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藏抄本《澹庵书目》考

日藏抄本《澹庵书目》考
李成晴
【摘要】日本京都大学藏抄本《澹庵书目》一册,系梅里藏书家忻宝华的藏书目录.由于该书远在东瀛,已版各书目丛刊皆未收,学界研究亦未涉及.经考证,忻氏藏书于1909年由琉璃厂书商李宝泉整体购买,傅增湘从中挑选数种,而将大部分介绍给天津图书馆收藏.据长泽规矩也《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可知《澹庵书目》曾有别本两种,分别是天津图书馆谭新嘉批校本及静嘉堂藏抄本,三本文献信息有同有异.通过对《澹庵书目》进行分析,可知忻氏藏书不以宋元版见长,其主要价值在乡邦文献尤其是乡贤如朱彝尊、冯登府等人著述的稿抄本方面.以此书目为指南,可以寻访其中珍贵清人稿抄本之下落,“于吴越文物之邦,访求故家典籍.”
【期刊名称】《山东图书馆学刊》
【年(卷),期】2016(000)006
【总页数】5页(P97-101)
【关键词】忻宝华;《澹庵书目》;傅增湘;天津图书馆;京都大学;朱彝尊
【作者】李成晴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41008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56.22
傅增湘《朱竹垞腾笑集跋》曰：
“余此帙获之嘉兴忻虞卿家，钤有‘嘉兴忻虞卿三十年精力所聚’一印。

……书友
李宝泉南下访书，为言虞卿年逾六十，生平喜收书，于乡先辈撰述搜访尤勤，多得精抄密校本，宝泉以三千金捆载以去。

濒行，主人避面不出，诇之，则独坐空堂，向壁饮泣矣。

”[1]
一则题跋，记录下了一位钟情于古书的老者在藏书不得不散出时的黯然。

傅增湘对此事颇生感触，所以在《跋》语中没有过多论及朱彝尊自编《腾笑集》的文献价值，而是用很大的篇幅去记录忻虞卿之书事，且感喟曰：“昔牧斋跋宋刻两《汉书》，谓去书之日殊难为怀，有李后主去国，挥泪对宫娥之感。

……偶忆旧事，附志于此，俾后人知戋戋一集，其流转授受之际，足以生人慨慕，而其人之姓氏庶几得附竹垞以传，此区区之微旨也。

”[1]可见傅增湘是有意以《跋》存史，为远在嘉兴的老
儒忻虞卿传名。

《跋》中所述之嘉兴忻虞卿，便是本文拟考述的《澹庵书目》作者忻宝华。

忻宝华，生卒年不详，字虞卿，浙江嘉兴梅里人，诸生；其藏书颇富，时人誉为“梅里藏书之富，竹垞翁后一人”。

[2]自序忻氏不但在藏书上“于乡先辈撰述搜
访尤勤”，也曾对邑人诗文广加搜罗整理，仿《槜李诗系》而辑为《槜李文系》四十五卷(稿本，嘉兴县图书馆藏)，[3]又据所藏辑录冯登府《石经阁集外文》二卷(稿本，上海图书馆藏)及《拜竹诗盫集外诗》不分卷(稿本，上海图书馆藏)、[4][5]冯登府《种芸仙馆集外词》二卷(稿本，馆藏地不详)，[6]皆有功于乡邦文献。

此外，忻氏也很热心于乡贤遗迹的保护，例如余霖《续修暴书亭及竹垞太史祠堂落成记》中载光绪戊申在朱彝尊之竹垞原址重葺竹垞祠堂一事，便由“里人忻宝华鸠资葺之。

”[7]后来余霖纂《吴兴备志》，于卷二“园亭·竹垞”条特意记录忻宝华“募
资修葺，复购东北隅地入而垣之，添屋建桥”，[8]足见忻宝华之义举颇为乡人所重。

《澹庵书目》抄本一册，今藏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此本共五卷，前四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第五卷为《澹庵书目补遗》。

抄本系忻氏抄书专用册，蓝格，版
心下刻“不暇懒斋校本”六字，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双鱼尾，黑口，自序及卷首钤“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朱文印。

《书目》前有独山莫棠序、金蓉镜序，后忻宝华自序，后蒋学坚序，书末有吴本铨跋。

莫、金二氏之序皆将手书原迹粘于卷前。

按“不暇懒斋”乃忻宝华之斋号，忻氏本书《自序》落款即谓“嘉兴忻宝华识于不暇懒斋”。

然而此抄本并非忻宝华手稿本，①蒋学坚《澹庵书目序》曰：“余自戊戌假馆梅里忻氏，迄今丁未，已阅十年。

……兹以手编《澹庵书目》见示。

”可证《澹庵书目》原本乃忻宝华亲自编录，未假手他人。

这一点在眉批中有所提示。

例如“经部·易类”“《周易正义》十卷”条上墨批曰：“《周易正义》无贾公彦序，原稿是否有误？”[2]卷一综合各种迹象可以推断，此抄本当系据忻宝华手稿
誊清的过录本。

由于《澹庵书目》并未刻版，故此册实为海内外仅存之孤本，加之远在东瀛，故国内研究迄未涉及此书。

关于忻宝华《澹庵书目》，另线索记载有谭新嘉批本以及静嘉堂文库藏抄本，详下节考述。

然两抄本今已无从寻觅，不知尚存天壤否。

傅增湘《朱竹垞腾笑集跋》中唯述忻宝华散书之事，并未提及忻氏有藏书目。

为《澹庵书目》作序的莫棠曾自著《铜井文房题跋》，他在《题跋》中记《曝书亭集外稿》曰“近忻宝华虞卿藏书目有《南车草》一卷”云云，[9]《吴兴备志》则著录作“《不暇懒斋书目》”，[3]二者当皆是对《澹庵书目》的随意性称呼，而非忻氏
别有他种书目。

抄本眉批有两种，一为帖签墨批，一为天头朱批，皆是纠正抄本对某书在四部分类中的误置。

“集部·别集类”于《朱子文集纂》后列“《东莱集注类编观澜文甲集》二十五卷，乙集二十五卷，丙集二十卷”一条，天头朱笔批曰：“非别集，应除，已另见后总集类。

”又于《杨升庵文集》后列“《杨升庵长短句》四卷”一条，天头朱笔批曰：“非别集，应除，另见后词曲类。

”平心而论，这类批语并不具备太大的学术价值，因为《澹庵书目》在四部分类时书目的误置往往是比较明显的误判，
这或者说明忻宝华本人并不太长于目录学，或者说明忻氏在编书目时比较仓促，故而忙中出错。

昔时藏书家编撰藏书目录，往往会过录别本，这一方面是备份以防遗失，另一方面也与藏书的流入流出需要不断更新著录信息有关。

以陆氏皕宋楼为例，今存刻版、抄本各种书目就达16种之多。

[10]就调查到的资料来看，忻宝华《澹庵书目》也
曾有别本传世。

长泽规矩也《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著录“《澹庵书目》五卷”曰：“清忻宝华编，壬戌莫棠序，癸亥金蓉镜序，光绪三十三年蒋学坚序，宣统元年吴本诠跋(在卷四末)。

四部及丛书一卷，卷中不分类，录书名，卷数，注明撰者，多注记序传之作者。

抄本等加冠称，珍本较少。

据说‘吴跋’已散佚大半。

所见之本，上以铅笔正分类之误，略记部中之分类。

谭新嘉于天津图书馆之手校者，于四部各卷之末有朱笔手识，丛书列细目。

忻氏，字虞卿，嘉兴人，
称不暇懒斋。

清宣统中不暇懒斋抄本(静)。

”[11]他在此处非常详尽地著录了《澹
庵书目》两种别本的文献信息，一种是静嘉堂藏本，一种是谭新嘉于天津图书馆之手校本。

取长泽规矩也之《解题》所述静嘉堂藏本与京都大学藏本相较，皆是三篇他序一篇自序一篇他跋，但明显的歧异之处有三：首先，长泽于《解题》末注一“静”字，据其书体例，指此本《澹庵书目》藏于静嘉堂。

周少川、刘蔷《清代私藏书目知见录》著录《澹庵书目》，备注亦曰：“清宣统中不暇懒斋抄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

”[12]而笔者所见之本藏于京都大学，可证此两种《澹庵书目》馆藏地不同。

其次，长泽《解题》谓该《目》“四部及丛书一卷”，而京都大学藏本为四部及《澹庵书目补遗》共五卷，并未著录丛书，此两种《澹庵书目》体例不同之处。

再次，长泽《解题》谓宣统元年吴本诠跋在卷四末，卷五为丛书目录，而京都大学藏本吴本诠跋在第五卷末，此跋语位置之不同。

综上可见，长泽规矩也著录静嘉堂藏《澹庵书目》抄本与京都大学藏抄本并非一本，然检《静嘉堂秘笈志》[13]及《静
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14]其“史部·目录类”并未著录《澹庵书目》，而通
过索书系统查询亦未见有此书的收藏信息，不知长泽规矩也所见之本是否仍在静嘉堂文库。

长泽《解题》中“谭新嘉于天津图书馆之手校者，于四部各卷之末有朱笔手识”一句话，颇值得重视。

此处长泽指出了另有一种《澹庵书目》，即谭新嘉在天津图书馆手校之本。

谭新嘉(1874-1939)，字志贤，号胥山蟫叟，浙江嘉兴人，谭其骧之从父，刻书室名“承启堂”；光绪三十年(1904)嘉郡图书馆成立，应陶葆霖、金
蓉镜之聘请，任董理馆务兼编目员；著述有自订年谱《梦怀录》《嘉兴谭氏家谱》，民国二十四年(1935)刻《嘉兴谭氏遗书》二十七卷。

据前揭《澹庵书目》有金蓉
镜之序，而金蓉镜曾聘请谭新嘉主嘉郡图书馆，加之谭新嘉与忻宝华同为嘉兴人，则谭新嘉对忻宝华藏书自不会陌生。

然而《澹庵书目》何以会与天津图书馆产生联系呢？谭新嘉又因何因缘而于《澹庵书目》“四部各卷之末有朱笔手识”呢？关于这两个疑问，我们可以从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对忻宝华藏书下落的记述中找到答案。

傅增湘《朱竹垞腾笑集跋》曰：“其后宝泉载书北来，余略取畸零小帙，其余若全谢山五校《水经注》稿本，管芷湘手钞群书数十册，皆以归之天津图书馆，使得公诸当世，传之久远，庶足少慰虞卿生平搜采之雅意耳。

”[1]由此可知李宝泉所得
忻宝华藏书，其中重要的多种皆经傅增湘介绍，由天津图书馆购入。

据白莉蓉研究，1913年《天津直隶图书馆书目》编纂时，主持者为傅增湘，而实际抄录编目者即是谭新嘉。

[15]由长泽《解题》可推断此前忻宝华藏书已经入藏天津图书馆，谭新嘉当是在为《天津直隶图书馆书目》编目时，据《澹庵书目》以清点忻宝华之藏书，遂有详细朱批。

复考京都本《澹庵书目》宣统元年吴本诠跋：“去岁客梅里，忻氏主人虞卿舍人储藏甚富，以所辑《澹庵书目》见示，且曰：此三十年心血所在，今书虽大半散佚，而目则犹存。

”[2]跋宣统元年(1909)之“去岁”为光绪三十四年
(1908)，此时忻宝华藏书已“大半散佚”，而忻宝华光绪三十三年八月《澹庵书
目自序》已曰“呜呼，物无聚而不散，今日吾所有之书，未必他日终为吾有”，[2]自序观其语义，则光绪三十三年已因某种不得已之困境有售书之念，而光绪三十四年(1909)时藏书即以三千金售予琉璃厂书商李宝泉矣。

虽然忻宝华在《澹庵书目
自序》中并未明言，察其心曲，可知忻氏编《澹庵书目》，实际是在售书前对“三十年精力所聚”的藏书进行一郑重的道别。

今查天津图书馆中文文献库及《天津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并无谭批本《澹庵书目》之著录信息。

然仅据长泽之《解题》，仍可判断谭批本与京都藏本并非一本。

长泽《解题》称谭批本四部各卷之末有朱笔手识，京都藏本各卷卷末并无朱笔手识，而于天头多朱笔眉批；又谭批约在1913年前后，而京都藏本卷首有壬戌(1922)莫棠序，癸亥(1923)金蓉镜序，谭批本不可能有此二序。

实际上，谭批本应当是忻
宝华藏书出售时随书而行的目录，只具备书目的雏形；忻宝华售书后手头仍有一本《澹庵书目》，惓怀不能自已，因思付梓，遂于1922、1923年请莫棠、金蓉镜
作序，并将二人序文手迹直接粘贴到《澹庵书目》卷首。

由于长泽所述两种别本《澹庵书目》不得而觅，故而目前尚无法推考三种《澹庵书目》究竟何者为祖本，但根据长泽《解题》所述静嘉堂藏本也有莫棠、金蓉镜序，可推知长泽过目之本及京都大学藏本应该后于谭批本流出。

推定忻宝华藏书于1909年即已由李宝泉捆载北上然后售予天津图书馆，对于考证忻宝华生平颇有意义。

傅增湘《朱竹垞腾笑集跋》中谓“书友李宝泉南下访书，为言虞卿年逾六十”，[1]即1909年忻宝华已逾六十岁。

由此上推，忻宝华生年约
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前后。

又据莫棠壬戌年(1922)《序》曰“闻忻君之书，已
归他氏”，可知莫棠壬戌年作序时，忻宝华尚在世，时年约七十三岁。

蒋学坚《序》称忻宝华家藏“宋元本、旧抄本、批校本约有数十种，”[2]蒋序前
引长泽《解题》谓忻宝华藏书“珍本较少”，实则只是相对名家书目而言。

今按
《澹庵书目》著录忻宝华所藏宋抚州本《礼记注》二十卷附《释文》一卷、宋宝祐本《晋书》一百三十卷、影宋抄本《刘涓子鬼遗方》、元刊朱淑真《断肠集》十卷等宋元珍本，虽品种不多，却皆称名贵。

忻宝华《自序》称“虽宋元本寥寥无几，而旁搜博采四部书，约略俱备。

”[2]自序可见忻氏亦自知藏书不以宋元秘笈胜。

经过《澹庵书目》与《中国古籍总目》等书比勘可发现，《澹庵书目》的特色在稿抄本的著录，而忻氏藏书的主要贡献是搜集了大量的梅里文士著述的稿抄本，若朱彝尊、冯登府等为其中尤重要者。

傅增湘《朱竹垞腾笑集跋》引百年前柳东谓《腾笑集》“旧本绝尠”一事来证明忻宝华所藏《腾笑集》的可贵。

[1]今核京都大学藏《澹庵书目》，“集部·别集类”
于潘耒《遂初堂诗集》后著录“《腾笑集》八卷，国朝朱彝尊著，查嗣琏序，自序。

”[2]集部犹可覆按忻氏旧藏《腾笑集》一书之流转。

莫棠《序》论藏书目录之意义曰：“善藏者，当其既聚，悉所有以著于篇，勒为部目，以垂于后，故古今藏书之家，不可偻数，而唯有目录传世者，犹得举其名氏，考其简编，以为转从佚存之证，则虽散犹聚矣。

”[2]莫序今据《澹庵书目》，至
少可进行三方面工作：其一，考察忻宝华“三十年精力所聚”之藏书特色。

其二，以《澹庵书目》基点，探寻忻氏藏书之来源以及其中宋元珍本及名贵抄本的去向。

第三，前揭已知忻氏藏书主要归于天津图书馆及傅增湘，可将《澹庵书目》与天津图书馆今藏古籍及傅增湘藏书比勘，一探忻氏究竟有多少藏书流入二处。

本节所关注的问题意识集中于第一点，同时以举例的形式随文就二、三点进行说明。

忻宝华藏书有一个时代背景，即学风之丕变。

蒋学坚《澹庵书目序》称“自新法盛行以来，各处学堂林立，而师生授受，惟坊间所刊时务书数种，此外皆束诸高阁，绝不一观。

”[2]蒋序这一描述虽带有情绪色彩，却呈现出了当时笃守旧学的儒门
中人对世风的感慨。

忻宝华在这样的背景下秉持人贱之我贵之的态度，注意搜访故书，尤其以昭代邑人文献最为重视，“于乡先辈撰述搜访尤勤，多得精抄密校本”。

[1]今《澹庵书目》卷四集部著录李维钧编《梅里诗人遗集》不分卷、许灿《梅里
诗辑》二十八卷、沈爱莲《续梅里诗辑》十二卷等，皆能看出忻宝华藏书的倾向。

蒋学坚也注意到了忻宝华藏书重昭代重乡邦的特点，便在序文中特意点出：“一旦黜邪崇正，于吴越文物之邦，访求故家典籍，微舍人，其谁与归？”[2]蒋序
下面不妨以忻宝华颇为敬重的乡贤朱彝尊为例，来看看忻氏收藏朱彝尊著述在“访求故家典籍”中的重要性。

通览《澹庵书目》，忻宝华收藏朱彝尊著述颇多，如《曝书亭集》《曝书亭集笺注》《曝书亭诗注》等通行本无不全备，而尤以稀见稿抄本为重要。

莫棠在自著《铜井文房题跋》中跋《曝书亭集外稿》曰：“近忻宝华虞卿藏书目有《南车草》一卷，坿《薇堂和章》一卷，题‘朱彝尊撰，蔗余道者金堡序，蒋楷刊并跋’，又旧抄未刻本《曝书亭笺启存稿》一卷，李承模跋。

”[9]莫氏之所以特意点出忻宝华收藏
此数种书，是因为诸本朱彝尊小集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秘本。

莫氏所言三书著录在《澹庵书目补遗》之中，[2]卷五时至今日，旧抄未刻本《曝书亭笺启存稿》已无
处寻觅，而《南车草》一卷附《薇堂和章》，可坐实馆藏地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第2册已经影印。

[16]又如《澹庵书目》卷五《澹庵书目补遗》“目录类”有“钞本曝书亭书目不分卷，不著编者名氏，一册”一条，[2]补遗此本今藏天津图书馆，是朱彝尊藏书目录的传世孤本，对研
究朱彝尊的藏书传承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钞本《曝书亭书目》之藏于天津图书馆，正可见此抄本即琉璃厂书商李宝泉售于天津图书馆忻氏藏书的一种。

此外如经部著录朱彝尊抄本《逸经》一卷，集部著录醉经楼马氏藏本《曝书亭集》八十卷《附录》一卷、朱彝尊批校明刊《玉台新咏》等，皆是朱彝尊研究中必不可少又仅此独有的资料。

方今《朱彝尊全集》的整理已经纳入了《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
规划》，由沈松勤、王利民、陶然等学者点校，拟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澹庵书目》可以称得上是《朱彝尊全集》整理过程中据目访书的重要资料。

朱彝尊之外，《澹庵书目》中又列邑人冯登府之稀见本颇多，如抄本《石经阁文续集》七卷、抄本史诠编《拜竹诗堪集外稿》五卷等，[2]卷四皆是冯登府诗文孤本。

前揭上海图书馆藏题名忻宝华所编纂的《石经阁集外文》二卷及《拜竹诗盫集外诗》，很显然是据家藏二抄本纂录的。

此外江南经学家之著述稿本收藏亦夥，如王昶钞本《杂钞》不分卷等，皆是仅见于此的孤本。

在宗法社会中，文士对邑贤以及地方文献皆保有发自内心的敬意，由上举忻氏藏书多有朱彝尊珍本便可见一斑。

忻宝华修葺朱彝尊竹垞以及为冯登府辑录集外诗词佚文，也是对乡贤致敬的一种形式。

此外，忻宝华之撰藏书目录，一个内在的动因即是接续梅里前贤的传统：“即以吾禾论，宋有许棐之《梅屋书目》；明有许彭述之《好古堂书目》、许士奇之《刑部书目》、沈启原之《存石草堂书目》；国朝则有沈嗣选之《法宋楼书目》、曹溶之《静惕堂书目》、朱彝尊之《曝书亭著录》、金樟之《文瑞楼书目》、陆陇其之《三鱼堂书目》、吴文晖之《灯庵藏书跋尾》、马玉堂之《读书敏求续记》、庄仲方之《映雪楼藏书目》、胡惠孚之《小重山馆书目》、朱壬林之《小万卷楼书目》、盛时霖之《闻湖盛氏撰述书目》。

”[2]自序
在这样一个前贤所建构的藏书撰录范式的影响下，忻宝华有意在清末加以接续，是颇值得理解且尊重的。

忻氏在《自序》末且谓：“留此一目，俾后之修郡邑志者，知吾粗能好古，与许棐以下诸目。

并著于篇，岂非深幸也夫。

”[2]自序忻氏在序
文中将藏书散去的伤痛深埋心底，言语之间唯惓惓于接续梅里的文脉，倘傅增湘当年曾见此目录，当会发出别一种感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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