会主义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作出正确认识，必须研究人类社会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而考察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我们能够看到，20世纪中期后，人类社会逐步发生了时代性变化：一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期相比，有了巨大改变。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个别企业对市场信号的接收与反应能力都有较大的提高，生产的盲目性问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决。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资产阶级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本能地逐步放弃了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念；而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发展，迫使资产阶级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针对自己的疾病做一些尽可能的救治，以抵御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

由此，资产阶级国家开始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并从国内市场逐步延伸到世界市场。

因此，从整体上看，当代西方国家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有了相当程度的改观。

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教育水平的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工人阶级的劳动方式与生存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变，市场竞争中的胜与败，日益具有某种动态性，社会中因市场竞争所导致的两极分化问题有不断降低的趋势。

而且，随着股权的日益分散化，各种税收制度、特别是遗产继承税与赠予税等各种税收的实行，并不否定一些社会成员还会依靠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及继承等方式获得财富，但是，从总体上看，它的份额是在下降的。

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现象依然存在，但是它的程度已经有相当大的减缓。

据世界银行编写的《2008世界发展指标》显示，德国2000年的基尼系数是28.3%，英国1999年的基尼系数是36%,美国2000年的基尼系数是40.8%，这种状况也使得不同社会阶级与阶层之间的冲突逐步缓和。

这样，对于当下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说，生产无政府状态与两极分化现象都弱化了，经济危机发生频度与破坏程度以及阶级斗争尖锐程度也都降低了。

二者，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日益显示出它的效率作用。

考察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改进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经济所具有的竞争机制，内在地推动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力进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也内在地推动着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改进与完善。

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告诉我们，在西方国家中，脑力劳动已经取代体力劳动，在社会劳动中占有主体与主导地位，人类劳动日益脑力化。

在美国，“到1956年，脑力劳动者的数量已占多数。

”[3]这是一个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根本不同的变化。

脑力劳动，以自主与自觉作为基本特征，而且它劳动成果的质与量很难测度。

对于这样的劳动而言，显然，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更能促进它活力与创造力的发挥（当然，这并不否定在社会生产中存在一定意义上的计划性的必要性）。

这就是说，市场经济，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与有力的经济形式。

这两种变化，使得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了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完全不同的面貌，它向人们展现了这样的事实：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与阶级斗争也能得到相当程度的控制；市场经济是当前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最为有效与有力的经济形式。

因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将会把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控制在更为狭小的范围内，以使它不会危及社会的公平与稳定；市场经济的效率机制表明，社会主义选择它之后，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