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及政策影响因素分析

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及政策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采用网络自填问卷的方法，利用SPSS对全国27个省份的1659个样本进行统计，描述分析了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及政策影响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全面二孩”政策逐步形成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但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仍然较低；未来以数量管控为尺度的生育政策不再主导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将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研究所得数据为“全面二孩”配套政策的完善与落实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标签：全面二孩政策；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影响因素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人口形势正面临严峻考验。

2007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但自20世纪7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以来，我国的人口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下滑趋势，到如今多数学者都认为我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

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将使我国陷入“低生育率陷阱”，不利于完成人口再生产的基本任务。

此外，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长期的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也集中爆发，“人口红利”的消失、“老龄化”与家庭“失独”风险的加剧都意味着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已迫在眉睫。

2016年1月1日起，“全面二孩”政策时代正式到来。

这是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

如今，政策已实施两年时间，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是否发生改变？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政策实施效果如何？配套政策是否完善？未来我国人口生育政策发展之路又将通往何方？笔者将就上述问题在下文予以分析与讨论。

二、调查设计
（一）调查过程概述
本研究采用网络自填问卷的方法，共发放1700份，有效回收1659份，回收率达97.53%。

样本覆盖全国27个省份，包括华东、华南、华北、华中、西南、东北、西北七个地区（调查样本地区分布情况详见图1）。

华东沿海省份调查参与度最高，其中江苏位列榜首，广东、浙江、上海次之。

其他参与此次调查的省份问卷回收率集中在2%至5%左右。

本研究以育齡人群作为调查对象。

笔者利用SPSS对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并依据调查结果描述分析了育龄人群的生育行为、生育时间、对“全面二孩”政策的认知程度，政策的实施时间，配套政策的落实情况以及育龄人群对未来我国人口生育政策逐步放开的支持程度等。

（二）调查对象的基本人口学特征
数据显示（如表1），本次调查女性群体的参与度要高于男性群体。

年龄在20～24周岁的育龄人群参与调查的比例最高。

未来几年，“80后”“90后”将成为“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的主力军，因此对他们的生育意愿进行统计更具现实意义。

三、调查研究结果
（一）“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现状
当前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较低。

受访者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有二孩生育意愿的人数略少于没有二孩生育意愿的人数，而愿意将生育意愿转化成实际生育行为的人数仅占调查总量的36.9%（如表2指标1、2）。

在有二孩生育意愿的调查对象中，打算在2-3年内生育的育龄人群所占比例最大，可以推测“二孩”生育高峰时间段将大致与这一区间重合（如表2指标3）。

据相关数据显示，50%0～60%的政策目标人群已超过最佳生育年限，其中计划生育二孩的35～39岁群体占2.96%，40～45岁占0.63%，而40%的目标群体为80后、90后。

虽然两代年轻人群将是我国未来生育的主力军，但是他们对“二孩”的感受却颇为陌生。

（二）”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
1.“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观念的引导作用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虽然在控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却不是长久之计。

“一胎化”政策所带来的负效应逐渐显露，造成民众长期固化的生育观念很难扭转，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较低。

调查显示，民众认为“全面二孩”政策能改变计划生育时期人们“只生一个好”的生育观念的人数最多，已达53.4%（如表2指标4）。

虽然“全面二孩”政策被育龄人群广泛认同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我们不能否认其对生育观念的转变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2.育龄人群对“全面二孩”政策的认知程度
“全面二孩”政策已实施近两年时间，对政策“相当了解”和“略有了解”的调查对象已占调查总量的近80%（如表2指标5），可见近年来我国政府在生育政策方面的宣传工作是值得认可的。

“全面二孩”政策已逐渐形成广泛的群众基础，但调查结果却显示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仍然较低，说明政策宣传水平仅停留在育龄人群“略有了解”的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有必要继续加大生育政策的宣传力度，帮助育龄人群真正了解政策出台的背景和原因，从源头上提高二孩生育率。

3.“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时间
超过50%的受访者认为“我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时间过晚”，占最大比
例（如表2指标6）。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强制推行近35年之久的“一胎化”政策已造成很多大龄女性独生子女错过最佳生育年限，她们将在家庭中承担更重的抚育子女与赡养长辈的责任。

此外，根据人口学理论，生育率一旦下降会形成惯性，生育政策应当在生育率下降至更替水平前进行调整，而2015年的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4，已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

（三）我国生育政策展望
1.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及政策影响因素分析
据统计发现，受访者中“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为经济压力”的人数占调查总量的比例最大，达77.5%（如表2指标7）；认为生育政策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完全没有影响”和“基本没有影响”的人数占总人数的48%，而认为“有很大影响”的比例仅为12%（如表2指标8）。

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生育率的降低，因为随着收入的提高，再生育的经济成本消耗也将叠加，而抚养子女的边际成本提高，边际效用则递减。

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一直处于自然减员状态，生育政策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将逐渐减弱。

未来以数量管控为尺度的生育政策不再主导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将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

2.“全面二孩”配套政策的落实方向
受访者希望国家在维护育龄妇女权益、缓解其“二孩”生育后顾之忧等相关配套政策的占比均超半数（如表2指标9）。

统计结果表明，目前“全面二孩”配套政策的制定与落实仍需加强与完善。

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公共资源的配置者，当勇挑重担最大限度地缓解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压力。

一方面可以给予育龄人群适当的补贴，使其具备抚养二孩的经济能力；另一方面需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同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维护育龄女性的权益，使育龄人群不仅有能力抚养，而且可以更加放心、有意愿抚养。

3.育龄人群对生育政策逐渐放开的支持程度
当前育龄人群对我国在“全面二孩”政策后逐步放开乃至鼓励生育的政策持支持态度者居多（如表2指标10），可见生育权的回归将成为趋势和必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活资料将大大增加，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已无法解释和适用现代社会的发展，控制人口已不再是先进国家的选择。

政策的实施、和谐社会建设以及经济深化改革等都需要家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生育决策权交还家庭将成为未来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方向，“全面二孩”不应成为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终点。

四、结语
中国人口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在采访中曾指出：“中国以前的人口政策和工作，重点是放在控制人口数量的过快
增长上，目前这个任务已基本完成，但是我国的人口增长率降低显著，同时人口结构、出生性别比、家庭结构等都发生了变化。

此时放开生育政策，不是为了增加中国人口的总量，主要目标是调整人口结构。

”
人口发展有其自然规律，不能完全被政策所控制，“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可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突破。

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将生育权作为基本人权考虑，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不会止步于“二孩”。

从关注人口数量与规模到关注人口质量与结构，从“计划生育”逐步过渡到提倡“自由生育”“优生优育”，最终形成人口长效增长的均衡发展机制，这将避免我国落入“低生育率陷阱”，提升家庭的养老功能，降低其“失独”风险，弥补劳动力不足，缓解社会矛盾，实现人口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