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邦定：西南联大往事杂忆

胡邦定：西南联大往事杂忆
百年潮2007年第2期
1942年夏我在重庆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到1946年联大结束，除中间休学一年，在昆明新校舍住了整整三年。

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我把自己的回忆忠实记录下来，其目的，聊
志雪泥鸿爪云耳。

住宿
一年级刚进校时，文学院部分新生住在新校舍南区一幢坐北朝南的小楼里，楼上楼下
各10间房，楼下每间放4张双人床，一屋8人。

楼上无床，一律打地铺，8副铺盖紧密相连。

愿意打滚的，可以从北头一直滚到南头。

当时年轻，小的18岁，大的也不过20岁。

一开始，确有人在地铺上滚来滚去，因为从来没体验过这种生活，不免感觉新鲜。

我有幸
忝列其间。

虽然不是“大被同眠”，却称得上大铺同眠。

不久，“革命虫”出现了，而且
一视同仁，你有，他有，我也有。

初时稀奇，还有点紧张，时间一长，就处之泰然了。

见
到它，只是坦然一笑，谁也没有怨言。

如果谁一直没有发现这玩意儿，还有点阿Q看着王胡子捉虱子的失落感。

一年后搬到新校舍西区的学生宿舍，每间房放20张双层床，放在房间的两侧。

两张
床为一单元，中间放个用木板钉成的长桌，上面吊一盏光线暗淡的电灯。

两张床一边临窗，一边是过道，并拉上旧床单或旧被面之类，以示自成一统，非自己人或熟人，一般不会进来。

一个单元的床与另一单元的床紧挨着，中间同样用破油布或打行李的棉毯之类隔开。

相邻床上的两个人靠得非常近，一翻身就能碰着，而且呼吸之声相闻，但却互不来往，彼
此不通姓名，甚至连面孔都不大熟悉。

因为只有小单元里的4个人是自由组合的熟同学，别的单元的人往往既不同系，又不同级，互相都不往来的。

记得1944年一天的晚上，我
和同系、同单元的李凌辩论一件事，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

在我们暂时停战的时候，
相邻的单元里也在激烈争论。

这时李凌不知想起了什么，突然说了一声“混蛋”，这明明
是对着我的。

不料旁边争论的同学以为是骂他的，立刻跳过来大兴问罪之师。

我们解释了
好半天才算了结。

昆明冬天晚上也相当冷，宿舍不仅不生火，连门都是日夜敞着的。

当时同学的行李都
很简单，一般只有一床薄棉被。

中文系同学王松声是从延安过来的，比别人大几岁，晚上
睡觉时为了保温，把一切可加在被上的东西都放上，包括衬衫、裤子、毛衣、薄外套等等。

同单元历史系张光琛（张彦）同学提醒他：“还有一条领带怎么不加上？”大家都哈哈大笑。

这种穷开心的玩笑，在同学间是常有的，说明联大同学在“一箪食、一瓢饮”的情况下，仍然不乏幽默。

1943年暑假，我通过亲戚介绍，到昆明一家公司打工，做些抄抄写写之类的杂事，一月下来得了600元法币，我全部用来买了一双车胎底的皮鞋，准备靠它混个两三年。

不料第二天晚上就有小偷光顾，把所有脱在地上的鞋都偷走了，只有特别细心又睡上铺的同学，每晚脱下鞋子就放在自己脚后头的人才免遭此难。

在新校舍3年，虽只遇到一次小偷，但
听到别的宿舍被盗的事却有四五回。

当时多数同学都“身无长物”，仍不免被偷，说明还
有更穷的人在。

晚自习
联大学生宿舍灯光太暗，晚上根本没法看书。

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到图书馆抢座，说抢，是因为图书馆座位不够。

以我入学的1942年为例，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三院共
有1600多名同学，而共用的新校舍大图书馆仅能容800人。

粥少僧多，只有“抢”，才
能有一席之地。

图书馆每晚7点开门，6点一过，就有人陆续到门口等候了。

大门一开，
黑压压的一大群人蜂拥而入，那阵势相当壮观。

“抢”图书馆座位的主要是男同学，女生
极少，因为她们挤不过男同学。

挤进去之后，有人不仅自己占个座，还要用书本、笔记夹，乃至椅垫之类，为好友代占一两个座位。

有的男同学为了照顾自己熟识的或心仪的女同学，每天特别殷勤地为她占个座。

这无疑是比请吃“焖鸡米线”更受欢迎的“骑士行为”。

另一条出路是坐茶馆。

在新校舍附近文林街一带有好几家茶馆，每家都有十多张方桌，可容五六十人左右。

当时昆明电力超负荷，电压不足，根本达不到220伏。

茶馆老板就用110伏200瓦的大灯泡，照得店堂十分明亮。

泡一杯茶可以坐一个晚上。

当然茶馆不像图书馆那么肃静，看书的、聊天的、打桥牌的各行其是。

大概有一半人是认真看书的，部分
人是边看书边聊天的，还有一部分人专心打桥牌，其中有人只是偶尔打一打，有人则是上
瘾的，常打不厌。

联大规定学生修业4年，要读132个学分才能毕业。

我看有人打桥牌所费的时间，大概不少于40个学分，但这并不一定影响他们的学业成绩。

就是在这种嘈杂
的茶馆里，不少人坚持了自己在学术上的艰辛探索。

说到喝茶，还有一件趣事：化学系1946级同学李建武，是我中学同学，睡在我的上铺。

他是个最规矩的学生，不仅不抽烟、不喝酒，连茶也从来不喝一点。

一次他到茶馆来
找同学，坐定之后，我知道他不喝茶，就把一杯茶连茶带水都倒掉，然后续上一杯白开水
给他。

不料到了夜里，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以致影响了我的睡眠。

我问他“怎么了，哪
里不舒服”？他说“晚上喝茶了，睡不着觉”，我听了几乎要笑出声来。

怎么一片茶叶也
没有的白开水也能使人兴奋得不能入睡呢？我想可能是心理作用。

我记下这件事，是想说
明联大同学的生活习惯差距是很大的。

但正像冯友兰教授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碑文上所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
严格要求
联大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要求很严，一学年三门功课不及格就勒令退学，从不含糊。

个
别学生对梅贻琦严格执行考核制度颇有微词，曾有人在教室墙的外侧用粉笔写上“打倒梅
特涅”几个字，这是用1918年维也纳三月革命时，工人、大学生反对奥地利专制独裁首
相梅特涅的口号来影射梅贻琦的。

记得在一次全体学生参加的国民月会上，梅贻琦重申了
学习纪律，并且说，国家在抗战时期办学，很不容易，学生如不勤奋向学，应当于心有愧。

然后他气愤地说：“说我们是梅特涅，我们就是梅特涅！但考核标准绝不降低！”这件事
过去60多年了，我至今还留有鲜明的印象。

我是历史系的，大一读吴晗先生教的《中国通史》，他要求很严。

记得学年结束公布
考试成绩时，最低的只有12分，也有59分的，说明吴先生一丝不苟，毫不容情。

说到考试打分，还有一个故事。

我三年级选修了刘崇教授的《西洋近代史》。

学年终
结公布考试成绩时，没有我的分数。

我很奇怪，就去找刘先生。

他很生气地拿出个用包袱
皮包着的一沓卷子，并找出我的考卷说，你抄了另一位同学的。

证据是有一题答案相同，
而我写错了一个字。

事实经过是，那天考试时我去的较晚，别的同学都在后排坐定了，于
是我坐在第一排。

不料还有比我晚的。

一位平时从无来往的女同学一来就坐在我的右边。

当我写完一张卷子时，她忽然把它抽去，不久又还给了我。

当时我们都是20岁出头的人，当然不好意思举手报告：“老师，她抽去我的卷子。

”老师就坐在我们前面看书，他不管，我自然也就不说什么了。

不料因此不给我记分。

我不想对刘先生说明当时的经过情形，只
是说不能代人受过。

刘先生很坚持，我也就怏怏地走了。

但事后我并不很介意这件事。

因
为我三年已选了120个学分，少了这6个学分的成绩，还有114个学分。

到四年级再修
20多个学分，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毕业了。

刘先生一直是我尊敬的老师，这件事虽然不愉快，但我能够理解。

毕竟他是爱护学生，从严格要求的原则出发的。

社团
社团活动，是联大生活的一个亮点。

文学、艺术、诗歌、戏剧、音乐、体育，各种不
同爱好的同学各自组成自己的社团，也有为加强同学之间的联谊而集合在一起的，如群社。

联大社团活动直接同全国乃至昆明的政治形势相关。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

当时联大比较暴露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根据地下党的指示，纷纷转到州、县隐蔽，多数是在中学里当教员。

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并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许多德高望重的爱国人士身陷孤岛，买不到机票离港。

而蒋介石的连襟、时任行政院
长的孔祥熙的女儿（即“孔二小姐”），却占用极为稀缺宝贵的飞机，运她的老妈子、洋
狗以及大量私人用品。

《大公报》揭露了这件事，引起联大学生极大的愤慨，发起了“倒
孔运动”，要求孔祥熙下台。

这一下触动了蒋介石那根脆弱的神经，立即派大特务康泽到
昆明来彻查，并要逮捕积极参与这一运动的进步学生。

这样又有少数左派同学离校暂避。

由于这两次事件，联大校内的政治空气就相对沉寂起来。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进校的。

当时
社团活动基本停摆，歌咏活动也一样消沉。

1943年下半年，外文系黎章民同学倡议，邀集12位男同学组成一个“僧音合唱团”，男女声高低音4个声部，各由3个男同学担任，我被编在女高音声部。

当然，这只是按乐谱分部来唱，并不像京剧男旦那样要捏着噪子装女声。

为什么只有“僧音”，而没有“尼音”呢？因为当时学校里集体活动少，男女同学的
交往也不多，所以就没有找女同学参加。

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联大社团活动低潮时
期的一个情况。

1943年下半年以后，下乡的进步同学陆续回来，校内气氛也逐步活跃起来。

特别是1944年历史学会主办五四晚会以后，联大校内生意盎然，政治空气日益浓厚。

“僧音合唱团”已经结束，爱好歌唱的同学常在一起唱歌，并要求有一个活跃文化生活的
组织，于是，到1945年就正式成立了高声唱合唱队，每星期二、五晚上练歌。

我们唱的
多数是以爱国、抗日、民主为主题的歌曲，如《我所爱的大中华》、《黄河大合唱》、
《流亡三部曲》，还有《茶馆小调》、《五块钱》、《古怪歌》、《民主是哪样》等等，
也唱一些抒情歌曲，如《红河波浪》、《都达尔与马利亚》、《红彩妹妹》、《幽静的岸滩》，还有洋文歌《A Song of Peace》《Dark Eyed Russian Girl》等等。

参加高声唱合唱队的主要是联大同学，也有个别喜欢唱歌的中学生。

记得昆明学联举办过一次歌咏比赛，
三名获奖者都是高声唱合唱队的，第一名是我们歌咏队最好的女高音陈水莲，第二名就是
一位初中二年级女生，第三名则是联大的一个男同学。

在一二一运动期间，高声唱合唱队
的同学走上街头，高唱《凶手，你逃不了》、《告士兵》、《告同胞》、《安眠吧勇士》
等控诉和动员群众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歌曲，还向群众教唱《送葬歌》，为四烈士大出殡做
准备。

当联大结束，复员回三校以后，高声唱合唱队并没有消失，而是分蘖发展了。

以高
声唱合唱队的队友为酵母，分到北大的，和北方同学一道成立了沙滩合唱团，在清华是大
家唱歌咏队，在南开则组成南星合唱团。

北京如今还有个老同学合唱团，最初倡议组织并
成为合唱团骨干的，也是高声唱合唱队的同学。

剧艺社也是联大非常活跃的社团之一。

我不是社员，但我常看他们演出的许多感人的剧目。

昆明基督教青年会在联大新校舍旁边有个学生服务处，里面有个极简陋的、用木头盖的小
礼堂。

剧艺社就利用这个场地，演出过许多独幕话剧，如《禁止小便》、《未婚夫妻》，
还在校外演出过《风雪夜归人》、《阿Q正传》等等。

一二一运动期间，他们在街头演出近30场《凯旋》，这是王松声同学含泪连夜赶写出来的。

其剧情是讲国民党发动内战，
使得父子在战场上互相仇杀的故事，情节真实、生动，感人至深。

每次演出，观众没有不
流泪的。

反映一二一运动四烈士之一潘琰的《潘琰传》，是郭良夫同学三天三夜不合眼赶
写出来的，在昆明连演六场，座无虚席。

这些不单是话剧，而且是血与泪的控诉，既富于
战斗性，也富于思想性和艺术性。

王松声、程法仅、郭良夫、肖获、张定华、汪仁霖、胡
小吉、裴毓荪、徐应潮、小西、温功智……都是剧艺社多才多艺的干将。

这些人除了1946年毕业离校的，差不多都到了清华，因此又在清华展开了进步的戏剧活动。

他们在长期的
战斗生活中培养了深厚的同志情谊。

直到今天，社员们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彼此间的
联系一直不断，常有聚会，还出了一本《剧艺社社友通讯》，已经出了30多期，足见他
们之间的凝聚力有多么强。

联大学生社团很多，各有其辉煌经历。

我只说了高声唱合唱队和剧艺社，是因为比较
熟悉。

其他社团，有校史和许多文章记载，我就不说了。

壁报
壁报是联大同学对时局、对政治、对社会、对生活发表意见的园地，有时也有短小的
创作，如诗歌、小小说之类，丰富多彩，风格各异。

每次新壁报挂出来，常见有人拿着纸笔，站在那里抄点什么，说明有些文章很有看头。

且从我自己编的一份壁报说起，从中可以看到编报人的辛苦。

联大规定，学生办壁报，要到训导处登记，还要有一位指导教师。

1944年初，我们历史系1946级成立了级会，决定办个壁报，起名《潮汐》，由我和李凌同学负责。

我们请中国近代史教授邵循正为指导，到训导处登记时非常顺利，还发给我们大约有一张单人床那么大的一块木板，作为壁报的
载体。

木板很粗糙，我们先用报纸把它满满糊上，使之平整，然后再用很白的连史纸盖上。

为了让文章字迹清晰，整体美观，每篇文章都用同样大小的连史纸，用钢笔蘸着黑墨水誊
写一遍。

报头是我请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的一位同学特地画了寄来的，以蓝天和奔腾的潮
水为背景，并在画面右上方写上“潮汐”两个美术字。

稿子都是本系同级同学写的。

出报
之前送请邵循正教授审阅，他看得很仔细。

记得一篇题为《谈讽刺》的文章里，有“嬉笑
怒骂，皆成文章”两句，邵先生特地把“嬉笑”的“嬉”字改为“嘻”字，此事使我终生
不忘。

1944年5月3日夜晚，我和李凌忙了整整一通宵，到5月4日凌晨3点多才完成。

当我们拿出去悬挂时，联大校门东侧的民主墙上，已经挂满20多份壁报，包括《文艺》、《生活》、《现实》、《耕耘》、《民主》等等，真是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我之所以要
讲这段往事，是我深知这些办壁报的同学都和我们一样，自己虽穷，却愿意挤点钱来买纸
张文具，花时间、精力约稿、看稿、改搞、抄写、出版，个人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就是凭
着一股热情、一种信念，思想上或清晰或朦胧地想表达一种理念，追求一个目标。

联大的壁报各有个性或特色，影响比较大的壁报有《现实》、《文艺》、《生活》等。

《现实》，顾名思义，就是因为对现实有意见要说才办这份壁报的。

起初他们翻译美国杂
志对中国的批评文章较多，尤其是《Time》上的文章，如史迪威事件等等。

他们还自己写时事评述，综论国家大事，并及时报道抗日战事的真实情况，分析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
原因，现实性和政治性都非常强，深受同学欢迎。

《文艺》是文艺社同学办的一份壁报，
他们提倡“为人生而艺术”，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

文章虽然都比较短小，但都是入
世的，现实性、思想性都比较强。

从形式上看，由于是文艺人编的，所以版面特别清新、
素净、美观，颇有观赏性。

《生活》是外文系1946级级会主办的。

他们提出“反映生活、批评生活和改造生活”为宗旨。

壁报既有对校内生活的批评建议，也翻译外国杂志批评和
揭露中国国内问题的文章。

外文系一直是个大系，比文学院其他几个系的人都多得多。

人多，能写文章的人才也多，所以《生活》壁报的文章一直是比较受到同学们欢迎的。

在1944年“五四”联大民主墙上众多壁报当中，有一份特别另类，它的刊名我已经忘记了，只知道是三青团的同学办的。

它的文章既空又少，填不满一整块木板所提供的容量。

于是
他们在壁报四周贴上两排类似菊花样的黄色野花，显得不伦不类。

当时我只觉得可笑，都
是大学生了，怎么好意思拿出这种货色来呢？显然他们是奉命办事，却收到这种招人讪笑
的后果，真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

现在看得比较清楚，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手中没有真理，失去人心，使跟着他们走的三青团员们处境尴尬，进退维谷，说话、写文章都没有底气，
怎么可能办好壁报呢？出这种洋相，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大师风范
在联大读书，一个突出的感受是大师如云。

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有大
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证诸联大，最为贴切。

联大确实一座大楼也没有，而大师之多，举国无匹，文、理、法、工学院处处星光灿烂，目不暇接。

这也不奇怪，集北大、清华、南开三名校于一堂，自然人才济济。

以大一新生必修的国文、英文两课的教师为例：
教大一国文的有：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罗庸、沈从文、浦江清、王力……
等享誉全国的名家硕儒。

教大一英文的，先后有叶公超、钱钟书、潘家洵、卞之琳、杨周
翰、王佐良、李赋宁……诸先生，皆一时俊彦。

这说明，新生一入学，就能亲聆自己慕名
已久的大师的教诲。

这无疑是令人兴奋而快慰的事情。

伦理学也是大一必修课，讲授者是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

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多次到国外讲学，一般会设想他一
定是位洋派十足的教授，然而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位典型的国学老夫子的形象：戴深度近视眼镜，三寸长须，着蓝色长袍、黑马褂，足登中式布鞋，操浓重的河南口音，
且时有期期艾艾的毛病。

他讲课的内容主要依据他的名著《新世训》。

因为联大没有能容
全校大一学生的大课堂，只能在一片松树环抱的空地上讲课。

他一开始就说：“当年孔、孔、孔子杏坛讲学，我们今天在、在这松林里授课……”他讲话节奏平缓，没有抑扬顿挫，但逻辑性很强。

这景象和冯先生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听陈岱孙先生
的经济学，则又是另一种感受。

这位在哈佛大学拿到金钥匙的博士，时任联大法学院院长，每次上课，他都着整齐的西服，打领带，手提一个大皮包。

上课时间是上午10—12时，
陈先生总是提前三五分钟就在教室门前散步，差一分钟左右就站上讲坛，然后准时开讲。

由于选修陈先生经济学的人多，只能在离生活区较远的一个能容200来人的大房子里上课。

起初，每当快到下课的时候，有些同学惦着赶到食堂吃饭，不免有些躁动。

陈先生就说：“我戴着两块表，绝不会误了你们吃饭的时间。

”这种“安民告示”很有针对性。

因为联
大学生食堂一般只管午、晚两顿饭，许多同学是空着肚子来听课的。

说到陈先生讲课，最
大特点是清晰，没有多余的话，字字句句都让你听得真切。

20世纪40年代刚进大学的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可谓一无所知。

陈先生却能像剥竹笋一样层层剖析，从概念到理论体系
都给你一个完整而明确的认识。

比如他讲边际效用时，就举了许多实例，使听者易于理解。

从这里联想到联大一直重视基础课的教育，给一年级学生上普通物理课的教授就有：吴有训、赵忠尧、郑华炽、霍本权、张文裕、王竹溪等，都是一代宗师，物理学界的翘楚。

其
他系对基础课也大体类似。

我一直认为，四年大学生活的知识积累终究是有限的。

老师的作用主要在于启发、示范，
开阔学生的眼界和思路，使学生知道怎样做人，知道做学问原来是可以这样、那样地做的，等等。

陈寅恪先生教隋唐史，他说：“古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
讲过的也不讲。

”那么讲什么呢？他讲新发现、新见解、新成就……这才是最最震撼人心
的启示。

本来，做一个学者，如果不能融会贯通，没有创新精神，就只能是个书虫。

华罗
庚先生是青少年时代就显示数学天赋的数学家，我在昆明时却见过他在《云南日报》发表
的时事评论文章。

这说明他不仅潜心于数学，而且关心时局，是专家又为通才。

杨振宁先
生曾说：联大给他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和王竹溪。

前者在他做学士论文时，指导
他读一篇讨论分子光谱和群论关系的文章，使他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并对对称原理发生了
兴趣。

指导他做硕士论文的是王竹溪先生，这篇论文是谈统计力学的。

杨振宁说：对称原
理和统计力学是他毕生研究的主要方向，而这一方向的确定就得力于两位老师。

这使我们
感到名师与高徒之间的传承与点拨作用，确是大师风范中最可贵之处。

再如1945年11月25日晚，由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英语专科四校学生自治会在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会时，反动派在学校围墙外鸣枪示警，并切断电源，会场一片漆黑。

这时正在演讲的费孝通教授高呼：“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还是要
呼吁和平！”这种大义凛然、掷地有声的呼吁，是又一次大师风范的展现！
当联大学生是幸运的，幸运在能够领略和切身感受到群星灿烂的大师们的风采和魅力。

天时地利人和
西南联大办学8年，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且时有敌机轰炸威胁的情况下，取得举世公认的累累硕果，究竟是什么原因？许多专家学者对此作了分析研究，其基本精神也大体
一致，只是侧重点有些差异。

根据我的认识，似可集中到天时、地利、人和三点。

先说天时，没有日寇入侵，就没有三校联合南迁之必要，这是时势促成的前提。

抗战
造成生活困难固然是不利因素，但反过来也激励人们同仇敌忾、奋发图强、卧薪尝胆、共
赴国难的意志与决心。

吴大猷教授在昆明遭受贫穷和妻子长期卧病的困扰，他就用埋头写
书和译书来解脱。

郑天挺先生在《我在联大的八年》中说：“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知识
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严谨创业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

西南联大的师生，大部分是这样的。

”这一段话概括得非常好，说明师生共体时艰，是联大前进的动力之一。

再说地利。

西南联大选址于昆明，是一项十分英明的决策。

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在昆明，而是在重庆、成都或贵阳，就绝不会取得像在昆明一般的成就。

在选择校址之初，梅
贻琦诸先生考虑昆明是西南与缅甸、越南等国相连的出海通道，便于争取国际援助和对外
交流。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这种优势基本消失。

但云南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优势仍然存在。

这是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由于云南省主席龙云与蒋介石政权的矛盾，他在政
治上表现比较开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并保护了中共地下党和民主同盟等进步组织的活动，大有利于联大民主运动的开展，而政治民主与学术自由又是分不开的。

最后说人和。

组成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是北方三所著名的学校，各有其深厚的办
学传统和优良学风，骤然合在一起，却能融合无间，浑然成为一体。

这首先是梅贻琦、蒋
梦麟、张伯苓三位常委胸怀坦荡，团结一心，一切都不分轩轾的缘故。

张伯苓是梅贻琦的
老师，据说他曾对梅校长说：“你就戴（代）我的表。

”这充分反映常委之间相互信任的
亲密关系。

全校教职员工虽然分别来自三校，但在教学和各项事务的分工上，则相互协调，亲如一家。

各院系开课的老师也都是三校兼备。

以我所在的历史系为例，给我们上《明清史》的郑天挺、《辽金元史》的姚从吾、《科学史》的毛准、《秦汉史》的钱穆、张政烺……是北大的；给我们上《中国通史》的吴晗、《西洋中古史》的雷海宗、《魏晋南北
朝史》的陈寅恪、《中国近代史》的邵循正……是清华的；而给我们上《西洋通史》的蔡
维蕃、《西洋哲学史》的冯文潜……则是南开的。

其他各系的课也无不如此。

这是我们的
幸运，也是联大得天独厚的地方。

文人相轻，自古已然。

而联大教师却能和衷共济，相得
益彰。

这不能不归功于大师们高尚的学养和情操。

一加一加一，大于三，这是联大团结协
同精神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责任编辑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