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天涯沦落人,别样心境别样情

同是天涯沦落人,别样心境别样情
作者：王志祥
来源：《语文天地·初中版》2011年第08期
记得我教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和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在引导学生体会作者心境时，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语文課本中所涉及到的几位具有类似经历的古代文学家，他们都满腹经纶，才思敏捷、谋略过人，有治国安邦之志，经天纬地之才。

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最终都落得或被贬或流放的命运。

他们怀才不遇，有志难伸，个中的愁闷与伤感、失落乃至绝望自不待言，但是，因为每个人所受思想影响与所处社会环境不同以及性格差异，所以心境也就各不相同，现试析如下：
一、有志不获骋，终晓不能静
《归园田居》写的是田园劳作之乐，诗人远离尘俗的喧嚣与公务的烦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何等的悠闲、轻松、惬意、舒畅。

《桃花源记》为我们描绘的则是最理想的农村生活图景——没有战争、没有剥削和压迫，民风淳朴，男女老幼均自得其乐，一处令人无比向往的世外桃源。

但作者又说：“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作者的“愿”是什么?桃花源中人为何“不足为外人道”呢?渔人为何“不复得路”?刘子骥“欣然前往”为何“未果，寻病终”，及至“后遂无问津者”?探讨这些问题必须要了解一下陶渊明的身世和经历：少年时代的陶渊明由于家庭和儒家的影响，对统治阶级抱有极大幻想，有“大济苍生”的志向，但由于家世出身和所处的时代，他不仅济世的抱负无法施展，而且必须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

陶渊明早年便有爱慕自然，企羡隐逸的思想，所以一直仕隐无常。

然而在任彭泽令期间的一次经历，却使他坚决地走上了归隐的道路。

那一次郡督邮来县，下属告诉他应束带接见，他叹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随即解职而归。

由此看来，作者的“愿”其实有它特殊的内涵——要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不想在那污浊的现实世界中失去自我，即使做一个农夫也比在官场“为五斗米折腰”强。

二、一腔心事付幽胜，多少凄楚烟水中
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因拥护王叔文的改革，被贬为永州司马。

作为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革新家，空有一腔报国之志却报国无门，被贬至永州，还要时刻担心受更严重的迫害，是何等的失意，“居是州，恒惴栗”，其心情之抑郁苦闷、孤寂郁愤不难想象。

柳宗元在第一脚踏上永州土地时，除了遭贬谪的清寂苦闷、抑郁忧伤之外，该会有深深的醉意，为造物主的安排，为远离长安之后竟然跨进这样一个醉人之处。

诚如他在《小石城山记》中所言：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

于是“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搜奇探胜，寄情山水，藉以开拓胸襟，排解愤懑，以期得到精神的慰藉，忘却曾经的失意，从贬谪的苦闷中走出。

“水犹清洌”的小石潭、“不与培填为类”的西山……都留下了柳宗元的足迹，他甚至认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

永州的山水也曾让柳宗元暂时忘却了失意的苦恼，听到小石潭如鸣佩环的声音“心乐之”、看到鱼儿“椒尔远逝”感觉“似与游人相乐”，想到西山“特立，不与培填为类”“引觞满酌，颓然就醉”。

然而“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被贬之后的失意与无奈仍然在他的心头萦绕，挥之不去。

坐在小石潭边，他感到“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西山之行前每次游历均是“披草而坐”“倾壶而醉”，一腔心事付幽胜，多少凄楚烟水中，不正是作者心境的体现吗?
三、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苏轼不愧为“豪放派”诗人，旷达乐观，在“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的几死遭贬中，高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我欲乘风归去”道出苏轼消极遁世的思想，“但少闲人如我二人者也”，一声慨叹，一腔幽忿，抑或是一种顿悟之后的释然，个中滋味恐怕只有苏轼自己知道了。

然而，苏轼就是苏轼，“一个不可救药的文人”，在经历了失意的苦闷之后彻悟了人生。

当代散文家余秋雨说：“苏轼成就了黄州，黄州成就了苏轼”，黄州是苏轼最重要的人生驿站。

被贬的苦难如重锤敲击着他的心灵，更像雕塑家塑造了他的精神世界!在人生的低谷他完成了自己豁达乐观人生观的塑造，达到了自己创作的巅峰!面对赤壁的滔滔江水，他豪迈奔放地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面对青春的一去不复返，他积极乐观地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面对自然界的风吹雨打，他从容洒脱地说“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不管雨骤风狂、荣辱得失，苏轼依然我行我素、从容淡定，不畏坎坷、笑傲人生。

四、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应该说，范仲淹是失意文人中最达观的一位。

在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范仲淹虽然也一直在“江湖”与“庙堂”间沉浮，但他却始终致力于保疆卫国，整饬吏治，为民办事，高居庙堂则忧其民，远处江湖则忧其君，心怀苍生，心忧天下。

滕子京谪守巴陵却依然励精图治，把巴陵郡治理得“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这才有了重修岳阳楼之举。

然而，迁客与骚人的心境怎堪同日而语：仕途失意、遭遇坎坷者难免触景伤怀，感极而悲；官运亨通、一帆风顺者自然春风得意，其喜洋洋。

只有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始终固守着民本思想，没有因为政治的阴暗与污浊而颓废萎靡，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激励自己和处在政治低谷的朋友，真正做到了“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先忧后乐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所崇仰的思想境界和德行准则，难怪朱熹称范仲淹为“有史以来天地问第一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