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是条虫？——二里头绿松石龙与铜牌同夏禹和萬舞的关系

大禹是条虫？——二里头绿松石龙与铜牌同夏禹和萬舞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夏禹的形象，汉人许慎撰《说文解字》云：“

，虫也。……象形。，

古文禹。”清人段玉裁注云：“夏王以为名，学者昧其本意。”看来大禹是条虫的说法，自汉代起已有之。清人段玉裁觉得不应该，一位古代的圣王咋会是条虫呢？段玉裁的质疑发乎情、合乎理，但并不能驳到许慎的说法。许慎撰《说文》，意在创作一部字书（字典工具书），并不表达什么史观，也没有证据表明许慎恨夏禹，故意跟夏朝过不去。大概率是许慎采用了汉代对大禹形象的通行说法以做注。当然，许慎更是个文字学家，通晓古文、篆字，他从古文和篆字的“禹”字字形里，辨别出了“虫”，这是许慎采取“禹为虫”说的学术依据。那么，许慎的解释对不对？“禹为虫”说是怎么出笼的？我们可以通过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龙牌的相关分析，一探原委。

中国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晚期都城。2002年，二里头3号宫殿基址发掘过程中，在南院发现宫殿使用时期的I级墓葬2002VM3。该墓葬东南部被二里岗文化晚期灰坑打破，残余部分未经扰动。墓口长2.24、宽1.19、残深0.72~0.79米。墓主为30~35岁之间的男性，仰身直肢，头朝北，面朝东，双脚并列。该墓随葬了丰富的陶器、漆器。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墓主的头顶出有三件白陶斗笠形器，颈部缠绕货贝串饰，胸腹部摆放一件绿松石拼嵌龙形器，龙形器中部压一件带石铃舌的铜铃[1]。一时间，国内外考古界十分震动。

图一二里头2002VM3平面图（引自《二里头》图6-4-3-4-1B）绿松石龙大约由2000余片绿松石嵌片拼嵌而成，原本贴嵌在某种有机质托体上（很可能是木质托体）。龙巨头卷尾，长64.5、中部宽4厘米。头部嵌在近梯形托座上，托座长11、宽13.6~15.6厘米。距龙尾3.6厘米处，有一条绿松石镶嵌条与龙身垂直，长14.5、宽2.1厘

米，原本有红漆痕与龙体相连，应是绿松石龙形器的一个部件[2]。那么，龙形器总长应超过70厘米。

图二绿松石龙（据《二里头》图6-4-3-4-2E改制）

发掘者许宏先生认为，“这件龙形器应是斜放于墓主人右臂之上，呈拥揽状，一件铜铃置于龙身上，原应放在墓主人的手边或系于腕上。

[3]”许宏先生的认识，同墓葬平面图反映出来的信息高度吻合，对解读龙形器的意义与功能极为重要。杜金鹏先生推测，2002VM3墓主是身份既贵又贱的特殊身份人，很可能是宗庙的管理者、祭祖活动的参与者。绿松石龙是龙牌，“在祭祖典礼上，某种特殊身份的人，手持‘龙牌’列队行礼，或手持‘龙牌’边唱（颂扬祖先功德）边舞（模仿祖先生前的活动），随着舞蹈者手臂的舞动，那色彩斑斓的‘龙’，左右翻飞，上下升腾，既似腾云驾雾，又像遨游江河，既气势恢宏，又神秘莫测。持有龙牌的人由于长期从事这种神圣的祭祖典礼，经验丰富，具有了某种能够更好地与祖先沟通的本领甚至垄断了某种与先王沟通的权利，因而深受夏王器重与赏识，不仅得到赏赐，更被允许把生前使用的龙牌作为随葬品带到另一个世界中继续使用。[4]”

朱乃诚先生则认为，2002VM3墓主可能是拥有养“龙”（鳄鱼）特殊技能的贵族，不属于王族，那么绿松石龙不是二里头文化的“王权”或王统的表征[5]。

蔡运章先生认为，这件绿松石龙图案颇似蛇，展示巨龙升天的图画，应是夏部族图腾崇拜的产物，与夏部族“宗神”禹的名义相合。2002VM3墓主则是夏王朝设立专门主管祭祀龙图腾的职官“御龙氏”。他还认为，绿松石龙头向西北寓示飞向天宫，铜铃可传达神灵的告示，绿松石条饰象征田地[6]。顾万发先生则认为二里头的绿松石龙可能象征当时的极星或北斗神[7]。

上述诸位先生的高见均有一定的启发性与合理性，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如果说龙是夏部族崇拜的图腾，那么陶寺早期王墓随葬的龙盘又是谁的部族崇拜物？陶寺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显然不是一个文化，也不是一个政体，笔者遵从多数学者的观点，论证过陶寺遗址为尧舜之都[8]。所以陶寺龙与二里头的龙具体含义恐难从图腾崇拜角度解读，况且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早已脱离了图腾崇拜时代，可以说是进入了王权龙神化的时代。

再者，龙母题在陶寺文化与商周时期都很重要，地位都很高，于是在二里头文化中地位也应该不低。2002VM3位于宗庙3号宫殿的中庭南部[9]，位置极为重要。只是墓主的身份等级并不是很高，既不是

王，也不是最高级的贵族，这与绿松石龙形器的特殊功能和墓主的特殊官职有关。二里头王墓并未找到，不能排除王墓出龙母题随葬品的可能，所以尚且不能论断龙在二里头文化中不代表王权。其实龙的象征含义在二里头文化中可能是多元的或多样的。即便在2002VM3中确实不能代表王权，但并不能排除龙形器与先王表象的关系，正如蔡运章先生所谓绿松石龙与夏部族“宗神”禹的名义相合[10]。因此，从绿松石龙及其墓葬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Archaeological contexts）的细节入手，深入发掘其原意。尽管绿松石龙与夏部族“宗神”禹的名义相合，更多依据文献传说，但并不错，直指绿松石龙本身就同“禹”有着直接的关联。

二、二里头2002VM3绿松石龙同“禹”的关系

学界基本一致认为，二里头2002VM3随葬的绿松石龙同商周以降的中国龙有着明确的源流关系。于是商周时期的出土文献甲骨文、金文与传世文献《尚书》、《诗经》、《周礼》、《礼记》、《仪礼》、《乐记》等，都有可能残存着相关历史的记忆，有助于我们对绿松石龙及其相关问题的解读。

首先我们来仔细观察2002VM3绿松石龙形器的形态。整体似蛇，卷尾（图二）。头部有高低，隆起的部分是头部主体，大致呈◇形（图三）。

图三 2002VM3绿松石龙头部（据《二里头》图6-4-3-4-2E改制）显然，绿松石龙的整体造型，就是蛇，与甲骨文和金文的“虫”

字如出一辙（图四）。

图四古文字“虫”字示例（引自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

局，1980年。210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宏先生认为龙形器原本是墓主用手臂揽在怀里的。在行为动作上表现为将虫（蛇）揽在臂弯中，表现为文字象形便是

，叠加起来就是金文的“禹”字（图五）。

图五古文字“禹”字示例（引自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213页）

1. 西周中期《禹鼎》

2.春秋时期《秦公簋》

3.西周晚期《叔向簋》

4.战国时期《万印》

这便明确说明二里头2002VM3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用手揽在怀中的造型，就是“禹”的象征或形象表征。陶寺早期王墓的龙盘只是蟠龙，虽是蛇身，但头或为疣鼻天鹅或为鳄鱼，并非蛇头，更不表现手臂。因此尽管二里头文化的龙造型可能借鉴了陶寺蟠龙，但有自己的创意。反过来说，“禹”的形象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个是

，即虫；另一个是

，即臂。《说文》云：“

，虫也。……象形。

，古文禹。”许慎《说文》仅抓住了“禹”字的一个要件“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