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历史观念

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观
——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讨论中心。

(复旦大学历史系)
摘要: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历史写作中坚持历史现实主义，这是坚持唯物主义的逻辑结果。

他们在进步、发展、历时变化的观念指导下，在社会系统和整体结构中理解研究对象来描述历史，他们认为进步、发展、变化等事实上是被描述的客观历史的本质属性。

由于缺乏对历史概念和认识的系统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最终将自己定位为历史发现者而非建设者，以至于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研究起到了望远镜、显微镜或测深锤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历史实践仍然具有历史的现实意义。

德国思想家梅尼切曾在《德国大屠杀》中认为，19世纪后期，欧洲社会政治生活中盛行两种思潮:一种是社会主义；第二，民族主义。

当社会主义预言的革命没有到来的时候，民族主义一马当先，在一些强国成长为帝国主义。

[1]极度膨胀的民族主义带着极度的自信和狂妄，将欧洲领入了大战之中。

当斯宾格勒
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思潮的支撑理论之一，其发展无疑也与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密切相关。

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各种政治思潮的激烈交锋和西方社会生活的动荡，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加复杂。

马克思主义从不回避政治立场，但正是通过对社会历史及其组成部分的重新阐释，它表达了对当前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和对现实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有政治热情，但19世纪以来的历史表面上还是表现出追求客观历史的样子。

为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何调和政治与学术看似矛盾的要求，使其既能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又能同时获得相应的学术地位？这可以成为我们理解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切入点。

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他们的历史观和史学观是其政治立场和学术态度的最好表达。

过去，我们通常认为历史这个概念有双重含义。

一方面，它代表了作为研究对象的过去，尤其是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客观实在性的过去；另一方面代表了研究这个对象的实践活动，也就是俗称的历史。

这种双重含义的区别似乎很明显。

然而，当代西方认识论对“历史”概念的研究认为，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并不独立于研究的实践，相反，它随着人们历史观的转变而变化。

换句话说，历史观对历史观的
制约，永远只在史家的反思中显露出来。

如果是这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主题上，我们可以用“历史观念”来概括动荡的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一特定群体，我们可以在他们各自的特殊表现中寻求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界限。

一个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观首先体现在他们对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和别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批判上。

很多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会用“经济决定论”这个词来简单概括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历史价值，而无论这个帽子戴得是否恰当，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要在社会经济领域通过历史分析来回答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同时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是不争的事实。

二战后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显然不会认同“经济决定论”这种武断的判断。

如果说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一直坚持这种观点，则，在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看来，那不过是一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

霍布斯鲍姆还指出，与这种“经济决定论”并存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还涉及以下内容，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利益与阶级斗争、历史规律与历史必然性、从马克思感兴趣的问题中寻找研究课题等。

[2]；并且，庸俗马克思主义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年，都在多数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扩大其影响，不过，在霍布斯鲍姆眼中，这个趋势是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主要产物，却与马克思的思想并无特殊联系。

[3]
我们很难想象马克思自己的思想能以*种保持原貌的方式传承下去。

如果说对*种思想的接受本身与接受者的时代要求密切相关，则当霍布斯鲍姆判断所谓“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并非源于马克思的思想时，他仍然没有脱离19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历史观。

按照这种想法，前人的思想已经保留了从原作流传到原作的可能性，但在霍布斯鲍姆看来，要达到这一点，接受者必须具有非凡的领悟和解释能力，当然霍布斯鲍姆认为他具有这种能力。

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对历史编纂的巨大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具有不同“层级”以及不同层级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模式。

霍布斯鲍姆对这一模式的认可有着深刻的见解和错误的假设，而这样的错误正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条件下发展的契机。

因此，后人在接受马克思自己的思想时所阐述的不变与变的灵活策略在霍布斯鲍姆的《概述》中得到了体现。

这是历史学家在历史解释中追求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一种努力，也是将决定论与历史学家的自由意志相融合的一种努力。

不变性和不变性如何体现在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这是二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首先要解释的问题。

只有妥善处理好这一辩证主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才能既保住“马克思主义”的名号，又不至于被认定为落伍于时代。

霍布斯
鲍姆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坚持社会结构的实际存在及其历史性，即强调社会变革的内在力量。

”[4]在此，社会结构的实际存在乃历史之不变，而社会结构的历史性乃历史之变。

这种巧妙的对应关系使得后者因为“内在”动力而获得了独立于认识者的变化。

当社会结构的不变与变均非出自解释者，并且与解释者无关时，马克思的思想就被在霍布斯鲍姆眼中显露出一种客观性，从而具有了超越时间的永恒价值。

毫无疑问，霍布斯鲍姆认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一直坚持社会结构的历史性。

正因如此，他把这种洞见赋予了马克思，把马克思的思想视为真正的存在，而他自己只是历史真理的发现者和继承者。

爱德华·汤普森是另一位发现者。

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他把阶级视为一种历史现象。

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真正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它是基于一种不断变化的历史关系。

[5]。

阶级的变与不变自然而然地呈现在了读者眼前，汤普森以导游的身份领我们进入一个客观的历史之林，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要求我们关注的不是那个已成的结构（现成的阶级），而是那个结构永不停息的构造过程（阶级的形成）。

尽管人们认为20世纪下半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如霍布斯鲍姆、汤普森、元音等。

，从文化观念、阶级意识、集体心理等方面赋予其研究对象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这些过程如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静态结构一样，仍然独立于认识者而实际存在。

所以，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相对于所要研究的对象来说，首先是发现者，当然也会是解释者，但这种解释的目的是让已经发现的东西更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样，研究对象马克思与上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间就存在着复杂的历史关系。

我们用相应的个体来简化要做的推论。

以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例，分析工人阶级、马克思和汤普森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建设性关系。

对于汤普森来说，如果把他所描述的工人阶级的动态生成过程看作是一个发现，并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证明它是在社会和文化中逐渐形成的，则汤普森的历史实践并不能影响这种动态生成过程的本质；如果所有的历史研究对象都具有这种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共同性，同时又可以用一种动态的生成过程或现象来解释，则我们就要问，这种知识是汤普森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具有的，还是应该归功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发展？事实上，按照现实的历史观，马克思和汤普森只能是阶级在动态形成过程中的发现者。

汤普森在写作中总是这样揭示他的研究对象。

基于这样的理解，则，就意味着从马克思到汤普森，马克思主义没有发展，只是重新发现了动态的生成过程，汤普森重新发现了马克思。

[6]。

并且，当汤普森将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当作研究的对象时，这些研究对象也应当被证明为社
会和文化的历史性产物，拥有一个动态生成过程，汤普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理应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相应的位置。

这样的话，汤普森自己对工人阶级形成之历史性的认识若是要归属于马克思本人，则，当人们按照这样的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研究对象时，它本应具有的动态生成过程就将变成静止的；若是这种认识归属于汤普森本人，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历史性发展的产物，它就不可能被看成是对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加以简单推衍的结果，它的产生必定离不开汤普森及其社会和文化环境。

按照这样的逻辑，只要汤普森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其形成是一个过程，是一种现象，历史对象就不可能是被发现的，而只能是汤普森在其时代情境中的构造。

换句话说，英国工人阶级的动态生成过程在汤普森描述它之前，未必是实际存在的本然之物。

不错，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不过它不是一种无须证明的、作为客观的并且独立于研究者的意志的历史的现象，而是一种历史（学）的现象；它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赋予的；它不是可以客观描述的对象，而是历史解释的产物；它不是马克思本人思想的结晶，而是动态形成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

只可惜，“发现”通常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面对历史事实使用得最多的一个词。

显然，在汤普森、霍布斯鲍姆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身上，我们很容易找到现实主义的历史观，这与这些思想家的独创性构成了冲突。

如果把这种冲突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社会实践语境中理解，则相应提出的问题将是:在坚持马克思思想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史学家的创造力量能否得到体现？也许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会回答，他们继承了马克思的传统，即他们的研究永远围绕资本主义批判这个大问题；由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当前变化了的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这就好比毕达哥拉斯定理，在古典时期被发现后，仍然有它的价值。

因此，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创造力，就体现在不断磨练马克思主义以彰显其真理的过程中。

只有这样，才是与“发现”二字相符的对历史学家主体性的恰当解释。

二
英国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曾提出一种关于历史认知的逻辑问答方式，即我们要想知道一种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就要尽力了解这种思想产生时所面临的问题，知道它在当时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回答了什么问题。

一旦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那个想法就被理解为一个答案。

如果按照问答的逻辑来理解，激发思考者独特性的因素，或者说使他产生问题意识的因素，就是对思考者现状的刺激。

如果说这种独特性是在给历史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解释，则解释历史就是构成历史。

[7]。

这是一种可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实在论构成挑战的理论。

我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许多论述中，看到他们对历史的新理解，则，这种新理解之所以呈现出来，到底是因为史学家们对历史的认识有了进展，发现了过去未曾发现的历史的本质属性？还是现实中的新问题刺激了认识者，使他们抛弃以往的认识，而产
生了有关历史的新认识，同时构成了新的历史？对前者的肯定回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选择的答案，而对后者的肯定回答则是唯心主义史学家要表明的立场。

我们在此将集中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

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在研究目的上仍然保持着历史的连续性，即在整体上仍然与资本主义批判紧密相连；因此，在研究主题上，革命、阶级、劳动、社会结构等。

仍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特别关注的问题；在研究方法上，他们从整体的角度来判断和理解研究对象，强调事物的生成只有在整体的情境中才能被理解。

主题和方法的结合显示了“自下而上”或“自下而上”的远景。

从整体视角关注下层阶级，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呈现出背景与前景相得益彰的总体效果。

1945年后，考虑到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社会造成的心理冲击、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权在西方世界逐渐普及、弱势群体寻求社会保障并得到越来越多的法律保护、社会整体发展兼顾各阶层利益协调并初步努力弥合贫富差距等因素，，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社会发生了许多变化。

当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文本中表现出对下层人民的极大关注，并通过历史写作的实践为人民请命时，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过去一度被认为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已经大为缓和，这多少包含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努力。

自下而上看历史，也可以看做是史家顺应时代的政治诉求。

阅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提供的历史文本，不时可以看到作者对底层人民权利的诉求。

如果这表明了一种政治立场，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历史学家比以前更注重遵循历史的规范，以避免1945年以前就存在的历史政治化所造成的后果。

他们用传统的史学方法搜集整理材料，批判性地对待文学，这一点无需赘述。

霍布斯鲍姆、汤普森、索布尔或元音的任何作品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20世纪，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或曾经是共产主义者。

作为有自己意识形态立场的历史学家，他们取得了许多成就，这些成就也是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羡慕的。

至少，这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高超史学技巧的体现。

历史研究作为一种自觉的实践活动，应该发挥其社会作用。

同时，历史研究要符合历史研究的传统，要避免无中生有。

所以要针对特殊具体的对象，通过仔细分析得出结论。

但是，从特殊对象的分析中推导出普遍的教训，似乎不合逻辑。

这种逻辑矛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身上表现出来，通常表现为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紧张关系。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实践中成功地满足了这些要求，一些杰出的史学家不仅调和了矛盾，而且阐述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观。

我们注意到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有这样一段自白。

他向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道歉，因为他在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时没有提到他们。

汤普森
说，“阶级是在经济和文化两方面形成的，所以我很小心不去概括英国的经验。

”[8][9]这种非“结构”、非“范畴”的“东西”实则是一种“认同意识”，它与文化相关。

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在解释社会发展的历程时，在经济因素之外，进一步证明文化因素、历史因素的重要作用，以及它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能够构成互动，这对于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进而反对非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定义为“经济决定论”，将有着颠覆性的功效。

汤普森遵循现代历史的规范，这表现在他用他的家族史技巧对一个特定的对象进行研究。

这种研究之所以可能获得普遍价值，是因为读者可能从汤普森思想的逻辑延伸中受益。

方式是:既然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则其他研究对象是否也可以看作汤普森意义上的历史现象，然后根据他提供的“历史现象学”来理解？汤普森本人随后在《共同习惯》的各种主题中贯彻了这一思想，以证明其在其他学科中的可行性。

这些主题以习惯为中心，涉及道德经济学、时间、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形成。

[10]。

汤普森在对这些题材进行研究时，也在批判现代社会的种种荒谬，例如：时间就是金钱、工业社会的计划性、以经济增长为纲而无视人的自由；这些借助于历史题材的阐释，非常容易地架构出历史与现实对接的桥梁，因为我们所处的现实和历史题材有着共同的问题。

当汤普森强调历史中文化的发育及社会意识的成长时，读者很难不反思当前社会发展是否存在作者所批判的种种弊端。

汤普森论证了工人阶级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是人际关系的组成部分，其中除了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和历史关系也很重要。

汤普森曾表示“历史关系是一条溪流。

如果你试图让它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停止，并分析它的结构，它根本无法被分析……关系应该总是反映在真实的人身上，并有一个真实的背景”[11]显然，在汤普森的历史想象中，历史要呈现的是一幅流动的图景，其中各种关系纵横交错，而这幅图景的真实性源自于承载着流动性的真人真背景。

至于那真人真背景是否为真，那是证明的结果，在此姑且不论；重要的是，在汤普森那里，在这样一种已获得证明的真人真背景的基础之上，流动性成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然而，这种流动性难道不是历史知识的产物吗？黑格尔曾说:“谁用合理的眼光看世界，谁就会表现出合理的样子。

”[12]当汤普森说静止的历史关系不可分析时，我们倒是可以根据黑格尔的那种看法，认为汤普森在对工人阶级这个具体的对象进行认识之前就具有了看待另一种世界的眼光，这令他在历史学实践中面对了一种与前人不同的工人阶级，进而以他的理解将一个动态生成的阶级呈现在我们面前，即这个工人阶级是汤普森构成的工人阶级。

在黑格尔的认识基础之上，我们还可以结合柯林武德对于思想连续性所作的说明，他认为：“我们的思想一直在推进，它不是猛地从点到点的推进，而是连续性的。

”[13]有了这样一种连续性的思想，我们才可能将世界理解成动态的，才不会出现阿基里斯和乌龟的悖论，才不会在我们的世界里出现一个特定的静止下来的时刻，更不会有这个时刻
下的静止的历史关系，使得汤普森感觉不可分析。

依此而论，汤普森正是具有类似于柯林武德所说的这种连续性的思想，才有可能、有能力表达出那种作为动态生成过程的历史。

将历史视为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不仅是汤普森的远见，也是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共有的智慧。

历史一旦被解释为动态生成的过程，也就意味着历史观念中有进步发展观，也就意味着变化。

在这里，我们不列举太多来自不同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来表明这样的认识。

毕竟，融入历史概念的进步发展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

但也正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历史实在论，在汤普森眼中类似于历史的一切连续性和动态生成过程，才会被视为这一过程的本质属性，从而保证历史的客观性。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再次接受发现者的称号，他们在历史中发现了历史的这一本质属性。

现在，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历史概念的一些常见认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历史实在论，这是他们坚持唯物主义的逻辑延伸；此外，进步观、发展观、历时性变化、对研究对象在社会系统和整体结构中的认识等。

都可以纳入它的历史概念。

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他们的历史概念中用这些内容来描述历史，进而认为进步、发展、变化等事实上是被描述的客观历史的本质属性。

20世纪关于历史现实主义的批评数不胜数。

的确，在现实的历史实践中，我们会看到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历史。

则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坚持的历史客观性的意义何在？或许，这种情况可以用康德对先验原则的解释来解释。

康德说，“先验原则是通过普遍条件先验表达的原则。

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事物才能普遍成为我们的认知对象。

”[14]按照康德的意思，像汤普森描述的工人阶级的动态生成过程便是在一种超验原理下进行认识的结果，而这一超验原理乃是历史是客观的。

如果我们象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那样认定史学家的认识不过是对客观历史的本质属性的反映，则，我们就可以判断，他们追求的历史认识结果乃是一种不含认识主体的结果，并且，他们总是以分离认识主体和客体的方式来确保历史的客观性。

纵然康德认为我们绝不可能在经验范围内证明一种超验原理的存在，但假定超验原理的存在仍有其意义，因为它是我们的认识不可或缺的前提。

历史的客观性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言便是如此。

如果关于历史的超验原理假定了历史的无限性，则，历史学家认知的有限性自然难以完整地表达无限的历史。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历史认识的问题，在*种意义上遵循的就是这样一种认识逻辑。

我们熟悉的绝对真理和客观历史总是作为一种超验原理被设定下来，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历史学家们开始了自己认知世界的征程。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