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寅恪读音的问题

陈寅恪先生怎样读自己的名字？
陈寅恪先生名字中的“恪”字的读音，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着分歧：相当一部分人读作“què”；但查古今词书，诸如《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等，大都只注“kè”音，有的还特别注明它的原形字是“愙”。

但也有些晚近出版的辞书（海峡两岸都有）注以“旧读què却”的，但“旧”何所指，大都语焉不详。

那为什么有人偏偏要读作què呢？据笔者所知，持这种读法的多是一些年龄较大而且多“出身”于清华、北大的高层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传人（子女、学生等等）。

在20-40年代的清华，全校上下几乎一致如此读法，可是极少有人能够说出什么根据，人云亦云而已。

就连泰斗级的语言学家也不例外。

如赵元任先生在一篇短文里记述说：
……1924年8月7日毛子水请茶会，在座的有罗志希、傅孟真、陈寅恪，跟张幼仪，……我那时是用英文写的日记，记了“Y.C.Chen”,括弧里注“陈寅恪”。

8月15日又写“Devid Yule & Y. C. Chen Here”.……到了8月20日才发现寅恪自己用的拼法，那天的日记上就写了去访“Yinko Tschen”。

“陈”字的拼法当然就是按德文的习惯，但是“恪”字的确有很多人误读若“却”或“怯”。

前者（按指“恪”字）全国都是读洪音ㄎ母，没有读细音ㄑ母的。

而“却、怯”在北方是读ㄑㄩㄝ。

所以我当初也跟着人叫他陈寅ㄑㄩㄝ，所以日记上也先写了Y.C.Chen”了。

……
前些年笔者曾请教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王力先生，他说：
“这字本来应该读“kè”，但在陈先生的名字中，大家都读què，所以我也跟着这么读了”。

……
多年以来，出于好奇，笔者曾对这件“细事”作了一些调查分析。

得到的结论是，把恪读作què，其实是一种方音北移后的变异，就是说，在南方一些省份（如四川、湖南……），“恪”字是读quó音的，因普通话（当年叫“国语”）里无此音，所以到了北方，便有人想当然地把陈先生称为“寅què”了。

于是就因袭相承，成为习惯。

因属“细事”，包括陈先生本人在内，无人去作深究。

但这其实是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的。

笔者曾就此事请教过一些当年接近陈先生的人士，我的所谓“结论”就是根据他们的答复得出的。

如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先生（前清华国学院李济先生的哲嗣）在一封给笔者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恪”字的正音，按规范汉语自应读作kè，这一点大概是没有疑义的。

但陈寅恪先生的尊讳，就我记忆所及，包括他的一些老友至亲（如俞大维、曾昭抡、傅斯年、和家父等），都称“寅què”或“寅quó”（湖南一带的读音），这是事实。

连语言大师赵元任先生也是叫他“寅què”，我相信我的记忆没有错。

我们也是自幼听惯了，因此至今也很自然地念成què音。

……较为可能的是，读què系方音（的演化）。

我不清楚江西方音如何，但据我了解，湖南中、西部是把“恪”读为quó的（如“quó守成规”），陈先生同湖南曾家、俞家关系密切，可能人们把这个地方音读法普遍化了，从而也就在普通话中念成què了！一旦称呼习惯了，“约定俗成”，就没有人再去深究了。

这个看法我曾同陈先生的朋友辛树帜先生（湖南人）的儿子、我的朋友辛仲勤同志商议了一番，他倾向于我的这个假定。

……
记得前些时似乎有人在报刊（似为《读书》杂志）上提起过这段“公案”，并举出了赵元任先生自我纠正的例子，但很快就遭到了“反驳”，问题又不了了之。

当然，如无特殊必要，是不必无缘无故地再提出来讨论的。

但眼下的问题是：1、最近正在“热演”的电视系列片《联大启示录》的解说员也堂而皇之地把陈先生的名字读为“陈寅què”；2、最近又出现了一种说法：说陈寅恪先生自己就是把“恪”字读为què音的。

而这两点，显然又会产生很大的误导作用的。

陈先生究竟是怎样读自己的名字的呢？事实倒是恰恰相反。

除上述赵元任先生的忆述外，我手头还有一些材料，有口头的，也有书面的。

在口头方面，笔者前些年曾因事往访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已故），谈话间提到了陈先生的名字，他用浓浓的胶东口音说出“陈寅ker”三字。

当时我很诧异，因为他当年同包括陈先生在内的一批清华老前辈都“过从甚密”。

我问他为什么不跟着大家读“què”或“quó”？他说他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他“恪”应读“ke”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

在书面方面，上面引述的赵元任先生讲的那个故事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此外，笔者手头还有大量的文字资料证明，陈先生本人生前凡是需要用外文署名时，一直把“恪”字拼成“ko”、“koh”或“ke”的。

为了节省篇幅，我仅举前不久出版的《陈寅恪集·书信集》中收录的一封陈先生写于1940年致牛津大学的亲笔英文信为例，以作参正：
Dear Sir
I beg to inform you that I intend to sail for England from Hong Kong at the beginning of August. I hope that I may reach Oxford in September. Please make the necessary arrangement for my lodging in the college.
with kind regards
Yours sincerely Tschen Yin koh
如果上述种种分析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认为应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作为现代人，在口头上或日常生活中，你尽可以用方音或习惯音读字。

但在正式场合，在要求用规范语言进行交际、交流时，就应该按规范汉语（普通话）行事。

特别不应该用自己的习惯以至错误去“纠正”他人。

事实上，我接触过许多青年人曾告诉我，他（她）们原本是根据辞书读陈先生的名字的。

但受到了老师或长辈的“纠正”而改变了读法。

2、学校的启蒙老师，特别是新闻媒体的解说员、广播员，应是正确使用普通话的模范，万不可根据别人的偏颇之见对自己的听众作错误引导。

而事实上，北京、香港等地的一些大新闻媒体，以及我上面提到的电视片的讲解员，都有意无意地误导了自己的观众或听众。

我相信，他们也是受了某些“名人指点”才这样做的，但是他们应该根据规范汉语办事，而不应盲目听信他人，因为这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做法。

3、据说我国传统上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名（字的读音）从主人”。

意思是说，如果在一个人的名字上出现了多音字，应该随着主人读法读音。

“恪”字既非多音字，陈先生本人的读法又同规范汉语一致，自然就应该尊重陈先生本人的读法。

至于上面提到的一些老年人，也应该尊重其多年的习惯。

但他们万不可去干涉或“纠正”别人，以免有意无意的制造混乱。

……
附记：
前二年我见到一本书，书名叫《仰望陈寅恪》，其中有一小节是专谈“‘寅恪’音义及其他”的，里面用显然是在教训那些忝为“后世相知”但却“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的口吻说：
名满天下的陈寅恪先生，谢世还不足四十年，其名字的读音，已出现某些争议，可见后世相知并不是那么多的。

有人甚至扬言，寅恪之“恪”，“读成què
是误读”，这未免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了。

其实，寅恪先生的夫人、女儿、助手和学生，无一不是念“恪”为“却”的。

既然所谓误读出自陈家和陈门，则其所以然之故，外人似乎不妨一问。

但却不宜自下断语。

《辞海》早有解释：“恪（kè课，旧读què）……
如前所述，这“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外人”，首当其冲者应是赵元任先生，因为他是“误读”说的“始作俑”者。

我似乎也算其中一个，但又不完全像，因为我虽然也一直认为把“恪”读为què是一种南方方音北移后的变异，但我却不是凭空瞎说，而是颇问了一些人，其中也包括“陈家和陈门”的人和寅恪先生的及门弟子。

例子之一是：1、我手头还保存一封寅恪先生的族侄陈封雄先生于20年前写给我的亲笔信，全文如下：
……大札由《人物》杂志转来。

关于先叔父寅恪之恪字读音，一向有两种读法，即kè与què，前者较正确。

吾家为赣籍，然先辈曾久居湘省，南音皆读恪为kè，谷县属署名为Y.K.,凡南音kè之字，北音往往读què（如“的确”、“确实”之确）。

有“恪”与“格”在字形上易混淆，昔日清华（也包括其他方面）学生为使“恪”与“格”有别，乃依“确”字之北音读“恪”字。

此为我之臆断，并无学术依据。

如赵元任先生尚无法解释，则我之解释请作为道听途说为宜。

专此奉复……。

陈封雄（1985年）3月16日。

例子之二是陈先生最亲密的学生蒋天枢教授的亲笔信：
……来信悉。

恪字的本字，原作“愙，从心，客声。

”现在一班人都写作“恪”。

读音也随着各地方音不同而有所差异。

……但无论如何，“愙”是正体。

恪是一般写法。

它的读音，从古以来就读轲音……。

最后，我想简单谈谈所谓“旧读què”和“《辞海》早有解释”问题。

我在前面说过，所谓“旧读”，应该指明是何时何地如此读过。

如果指的就是所谓“《辞海》早就……”，就应该指明这个《辞海》是何时何处出版的。

据我的查考，1947年中华书局印行过一种《辞海》，那上面给“恪”字的注音是：“可郝切，药韵，本作愙……”； 198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再版的《辞海·词语分册》的注音更其简单：“kè客”。

全无半点“què”音的影子；直到1989年，同一个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的《辞海·缩印本》，才有了孤零零的“旧读què却”之说，但既无来源，又无出处，显然这种东西是不能作“法理”上的根据的。

我猜想，所谓“旧读”者，全是我上面提到的20－30年代以来以清华、北大为“根据地”
的那部分高层知识界所“派生”出来的名堂。

甚至可能是海峡那岸的“舶来品”。

还是那句话，作为现代人，特别是电台的播音员们，应该按照国家的法令倡导说规范汉语——普通话。

至于上面提到的一些老年人，可以尊重他们多年的习惯，不苛求他们。

但他们万不可摆出“通家”的姿态去干涉或“纠正”别人，以免有意无意的制造混乱。

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在家里或俚间，尽可以作这样那样的称呼，其中包括以方言或俚语呼叫，但在正式或“公交”场合，则就应该按照国家法令或公事程序办事。

在这些“细事”上，老校长梅贻琦先生也给后人作出了榜样：1946年，他给清华驻港的邵循正教授用英文写了一封信，请他就地促请在港的陈寅恪先生返校复课，其中有言（请注意“恪”字的拼法）：
Professor Hsuncheng Shao:
……Please transnit invitation for Professor Yinko Chen rejoin Tsinghua faculty next year.……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中山大学南校区康乐园东南区1号，“红砖楼房，林木葱郁”，闲置多年后最近被装修一新。

这栋麻金墨夫人1911年捐建的二层小楼已有近百年历史，先后有多人在此居住，但在中山大学人的心目中，它真正的主人似乎只有一位。

2009年10月25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辞世40周年纪念大会”在中山大学小礼堂举行，能容纳200余人的小礼堂拥挤到难有落脚之地。

听者中既有学生，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中几乎所有人与陈寅恪并不相识，但都深知这个名字承载的文化重量。

1969年10月7日，79岁的陈寅恪抱病去世，这位历史大师在康乐园内度过生命的最后二十年。

“陈寅恪先生79年的生命行程，可以说是一次忧患之旅。

在经历过世变、家变和个人的病变之后，他晚年以衰残野老自居，带着‘文盲叟’的伤痕和泪痕，自哀而不自弃，继续从事辉煌的笔耕，堪称伟大的灵魂。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的学生蔡鸿生如是说。

些许便宜面包图书馆里度日
留学16年一个学位都没拿
陈寅恪家学渊源深厚。

祖父陈宝箴，堪称“经世致用”之材，担任湖南巡抚时，他推行新政，锐意改革，湖南局面日新，被认为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圆明园起火时，陈宝箴正在酒楼饮酒，遥遥望见火光，怒火满腔，捶桌号啕，“旁座者都为之动容”。

寅恪父亲陈三立积极佐助父亲推行新政，被时人誉为“维新四公子”之一，变法失败后与父亲同被革职，发誓不再入仕，专心写作，成为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

陈寅恪1890年生于长沙，时为光绪年间，正值乱世。

“十几岁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

旧学基础既立，后来虽留学欧美，研读西学，却未被真正洋化。

学生许世瑛在《敬悼陈寅恪老师》写道:“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师不喜欢穿大衣，他总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时还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马褂，讲课时讲得兴奋而感到有些燥热，先脱去皮马褂，有时候更脱去皮袍子，等到下课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

”长衫、长袍、马褂，成为陈寅恪毕生形象的写照。

1902年，13岁的陈寅恪开始其16年的海外留学之旅，他先是以自费生身份到日本，留学4年后，因脚气发作，陈寅恪回国，日本留学生活画上句号。

1918年7月，归国4年的陈寅恪再续留学之旅，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与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学与佛学。

1921年一战结束后，再赴德国，进入柏林大学研究梵文。

第二次留学德国期间，由江西省教育司公费资助，但因时局动荡，资助难有保障，生活着实困苦。

陈寅恪三女儿陈美延回忆:“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

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

”
当时留学国外，很多人专为学术而学术，对硕士、博士学位并不在意。

傅斯年欧洲7年求学，回国时只留下几本笔记。

陈寅恪国外留学多年也是未拿半个学位，为读书而读书不用学位装点门面欺世盗名，直至现在仍是美谈。

“教授的教授”在战争中颠沛流离
1925年秋，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

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先后受聘。

1926年8月，自德回国的陈寅恪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抵达清华园，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四大导师”的最后一位。

时年陈寅恪仅37岁。

但仅一年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

陈寅恪教授作为他的同事与好友撰写了碑铭，是为学术史上不朽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碑文抒发思想自由之真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此成为学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

不过，随着王国维跳湖自尽，梁启超随后病逝，赵元任准备出国讲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唯剩陈寅恪苦苦支撑。

1929年7月，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布解散，仅存4年，徒留后人惋惜追忆。

国学研究院解散后，陈寅恪转而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

他讲课时不仅本校学生和外校学生来旁听，就是清华本校教授朱自清、吴宓与刘文典等也常来旁听，“教授的教授”自此流传。

这几年，陈寅恪享受到生命中难得的几年舒心生活，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北平的沦陷，让事业家庭两顺的陈寅恪开始颠沛流离的转徙生活。

陈寅恪和妻子共育三女:长女流求、次女小彭、三女美延。

全家从北京出发，几经辗转，来到昆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临时合作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授课。

1939年春，牛津大学拟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

陈寅恪不习惯昆明高原气候，时常闹病，便于暑假离开昆明经河内到香港，准备全家赴英伦，但因旅费难以筹集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遗憾未能成行。

此后，陈寅恪在广西大学授课期间，曾冒被轰炸的危险经湖南衡阳到粤北石坪，在迁至该地的中山大学讲学数日。

他应该不会想到，这只是自己与这所大学缘分的刚刚开始。

“书上有的不讲”一名学生上课，也认真备讲义
战后，陈寅恪复到清华大学教书，直到1948年底离开。

其间，他也曾去英国医治眼疾，却是无功而返。

此后，眼疾伴他终生，生命后期几乎双眼失明。

天意弄人，正在学术高峰期的陈寅恪只能带着目难明视的痛苦钻研学术、传道育人。

1949年1月16日，陈寅恪抵达广州，住进岭南大学西南区52号，开始在岭南长达20年的生活，彼时，解放战争仍在继续，广州尚未解放。

国民党赴台湾前曾有“抢运学人”计划，对身在广州的陈寅恪自是念念不忘。

国民党战时内阁教育部长杭立武许诺，只要陈离开广州到香港就给十万港币和新洋房，最后到了几近哀求的地步。

但他态度坚决地要留在岭南大学，并对人说“何必弃父母之邦”。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胡守为回忆，1950年，岭南大学历史系仅有三位学生，选读陈寅恪课的学生仅有他一人。

尽管如此，每逢上课以前，陈老师必叫助手读一遍讲义给他听，上课时还要穿着整齐。

流传的说法是陈寅恪有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不讲。

这样，备课和讲课就像学术研究一样甚是辛苦，有时提前十到七天备课。

更有甚者说陈寅恪可以背诵《十三经》，胡守为认为这也不准确，“说他熟悉是可以，但不能说全能背诵”。

倒是曾有学生回忆:“陈老师记忆极好，我在成都任他的助手时，指示我代查资料，往往连版数、页数以至行数都对。

”
1952年，陈寅恪一家搬入中大东南区1号楼。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说，“中大有个传统，这栋楼是给学校最好的教授住的，是学术崇高的象征。

”同年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被取消，中山大学迁入康乐园。

中大迎来了史学大师陈寅恪。

靠口述艰难完成巨著
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陈寅恪视力严重衰退，只能略辨光影，学校专为他修葺白色水泥路，涂上白漆，方便辨识，还在房屋东侧的路口设了一道护栏，以保安全。

当年，学校对知识分子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陈寅恪记忆力惊人，通过自己口述让助手黄萱记录，1953年末开始，仅用半年时间便完成六万多字的《论再生缘》。

其实，过程却是殊为不易。

蔡鸿生介绍，写《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过程基本是这样:陈寅恪开具书目，黄萱到图书馆找到图书，拿回来念给陈寅恪听，陈寅恪是边读边思考。

第二天，他会将自己前一天记在脑子里的想法口述给黄萱，黄萱记录。

随后，黄萱再读给陈寅恪听，加以修改，最终定稿。

也正因此，大脑日夜疲劳，也让陈寅恪晚年离不开安眠药。

有时想好了问题准备第二天告诉黄萱，但第二天却忘记，只好重新来过。

陈寅恪晚年著述的艰难，大略可以想象。

黄萱家在中山医附近，彼时交通不便，可以说陈寅恪经常是焦急等待，原因就是记在脑中的东西需要宣泄出来，否则太过紧张。

每次都是口述完毕，陈才能放松下来。

家中上课阳台就是课堂
因视力原因，陈寅恪就在家中上课，家中阳台就是课堂。

陈寅恪坐在椅子上，用基本不带方言的普通话带领学生在历史中穿梭遨游。

1955年进入中大历史系的刘凯隆这样写道:“二楼小客厅连着一条宽宽的内走廊，那便当做临时课室使用，靠窗那边安排十来张桌椅，课椅当面放一张藤椅，旁边安置一块小黑板。

陈先生便在这里为后学展开了波谲云诡的历史画卷。

”
1957年时，选修课一周两节，但因健康原因，陈寅恪一周分上两次，每次只上一节。

大师离去
1962年6月，陈寅恪入浴时滑倒在家中的浴盆里，摔断右腿股骨，住院近7个月，股骨仍不能长合，自此长卧于床榻。

当时，中山大学为他配备了三位护士进行护理。

“文革”开始后，护士便被撤除。

眼盲膑足的陈寅恪终日躺在床上或在木椅上静坐。

但其巨著《柳如是别传》还是在1965年完成，煌煌80余万字。

有人说，《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的内心寄托之作。

明末清初，歌伎才女柳如是在动荡乱世，夫君降清，她力劝其殉节，后遭小人恶意逼索钱财，柳遂投缳自尽，以保气节。

其实，陈寅恪晚年处境与柳如是何其相似。

学生发难告别讲台
1957年，全国性“反右”斗争开始，陈寅恪虽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也未能幸免。

大字报对其口诛笔伐，有学生发难，称他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更有人称其“误人子弟”，这深深刺痛陈寅恪的心，他愤而致书中大校长，提出“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从此告别讲台生涯。

1966年，“文革”蔓延到中山大学。

信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陈寅恪，难以幸免:工资停发，存款冻结，东南区1号楼被大字报覆盖。

后先生全家被赶出东南区1号，惨居一平房之中。

1969年10月7日，一生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走完79年的人生历程。

妻子平静地料理完他的后事，又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就像她对人说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

”两人离世相隔仅45天。

2009年11月，中山大学东南区1号重修后对外开放。

大师已经远去。

大师不曾远去。

陈寅恪的"恪"正确读音为kè念què非误读
1月22日本版刊登的《“陈寅恪”应该怎样读》，认为“恪”的正确读音是kè而非què。

本文作者提出另外的看法——
既然què不是“恪”的正确读音，为什么陈寅恪先生的家人、亲戚、学生、助手和文史学界人士，也把kè念成què呢？他们学识渊博，何以会不知道“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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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kè？建国后《辞海》先后有过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2009年版的将于今年9月出版，新版未读，但前几版的缩印本均承旧版(1936年)清楚标示：“恪”读音kè，旧读què。

陈寅恪先生本人怎么读“恪”的呢？经典理据是陈先生用英文拼写自己的名字为“Tschen Yinkoh”或“chen Yinke”。

再就是广泛见诸于各种刊物的两则记载：一是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说应读kè，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另一是陈先生本人就说过“恪”字读què。

不同的说法，很让人莫衷一是。

“恪”在宋代编纂的韵书《广韵》是“苦各切”，这是古代给汉字注音的一种方法叫“反切”。

根据这个反切折合成今天的北京音是kè，因此，“恪”的规范读音是kè已成为学界的一致看法。

可是只有一个反切的“恪”字为什么还有一个què的读音呢？这应该看作是汉语语音演变的一个特例。

“恪”字本作“愙”，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就有记载：“愙，敬也。

从心，客声。

”宋代的文字学家徐铉说“今俗作恪”。

所以，“恪”是“愙”的俗体字，表示恭敬义，字从“客”得声。

而“客”在北京除了读kè，还另有一口语音qiè（《汉语方音字汇》25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年)，山西太原和山东德州等地也念qiè，这个音大概是许多人所不知道的。

此外，从“愙”派生出来的一个“愘”字，除了读kè，另有一个qià音(《集韵》：丘驾切)。

“恪”读què，不仅仅是陈先生的家人、亲戚、学生、助手和文史学界人士，京津地区的人也大都读此音。

清末学者吴大澂，号愙斋，所著《愙斋集古录》，京津一带就说“què斋”。

陈寅恪的表叔俞明震，字恪士。

近代著名诗人兼教育家陈衍在《石遗室诗话》卷四中称其好友俞明震就写作“俞确士”而不是“俞恪士”。

两人关系非同一般，陈衍当然知道俞的字是“恪士”，写成“确士”是由于“恪”与“确”同音。

“客”有kè和qiè两读音；“愘”有kè和qià两读音，“愙”字从“客”得声，京津地区的人也就依此读成què，而“恪”是“愙”的俗体字，自然也就可以读成què了。

由此可见，“恪”念成què并非误读，有口语事实为依据；《辞海》除了标注现在的规范读音kè，还保留旧读què，这是对语言事实的尊重，体现了编纂者的深厚学养；而陈寅恪先生对他名字的“恪”以kè为正读而又不去纠正qu è音，表现出一个大学者对汉语语音演变复杂性的深刻了解。

（黄小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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