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与山西城镇的发展变迁

晋商与山西城镇的发展变迁
摘要：城市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像，而市又是与城的发展密切联系的，商人作
为市的主体，对城镇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明清时期是晋商活动的高峰期，
晋商由南到北的商业活动，沟通了山西南北的经济往来，推动了山西商品经济的
发展，并带动了沿线一系列功能各异的新型城镇的产生和发展，这些新型城镇包
括交通型城镇,手工业、矿业型城镇,金融服务业型城镇,行政消费型城镇等，结合
当地的地理、物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雏形，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前期
山西社会及经济结构。

关键词：晋商；山西城镇；区域经济
山西地处屏障北京、连接俄蒙、沟通陕甘的重要地理位置,军事供应及边境贸易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山西承担的重任。

明代蒙长城沿线的大量驻军所形成的庞大消费市场，加上明中期的“开中制”、“折色制”是促使山西商人兴起的最重要因素，为晋商在清代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
基础。

晋商进行的商业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山西南北经济的交往，带动了山西境内城镇的发展。

一、交通型城镇的崛起
《清世祖实录有载，早在顺治元年，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就进言：“……山东乃粮运
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

”作为“商贾之途”，省内许多重镇雄县皆居交通要道。

【1】
位于右玉县城西北35公里的杀虎口坐落在长城脚下两省区(山西、内蒙古)三县(右玉、和林格尔、清水河)的交接处，既是中原和漠北的通通要冲，也是游牧民族和汉民族征战的前沿阵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明清政府均在此驻扎重兵，严加管理。

明末清初，随着汉蒙民族关系的
进一步融合中原塞外经济的互补性增强，杀虎口逐渐由军事重镇发展成为边贸中心，特别是
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晋商经东西两口北上西向者日益增多。

每年晋商把数以万计的绸缎、布匹、茶叶、糖烟、瓷器等商品经杀虎口或运往新疆、兰州，或运往库伦、恰克图，甚至深
入俄国腹地。

返程时又将哈喇、呢子、毛毯、钟表、金砂、皮毛等运回内地。

随着商业贸易
的发展，杀虎口盛极一时，“商贾农工，趋附贸易，内地民人难以数计”，“汉夷贸易，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2】最盛时住户多达5000余户，人口突破5万，商贾云集，集市繁荣，店铺林立。

二、手工业、矿业弄城镇的兴起
位于晋南的运城是因晋商中的盐商而崛起的典型的矿业型城镇。

运城盐池东西全长30余公里，南北约5公里，盐池总面积约为130平方公里。

从明代开始，随着盐商的活跃和盐业活
动的增加，运城盐务愈加繁荣，其他商业亦随此兴盛。

《中国实业志•山西省》载“前雍正年间，运盐征收岸税后，居民依盐务为生者，如畦丁、池脚、散车、缝袋、摇盐及办公员役，
几于两万余人，而外县来此经商者，亦无不获利”，城内“群商所处，诸路所通，百物所聚，
商旅辐辏，卖贩云集”。

城镇建设也随即展开，“明天顺二年，运使马显，将城改作西门，正
德六年，御史胡正，奏请增高城墙，嘉靖三年，加石于城东，四年其西，十三年其北，十五
年其南，从此以后，运城便成晋南之商务重镇”。

由于运城的兴起，使得附近的古城解州等县日渐衰落。

“清朝因运城盐客丛集，市民繁居，本邑渐形零落，仅成为县政中心，商肆居民不见增益，游观者或诮为荒堡”【3】，虽言辞有夸大之处，但运城因盐业而兴却是明清以来不
争的事实。

长治的荫城镇是北方铁货的集散中心，晋商多此购买铁货后运往边境出售。

荫城铁货分为
生铁、铁两大类，有上百个品种，镇内的铁货行、店有300多家。

全国的客商云集荫城，清
末时长住荫城的商有关东客(东北三省)、京客(北京、天津)、上府(太原、大同、内蒙古)、西
府客(陕西、甘肃、宁夏)、南客(河南、安徽、河北)、云南客(云南、贵州、四川)，铁货日成
交额3 000多两白银，故有“万里荫，日进斗金”之说。

此外，荫城铁货还远销印度、不丹、
朝鲜等国，交易额年平均达1 000万两白银。

【4】
晋城是晋东南地区的工商业中心，为晋豫交通咽喉，是晋商南下北上的必经之路，地理位
置十分重要。

晋城的手工业十分发达，门类齐全，销路畅旺，尤以钢针、铁货、煤炭、皮金
几项为大宗。

道光年间，小规模手工生产的生铁炉有1 000多座,熟铁炉100多座，铸锅炉
400多座；大阳镇的铁针久负盛名，历久不衰。

同治九年(1870年)，德国人李希霍芬游历山
西后曾言：“在欧洲的进口货尚未侵入之前，有几亿的人是从凤台县(今晋城市)取得铁的供应的。

……大阳(今晋城市大阳镇)的针供应这个大国的每一个家庭，并且运销中亚一带。

”【5】
晋城的南村镇亦是铁货集散中心，所产之铁行销全国，每年交易额达1000多万两。

由此可知，铁业是晋城的主要产业，“往昔晋城工商业之繁盛，全赖铁货之畅销，为一般经济命脉所系，金融业之兴衰，尤与铁货互为消长，铁货业兴盛时，各业随之生色”【6】。

三、金融类城镇的发展
平遥、太谷、祁县原只是山西晋中的普通县城，清代山西票号兴起，这三个县城是山西票
号总号的所在地，因而成为当时著名的金融城市。

平遥县地处晋中盆地中心，京蜀大官道穿县城而过，北达燕京，南及秦陇，是南北交通的
必经之地，素有旱码头之称。

清康熙时形成实力强大的“平遥帮”，了中国汇兑业的新纪元。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平遥县的票号发展到22家，设在全国各商埠、码头和主要城市的分号达400余处，年汇兑白银总额达4亿两。

票号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明清
时期，平遥一直是山西中部最大的商品集散市场，棉花、旱烟从平阳府输入，胡麻油多从晋
西北岢岚州一带运进，生产生活用品或来自京城，或来自南方各省，或来自上党地区。

商品
聚集平遥后，不仅销往本县和周边各县，还有不少商品销往省外，如曲沃旱烟还转销京城、
内外蒙古地区以及罗斯国，故有“拉不完的曲沃，填不满的平遥”之说【7】。

时人曾这样描述
当时平遥的繁盛：“廛肆纵横，街衢皆黑壤，有类京师。

”【8】太谷县在明初尚是“土瘠民贫，俗尚勤俭，慕学力田，淳厚不奢”的地方，明中叶以后太谷人勤于贸易，随着票号业的兴起，太谷逐渐成为与平遥并列的大商帮，其势力之大，“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关越川楚,俨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票号业“每家资本多在百万以上”。

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在所著
的《宋氏三姐妹》一书中，称太谷为“中国传为统的金融中心”、“中国的华尔街”，因此，故
人也誉之为“金太谷”。

太谷不仅金融业发达，商业也异常繁盛，城内东街，铺面林立，商行
有器材行、绸缎庄、布匹庄、典当行、颜料庄、茶庄、雕漆庄、客栈，“商贾辐辏，甲于晋阳”，“城为方形，每面可三里，门为四，鼓楼位于城之中央，分东西南北四街，房屋栉比，
街市井然”【9】。

祁县金融业之发达及商业之繁盛亦不逊于平遥和太谷。

介休也是金融业发
达的城市，介休县人多“挟资走四方，山陬海皆有邑人，固繁庶之地也”【10】。

四、行政消费型城镇的发展
太原是山西的行政中心。

明朝初年，明政府为抵御蒙古势力南侵，延长城一线设置“九边镇”，太原因临边境首当其冲，常驻重兵。

边防重镇的设立、军队的驻扎和封建官僚机构的设置，使太原迅速成为人口聚集之地。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太原城四关之内共有3万人，清
末已发展到5万人。

人口的增多带来旺盛的消费需求，“省城居民，商贾匠作外，多官役兵丁以及外方杂处侨寓，类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家家籴米，日日买粮”。

手工业亦迅速发展，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有采煤、冶铁、印刷、酿酒等，各种服务性店铺林立，商业异常繁荣。

金
融业也颇为发达，虽然山西票号的总号均设在祁县、太谷、平遥三地，太原城仅有其分号，
但由于太谷、祁县隶属太原府，仅光绪年间，太原市共有票号大德通、日升昌、义成谦等分
号七八家。

大同原是一个风沙遍地、人烟稀落的边镇，“地滨穷荒，土脉沙瘠，而风气寒冰异常，穑事
岁仅一熟，稍遇旱荒，即一熟不可得，自谷荳稷黍之外，百物不产”【11】的城市。

“往岁虏
马充斥，四时戒严，费晌劳师极矣”。

【12】明初，汉蒙关系虽一度紧张，但自然地理形成的社会分工，使商品交易无法中断。

蒙古人民不能长期忍受“鬓无釜”的艰难生活，蒙古以自己
的马匹、皮毛换取内地的铁锅、粮食，茶叶和布匹，以满足蒙古族的生活需要。

由于明代在
华北诸省的北部、长城一带众多的驻军，为满足这一带的军需、补充军马来源，明政府为也
不得不于边境上开市同蒙古进行贸易。

全国各地的物资以这一地带为目的地被不断输入，明
代仅大同镇就岁支粮食77000余石、盐引113000引、白银959000余两【13】，如此巨大的
消费量，必然会带动沿线城镇商贸的发展。

晋商或往边镇贩运粮草、铁器、茶叶以换盐引，或于边地雇人垦荒种地，把收获的粮食就
地纳仓以换盐引。

同时作为茶马互市的中心，边境贸易也颇为繁盛，大同地区出现了规模较
大的粮食市场以及棉布、棉花市场，各种皮毛制品及手工业产品云集茶马市场。

皮货业、榨
油业、熬胶业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业也十分发达，富商大贾多汇聚于此，商业因之繁荣，
“……大同地方，军民杂处，商贾辐辏，比之他处有同……”，“虽涉荒徼，商旅辐辏，以浮靡相
炫耀”【14】，“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

到明朝中后期，大同已发展成为一个繁
华的商业城市。

《明实录》弘治十四年八月载:“……大同十一州、县军民，铁器耕具，皆仰商
人从潞州贩至……”。

又如宣府，原是荒僻之地，互市得到发展后，“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15】而大同城作为明蒙主要的贸易集散地，商
业规模应比宣府过之而无不及。

《明实录》景泰四年十二月有这样的记载:“……山西、河南、
正定、保定、临清等处军民客商往大同宣府输纳粮草军装及贩马、牛、布、绢、香、茶、器皿、果品……”。

《明实录》弘治十四年八月也载:“……大同十一州、县军民，铁器耕具，皆仰
商人从潞州贩至……”。

大同等地作为内地通往蒙古与俄国的商品贸易集散地,形成以“茶马互市”为特点的贸易市场，代表了明清以来山西北部经济发展的规模与特点。

五、结语
明清之际晋商的兴起，推动了山西南北方向贸易持续快速的发展，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山
西民间商运的一个重大的变革，大规模的贩运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交通运输对区域间经济
交流的桎梏，商品交流逐渐频繁，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进而驿路沿线出现一系列功能各异的
新型城镇。

以新型城镇为中，结合当地的物产、地理特点等，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雏形，如以盐业经济为主的运城；以金融为主的平遥、太谷；以荼马互市为主的大同。

在这些
城镇中有的区域空间辐射是全国性的，有的是地区性的这显示出山西的商业经济已经发展到
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不过这一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还相对薄弱，区域地区内部的联系扔然
相当分散，经济结构也单一，虽有几个经济中心的存在，但不存在一个等级结构的分异，无
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城镇体系。

参考文献：
【1】张正明.晋商兴衰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61—283.
【2】黄鉴辉.杀虎口关的消长更替[J].文史研究,1992.
【3】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邑县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13.
【4】刘建生,刘鹏生.山西近代经济史:1840-1949[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45.
【5】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M].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卷):178.
【6】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M].上海:华丰印刷刻字所,1937:165.
【7】平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平遥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361.
【8】张正明.晋商兴衰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3.
【9】(乾隆)管粤秀.太谷县志•序[M].台湾:成文出版社,1976.
【10】介休市志编纂委员会.介休市志[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6:302-284.
【11】明经世文编[M].卷452:梅国祯:再请罢栖视硫.
【12】王士琦.三云筹姐考•险隘考[M].卷3.
【13】引自张连文:论明清之际大同地区卫所职能的转变[J].山西大学,2008,6.
【14】(崇祯)李维祯.山西通志[M].卷6.
【15】(万历)宣府镇志[M].卷20.
作者简介：
刘永军（1985-），男，山西吕梁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历史学2008级硕
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