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

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一、概念的提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 r t h u r L e w i s)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

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

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这时到来的即为刘易斯第二拐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二元经济完全消解，经济开始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

此时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便是按新古典学派的方法确定的均衡的实际工资。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

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

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

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

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

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
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

显然，“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与“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内涵是不同的，都具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前者的到来为后者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后者的意义是决定性的。

对照“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的三阶段划分，该模型中从第一阶段转化到第二阶段的过渡点即为“刘易斯第一拐点”，该模型中从第二阶段转化到第三阶段的过渡点即为“刘易斯第二拐点”。

二、产生
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

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

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

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入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

(所谓“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即指劳动力供给曲线在既定工资水平下具有
无限弹性。

“既定工资”即是农业部门劳动力维持生活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

)
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出量降为零。

此时，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

当工业部门提供既定水平工资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业部门不断扩张。

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三、与人口红利的关系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

目前我们面临的“拐点”更多的是指“初级劳动力”领域，相对应的，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却越来越不足(大学本科生以上的“高级劳动力”倒是在增加，但质量并不乐观)，这更加加剧了未来发展的风险。

四、拐点的形成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

关于“确切的时间”是哪一年，当然见仁见智，但劳动力短缺在中国的出现绝非危言耸听，它总有一天会到来，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民工荒”就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

毋庸讳言，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一旦这个重要角色出现市场短缺，对于整个经济大戏的挑战是巨大的。

那种粗放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增长点，将面临严重的萎缩。

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与“人口红利”相伴相随的“人口诅咒”——当我们过分
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时，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创新的能力，以致在“人口红利”枯竭时，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

这个意义上，“刘易斯拐点”不啻为一种“倒逼”，跨过这道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番崭新的广阔天地。

同样，因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无可避免，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场“重生”。

那些粗放而低技术含量的增长点，该萎缩的尽管让它萎缩;那些仅仅看重我们廉价劳动力的资本，该走的尽管让它走——丢掉这些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实现产业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把传统制造业改造为先进制造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刘易斯拐点”是形成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良好契机。

一方面，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短缺或制度短缺，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护民工权利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强教育供给，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供给，提高劳动力质量和水平，满足产业升级后的劳动力市场需求。

五、中国是否临近刘易斯拐点
正在临近
曾担任花旗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的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黄益平认为，一度低成本劳动力充裕的中国正在迈向“刘易斯拐点”，这种态势可能迫使一些制造商转向印度和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集中在中国的全球制造业活动可能转移到其他地方。

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表示目前中国国内农民工短缺已十分突出，预计中国在2014年进入“刘易斯拐点”。

提前来临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认为，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推出中国的劳动力红利(刘易斯拐点)能够延续到2015年以后，但是现在好像拐点提前到来了。

从停工事件来看，这种拐点实际上已经到来，根本原因就是现在的泡沫经济。

现有的工资水平无法保障工人正常的生活,所以要倒逼着涨工资，这样的倒逼等于吞噬劳动力的红利。

本来在供大于求的环境下，只有过刘易斯拐点以后，工资才会出现一个迅速上涨的局面，但是今天这一切提前发生了，起码提前了4到5年，这种因素很明显就是泡沫经济带来的。

没有来临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认为现在断言中国剩余劳动力消失
还为时过早，不仅在农村，城市也有剩余劳动力。

对劳动力过剩现象消失，工资、消费价格和通胀开始上升的担忧过度，混淆了劳动力需求的周期性上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没有把加薪事件放在过去的工资上涨、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中来看。

不会突然来临
世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韩伟森和巴克莱资本中国经济研究主管彭
文生认为，“刘易斯拐点”可能是一个持续多年的渐进过程或转折阶段，而不是一个突然的变化。

不过，彭文生表示，随着政府对农村地区发展的政策支持和未来几年工作适龄人口的急剧增加，工资储备将上升，这可能将加速拐点的到来。

随着劳动人口增长放缓和投资率的逐步下降，经济增长可能减速。

但是，受益于基础设施投资和年轻劳动力受
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抵消力量。

六、对中国的影响
（一）、低端消费会出现一次爆炸性的增长;
（二）、工资上涨常态化，带来通货膨胀结构性上扬;
（三）、低端住房会有爆炸性需求，同时家居改善需求增大，从而加大对钢筋水泥等原材料的需求;
（四）、中国会进入一个自动化的高潮期。

刘易斯拐点是今后10年中国经济最大的拐点，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深刻的冲击。

不过，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康则判断，中国人口的拐点要比原来设想的延后。

七、刘易斯介绍
第十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发展经济学的成就者、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领导者和先驱--刘易斯全名为威廉·阿瑟·刘易斯(W i l l i a m A r t h u r L e w i s)，于1915年1月23日出生在原英属西印度群岛圣卢西亚岛(现为圣卢西亚共和国)一个黑人移民的家庭。

1932年，刘易斯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1937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40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直至1948年。

1948年，刘易斯到曼彻斯特大学担任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

1951年任联合国总部不发达国家专家小组成员，1957～1959年任加纳共和国总理经济顾问，1959～1960年任联合国特别基金的代理人，1959～1963年任西印度大学第一副校长，1970～1973年任加勒比地区开发银行第一总裁。

1963年被英国女王晋封为勋爵。

同年应邀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

从1968年起他在该校公共和国际事务的伍德罗·威尔逊学院担任詹姆斯·麦迪逊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并兼任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联合国皮尔逊委员会成员。

1986年，刘易斯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住在巴巴多斯岛上，住所就在西印度大学的科维·希尔校园附近。

1991年，刘易斯在他的住所去世。

代表著作：《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理论》等。

刘易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对发展中国家贫困及经
济发展速度缓慢的内在原因的研究，他所提出的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理论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并引起了广泛的科学辩论，由此形成了对刘易斯原来的前提的一系列发展和补充，该模型亦被运用于实际以验证其应用性。

有趣的是刘易斯的简单模型分析不只表明了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也有助于对第三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统计发展模式做多方面的透视。

（注：可编辑下载，若有不当之处，请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