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评价与阐释

〔收稿日期〕2007-01-05
〔作者简介〕王鸿卿(1955-),男,吉林梅河口人,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小说理论与批评研究。

清末民初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评价与阐释
王鸿卿
(鞍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辽宁鞍山114005)
〔关键词〕小说“为用”;文化级序;意蕴解读
〔摘　要〕清末民初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评价与阐释发生在本土与外域、政治与审美等多重关系作用下急遽变化的语境中,否定与肯定两极批评话语背后隐伏着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新旧思维的嬗变显得艰难又必然而且附着某些情绪情结、困惑和矛盾。

〔中图分类号〕I2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7)02-0200-06
对西方文化由最初的盲目抵拒发展到“为用”上的有限认可,再进一步跃进到不无痛苦的全面拥抱,这就是自鸦片战争至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的思维变迁过程。

清末民初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评价与阐释就发生在这个过程中。

惟其如此,我们看到了一种新旧杂糅的小说批评话语,其中既有陈词滥调也不乏剀切中理的新思维。

回首这段历史评骘孰人对错或深浅其实意义已经不大,耐人寻味的是隐伏于其中的一代人的思想轨迹,中西新旧各方面在他们思想上构成的张力结构,精神蜕变背后的情绪情结以及困惑和矛盾。

清末变革的艰难把文学特别是小说推到了前沿。

诚如米歇尔・泽拉法所言:“在殖民地或刚刚独立的国家里,小说也许比诗歌更能表达诸如民族和民族振兴的观念。

”〔1〕企图在庙堂内解决问题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其时的思想者意识到变“君治”为“群治”的关键在于民众,而唤醒他们的
“新民”之道莫过于小说这块神奇“药石”。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小说界革命”拉开序幕,小说被迅速提升到“群书”之首、艺术之冠的位置。

大家之所以相信小说能挽狂澜于既倒为民族带来新生,一是来自泰西、日本进步在于“小说之助”的讹传,二是源于对小说在民众间传播、影响力的切身感受,两个方面自然汇聚成对小说特殊功能的格外垂青。

在这种思维定势下引进泰西小说和创作“新小说”形成风潮,而中国古代小说却在这场风潮中成为一个尴尬的存在。

按说,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到19世纪末都已经达于烂熟程度。

文言、白话、长篇、短制……可以说众体皆备,其中优秀之作亦通过接受历史成为经典。

此刻返观中国文学这一奇枝异葩,不仅名家力作历历可数足资研核,且脉流毕现、风骨异呈大可多做文章。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李卓吾、金圣叹等前贤以评点形式对古典小说的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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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这时非但未能继承下来进一步发扬光大,反而被另一种类似旧道学先生的腔调所取代,曾被视为“天下之至文”、
“奇书”的中国古代小说,其地位一落千丈甚至成为被嘲讽与诟骂的对象。

比如梁启超于1898年就曾断言:“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淫诲盗两端。

”〔2〕笼而统之将包括经典在内的旧小说一语否定。

在后来被誉为“小说界革命”纲领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他更鲜明地表达了这种否定态度以及否定理由,对旧小说“陷溺人群”之种种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

〔3〕
把本土小说看得糟糕如是其实并非梁启超的一己之见,他的看法应该说代表了当时相当一批人的立场和态度。

这就成为了一个值得剖析的思想文化现象。

梁启超并非那种死守祖制冥顽不化的封建卫道士,他既是一代国学大师同时也取法域外接受新知识,这样一个力图融通中西、思想前卫的新派人物,为何说出了如上仿佛乡村学究口吻的话呢?笔者以为,尽管当时像他这一类学人高张小说革命旗帜,然而他们骨子里压根就没瞧得起小说,在他们心目中依然是经史为尊义理为最,而小说只不过是“小道”、“末技”等等而下之的东西。

不仅小说,即便被奉为文学正宗的诗词文章,在他们心目中也仅止为:“乃愉魂调性之具,偶一为之可也;若以为业,则玩物丧志,与声色之累无异。

”〔4〕与他们尊崇的学术或经世治国的大业大道不能相提并论。

也就是说他们头脑中有一套不可动摇的文化等级尊卑秩序,这个秩序类似《四库全书》“经、史、子、集”的目录排列,在这个排列中小说位列“子部”却不包括通俗小说,《红楼梦》、《水浒传》等通俗小说属于“四部”之外的另类。

如此看来他们某种程
度上近似于古希腊的柏拉图,由于不能理解审美包括小说对于人生的真正意义所在,所以也就难免在旧的思维框架内看待小说。

然而他们在现实中又是实用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小说特别是白话通俗小说虽然“俚质”,却可用为装载政治思想的工具,因此“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可增七略为八、四部为五……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与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5〕。

就这样于正统的“四部”之外给了“说部”一个位置。

但是这个位置严格说是留给“新小说”的,特别是留给梁氏所青睐的“政治小说”的,而旧小说是不配也不能享受这个位置的。

中国古代小说就是在如此的“运作”下惨遭筛汰,成了一堆可有可无甚至贻害无穷的废品。

否定本土小说的参照是梁启超等人想像中的外域小说,如日本小说“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6〕,如“欧美之小说,多系公卿硕儒,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赜理,潜推往古,豫揣未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用以醒齐民之耳目,励众庶之心志”。

而“至吾邦之小说,则大反其是,其立意则在消闲,故含政治之思想者烯如麟角,甚至遍卷淫词罗列,视之刺目者”〔7〕。

比较之下“新小说”也就找到了“方向”———仿照外域的“政治小说”模式。

梁启超本人就身体力行写过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

这种“政治小说”严格说是一种不伦不类的东西,是对小说文体样式强行扭曲改造的产物。

连梁启超自己也承认这种小说的四不像性质:“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文体,自顾良自失笑。

”〔8〕这种违背艺术规律无视文体审美特征的创作,很快遭致了内行人士的严厉批评:“近时之小说,思想可谓有进步矣,然
议论多而事实少,不合小说体裁,文人学士鄙之夷之。

”〔9〕这里的“文人学士”显然是一些更懂小说的人,他们对梁氏一类四不像小说说“不”,表现出了某种坚持,正是这种可贵的坚持使中国古代小说命运获得了转机。

这种坚持简单说就是坚持小说应该像小说的样子,而“样子”的确认是与对本土小说的阅读经验密切相关的。

将那些耳熟能详的本土的优秀经典小说一笔抹煞,是许多人所不能同意的,起码情感上就不能接受,尤其是那些深谙古典小说艺术魅力的文化人。

比如苏曼殊就表达了与否定论相反的意见:“吾祖国之政治法律,虽多不如人,至于文学与理想,吾雅不欲以彼族加吾华胄也。

”〔10〕侠人也说道:“余不通西文,未能读西人所著小说,仅据一二译出之本读之。

窃谓西人所著小说若更有佳者,为吾译界所未传播,则吾不敢言;若其最佳者,亦不过类此,则吾国小说之价值,真过于西洋万万也。

”〔11〕这些反贬为褒的看法不能说没有民族情绪在内,但基本上还是比较中西小说后得出的持之有故之论。

尽管当时的中西小说比较很粗糙也很皮相,但可以发现有种比较倾向与梁启超式一面倒的比较不同,这种比较更注重中西小说艺术方面上的各自风格特点,从人物、结构、技巧等方面去比较优劣长短。

比如:“……读中国小说,如游西式花园,一入门,则园中全景,尽在目前矣;读外国小说,如游中国名园,非遍历其境,不能领略个中况味也。

盖以中国小说,往往开宗明义,先定宗旨,或叙明主人翁来历,使阅者不必遍读全书,已能料其事迹之半,而外国小说,则往往一个闷葫芦,曲曲折折,直须阅至末页,方能打破也。

”〔12〕这种比较的结果可能不同,但它是中西小说地位平等的比较。

正是通过这种比较给人们带来了一些骄傲感或自信心,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小说艺术价值上的多元共在性。

无疑它客观上起到了对妖魔化本土小说倾向的反拨作用。

然而这种反拨在全面“师法”西方的语境下,不仅显得不理直气壮带着伸冤辩诬色彩,而且也缺乏力度和质量,因为它回避了小说的另一个价值维度———思想。

梁启超等人否定旧小说恰恰就是捏住了这个软肋。

梁启超曾经概括中国小说:“然吾以为人类于重英雄、爱男女之外,尚有一附属性焉,曰畏鬼神。

以此三者,可以该尽中国之小说矣。

”〔13〕比他先前的“诲淫诲盗两端”又加了一端———传播迷信。

当时以及后来很多人都认同这个看法,淫、盗、鬼成了中国旧小说的三大基本主题。

中国古代小说在思想上真的可以以此“尽之”吗?于是在艺术上肯定中国古典小说之外,也有人试图对一些经典小说的意蕴进行重新解释。

尽管今天看起来这些解释多属牵强附会生拉硬套,但它的意义在于它适时发生在那个语境中,发生本身所寓含的要比它的解读重要得多。

概括各种各样的解读可大致析为三类:一是向西方小说主题上挂靠,比如《水浒传》———社会平权小说,《包公案》———侦探小说,《镜花缘》———科学小说,《红楼梦》更“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道德小说”〔14〕。

二是阐发其当下的正面积极作用,如“《水浒》以武侠胜,于我国民气,大有关系,今社会中,尚有余赐焉”〔15〕。

三是深挖其由作者而来的“寓意”,如将《红楼梦》说成“系愤满人之作”,连蔡元培先生也顺着这个意思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

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

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以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16〕
这里值得注意的不是这些似通非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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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而是解读背后的观念、思维以及情感和心态。

这是文化转折期新、旧、中、西粘贴式的观念和思维———对西学不过半知半解甚至消化不良仍需借助传统,人人都注意跟上新潮却又无意间流露陈言,许多问题在人们心中似乎清楚实际上远不清楚。

所以对这种过渡期的各种话语包括小说批评话语,切忌仅凭一句话或一个词就抓住不放擅断是非,而需要以包容心态和全面、综合的了悟去对待之。

如此,那么再看中国古代小说态度上的“骂”派和“捧”派,其实并不是壁垒森严势不两立刀锋相向,相反大家还经常就某个话题在一起相互讨论和切磋。

比如梁启超就与苏曼殊、侠人等在《新小说》“小说丛话”栏目上对话交流意见,尽管大家的看法不同甚至相差很远,却没有形成哪怕是很小规模的争论或打点笔仗,原因是新旧知识更替中彼此都说不出“像样”的话。

如此,也会觉得骂派之骂不那么刺耳而捧派之捧也不那么滑稽。

比如“诲淫诲盗”是梁启超骂下的最狠的话,他真的对《红楼》、
《水浒》痛恨如是吗?焉知他不是为“新小说”鸣锣开道故作惊人之语?他固然轻视旧小说,但他也说过另外一种话:“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

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也。

”〔17〕这是在当时“天演论”影响下的赶潮流之言,还是他发自内心真正服膺的演绎推理?倘为后者,又怎么理解他对代表俗语文学的小说恶语相加呢?这些其实都很难说清楚也没有必要完全说清楚。

由此联想以往一些著述以政治上“革命派”和“改革派”的区别,来梳理和把握当时人们的小说观念以及对文学遗产的态度,貌似分析透彻振振有词结论坚不可摧,实际上都是教条化的生搬硬套削足适履。

原因就在于仅仅考虑了政治立场而没有顾及其他,没有把当时的学人置于古、今、中、西的复杂关系中,从
他们的多重身份上去了悟其思想、心态、情感,忽略了在此条件下思维话语转换中的“不准确”性。

比如梁启超,政治上的确属于有别于革命派的改良派,但他还是中国人、文人、学者和社会良心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许多因素事实上都可能折射到他的话语中。

正因为如此,在某些问题上我们并不希冀得出准确无误的结论,而宁愿让我们的论述保持一定的开放性与弹性空间,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更大程度上接近历史真相,庶几于当时的人和事不至扭曲和偏离。

以这样的立场去看梁启超对《红楼》和《水浒》的损毁,其实是一种模仿口吻和大而空的陈词滥调,并非对作品掘翻遍察条分缕析锱铢必较的正规批判,以他的性格和学养完全可以大动干戈做到这一点。

他用“诲淫诲盗”空泛地为旧小说“定罪”后,几乎把所有社会弊端国民陋习一股脑栽在旧小说身上,难道他不觉得把账全都算在旧小说身上是冤枉它,不知道很多旧思想实际上有着更深的来源吗?但他处身于一个政治变革压倒一切的时代,救亡图存淹没了其他诉求包括学术清理,“西学”渐入但“中学”依然具有相当合法性,而后者又是他长期浸淫的立足之地,所以他只能骂旧小说并“栽赃”于它,因为“小说和戏剧,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鲁迅)。

对这样一个流浪街头的野孩子狠踢上几脚,是无人过问因而也用不着负任何责任的。

同理,认为不该欺负野孩子且这孩子还是本村的打抱不平者,因卫护对象的卑微下贱也不会揪住对方衣领不放,但会申说这孩子其实有许多优点长处被遮蔽了。

争执不疼不痒没有谁想到要将此事诉诸“法律”,这样的“法律”本土没有过而从西方引进尚需时日。

大家都在用“前法律”的语言说话,这样的对话其特点是双方各执一理而难断输赢。

“补史”与“教化”是中国古代占
主导地位的小说观念,梁启超否定本土小说就是执住了教化这一“武器”。

另一方在肯定性地阐发本土小说的思想内容时,同样也没离开传统思想资源范围,只不过换了个角度从“寓意”着眼罢了。

除此之外就剩下套用舶来的一些新词术语。

事实上这套旧概念恐怕连当事者本人也会觉得过气,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唯一的招数就是惟我所用强调某点不顾其余。

这样做的结果是令已然落伍的概念体系破绽百出,以此为基础的思维显示出难以为继的疲惫。

比如“补史”在为小说正名提高其地位的论说中曾被广引为据,理由是不仅与“国史”相较“稗史小说”有“易传”功效,而且“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而今日人心之营构,即为他日人身之所作。

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18〕。

但以此去推论中国古代小说之价值,类如《三国演义》等历史题材小说,其价值在于在“羽翼信史”、“补史之阙”,它的缺点是有编造成分不尽可信,长处是比正史“易传”因而深入人心。

而《水浒传》尽管也刮着了历史的边,可由于乃“志盗”之作,因而作为史之附庸其价值几近于无。

其他言情之作如《莺莺传》、
《红楼梦》一类,充其量有野史逸闻的价值也不值一提。

神魔小说《西游记》、鬼狐小说《聊斋志异》一类更属于“子不语”之列,与记载人间大事从而能资政驭民的历史相隔甚远。

所以“补史”观念随着小说虚构性的逐步确认,其可用价值弱化之后很快就淡出了批评话语。

相比之下“教化”观念却非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相反它一直牢牢据住人们的头脑并无限膨大,成为众声喧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与小说的确具有“作用”一点上切合,但更主要的是政治舆论宣传目的下人为的鼓吹所致。

在后者的作用下它愈益脱出学理的科
学束控,在人们的思维运行中已然变成了虚幻的“神药”,其内涵不仅因涨破既有的逻辑规限而意义混乱不清,更由于未经小说审美性的过滤而极端趋赴实用功利,所以它事实上已丧失了对小说的解释性而沦为一个口号。

正因为如此它或者提供漫骂由头或者成为护短手段,制造争端却引不起有意义的学术性的争论。

“寓意”观念实质上更为看中小说背后的“作者”,倘在合理的限度内仍然不失为一个有效概念,但若无限扩展作者的“寓意”势必使解释变成猜测,而一些人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解读正是因此步入歧途。

这一切实际上是在自动宣告旧思维的穷途末路,同时客观上也形成了对新思维的呼唤和催生作用。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就是被催生出来的新思维产物。

关于这篇划时代文章在中国美学、文学批评史上的意义和地位,已有许多学者给予了充分的论说和评价,此不赘言。

从本论题角度看,它对于阐释和评价中国古代小说的意义在于,它是尝试以新眼光新逻辑分析评估古代小说经典的开端,提供了一种迥异于旧批评的全新的批评经验。

它从老子、庄子和叔本华等对人生与欲望的哲思出发,体认“美术”(艺术)“易忘物我之关系”的超功利性质,运用“一曰优美,一曰壮美”的美学形态理论,挖掘了《红楼梦》的“精神”以及美学与伦理学价值。

哲学、美学的视野不仅使其在文体上超越了旧有的短制式,更带来了高屋建瓴透辟入骨的新理性魅力。

这种新理性让王国维自觉告别旧观念旧思维,不仅对“补史”、
“教化”等老掉牙的词汇拒绝提及,而且批驳了由“寓意”说发展而来的一种阐释趋向:“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

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中之主人公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

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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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

”〔19〕彻底扬弃了主人公———作者———“寓意”的旧读解模式。

在一个新旧思维新旧话语胶着并痛苦转变的时代,王国维的这篇文章既令人耳目一新,又“曲高和寡”没有引起足够的共鸣,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争议仍在褒贬两极间继续着。

问题的真正解决显然只有延到“五四”或更远的时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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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蔡元培.《石头记》索隐〔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46.
〔18〕几道,别士.本馆附印说部缘起〔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7.
〔19〕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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