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字狱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清朝文字狱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作者：李继英
来源：《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18期
摘要:马清朝文字狱文网之大,牵连之多是历史之冠。

本文从研究文字狱着手,从文字狱数量、原因、涉案人员、发展来研究清朝文字狱。

并研究其对中国古代文化影响。

关键词:文字狱文字学目录学
文字狱,古称“书案”,因文字得祸之谓也。

乾隆末年,为史学家赵翼总结研究,归纳为“文字之狱”,尔后,便简称为“文字狱”。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则定义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一、清朝的文字狱
中国历来有文字狱,而最残酷,最登峰造极的要数清朝的文字狱。

而终清一朝,又数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最甚。

本文研究清朝文字狱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首先,从文字狱的数量来。

顺治帝在位十七年,较大的文字狱发生了七次;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十二次,雍正在位十七年,发生了十七次,乾隆在位六十年,发生了一百三十余次。

如果按照文字狱发生的年平均次数,顺治是康熙的两倍,雍正是五倍,而乾隆则高达十倍,乾隆文字狱的总数则是康熙总数的十一倍之多。

其次,从兴文字狱原因来看。

清朝兴文字狱有其特殊原因,清朝以异族入侵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看,算不得正统,部分知识分子存在着民族同仇敌忾的情绪,认为明亡清立乃“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反清复明武装斗争失败后,便在文字中表达思想。

顺治年间,文字狱尚少。

顺治二年,清王朝举行了第一次乡试,在河南中举者的试卷中有人将“皇叔父”多尔衮误写为“王叔父”,指为对摄政王多尔衮不敬,而将主考官革职。

顺治四年,函可和尚带了一本记录抗清志士事迹的书稿,名《变记》,其后,刑部以“干预时事”将其流放沈阳。

其为清朝第一人文字狱。

而在康熙年间,则出现了《明史》和《南山集》两大文字狱。

宗看顺治康熙年间,文字狱多是对明朝官吏及对明朝有好感,对清朝抵触之人。

而雍正帝兴文字狱则多因为政治原因。

雍正上台后,文字狱被雍正用来清除政敌、朋党。

一切威胁他政权的人都被消灭。

最重要的是年羹尧、隆科多案。

而乾隆已经严重汉化。

他兴文字狱主要为了统治,从思想上奴役汉人。

乾隆初期基本没有文字狱,到乾隆中期,文字狱骤起,形成高潮,起因于孙嘉鈊奏稿案,让乾隆认识到必须强化对思想控制。

乾隆十六
年,社会上流传着伪托孙嘉鈊的奏稿,长达万言,指斥乾隆“五不解十大过“,查了二十个月,发现伪稿流传全国各地。

涉案千余人。

不仅从思想上,乾隆在政治上亦从其父,从文字中剪除政敌。

加强统治。

再次,从涉案人员来说。

顺治时期多个人,如函可,株连少。

而至康熙年间,则多是知识分子,因文字惹祸,除《明史》案为鳌拜等嗜血狂所为,康熙对《南山集》比较宽大,文字狱也少,且多汉人。

至雍正时期,文字狱多为官员,且多为高官、诸王等。

借文字狱集权。

少量为反清复明的人,至乾隆年间,文字狱涉案人员就形形色色了,什么人都有。

不仅上层的胡中藻、鄂尔泰,下层的也有。

据统计,乾隆时期,一百三十余起中,就有酒店老板,经铺老板三人,童生四人,教师先生四人,算命先生三人,职业不清者二十二人,疯汉十八等。

打破了士大夫的“垄断”局面。

第四,从发展态势来看,顺治康熙期间还算比较少,而雍正时期渐多,乾隆时期繁荣。

什么都可以做文字狱,乾隆四十三年,江苏生员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提到“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并赦屡年积欠”中,因用赦字被告发。

乾隆最后批示杖一百,徒三年。

二、文字狱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就像龚自珍《咏史》诗说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准确的反应了文字狱的作用:使知识分子回避思想政治,埋头于没有风险的学术研究工作。

下面我们从文字学、目录学、校勘学来考察文字狱对文化的影响。

1、文字学
在文字方面,《说文解字》的研究以乾嘉时期为最盛,形成了一种专门学问——《说文》学。

形成《说文》四大家: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

段玉裁,师戴震,同钱大昕、王念孙、王引之切磋学问,著述《说文解字注》《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六书音均表》等。

他探求古字、古形,疏证古义、本义;阐明形、音、义关系。

桂馥作《说文义证》,正本义,证说解。

王筠著《说文释例》,朱骏声著《说文通训定声》。

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写道:“段玉裁在《说文》研究上应该坐第一把交椅,而朱骏声则在词义的综合研究上应该坐第一把交椅。

”清朝《说文》学的兴起标志着传统文字学的复兴。

在音韵方面,清代的音韵研究以古音学为主,成就很高。

主要有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

研究古韵分部,用考古、审音方法建立阴阳入三声相配的系统和对转的理论。

2、目录学
清朝的目录学处于昌盛时代。

就官修目录而言,有陈梦雷、蒋廷锡等的《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纪昀等《四库全书》;于敏中等《天路琳琅书目》等大型目录。

就史志目录而言,有黄虞稷的《明史艺文志》;王鸿绪《明史稿艺文志》;傅维麟的《明书经籍志》,就私家目录而言,较重要的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钱曾《也是园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等。

并且清朝的目录学有它自己的特色。

如《孙氏祠堂书目》不依四部分类,直接分为十二属的私家目录,在改变图书分类上有他的创新意义。

钱曾《读书敏求记》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版本目录的专书。

3、校勘学
清朝校勘学成为古代校勘学发展的高峰。

一方面体现在大量精校的专书中,一方面体现在诸书题识及读书札记中。

清代学者善于综合用对校、本校、他校、理校诸法,把小学和目录版本研究的成果运用于校勘。

并分为两派,一派强调对校,一派强调理校。

由于文字狱,文人大多研究古文,不仅在古文字、训诂、音义方面卓有成效,而且在辨伪、辑佚方面成效也显著。

清初三大思想家及考据学的奠基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皆重视辨伪。

表现出去伪存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可以说,清朝文字狱是古典文化的劫难,却促进了文献学的巨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