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社会资本、群体断裂带与企业研发效率——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实证分析

董事会社会资本、群体断裂带与企业研发效率——基于随机
前沿模型的实证分析
李小青;吕靓欣
【摘要】在中国关系文化背景下,社会资本成为影响民营企业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同时群体断裂带作为分析和考察群体异质性的有效测度手段,近年来引起了战略管理和公司治理领域学者的关注.本文以我国创业板民营高科技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董事会社会资本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以及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董事会政治关联对企业研发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弱化了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当董事会连锁程度较低时,董事会社会网络对研发效率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当连锁程度较高时,则会阻碍企业研发效率的提升;在低连锁组,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对董事会社会网络与研发效率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期刊名称】《研究与发展管理》
【年(卷),期】2017(029)004
【总页数】11页(P148-158)
【关键词】董事会社会资本;群体断裂带;研发效率;随机前沿分析
【作者】李小青;吕靓欣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秦皇岛066004;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秦皇岛06600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270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愈发依赖于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研究与开发作为技术创新的核心和灵魂，是提升企业创新
水平的原动力，R&D投入已经成为衡量企业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2015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公报》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研发投入总额为14169.9亿元，比2014年增长了约9%.虽然R&D经费投入在逐年增加，但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效却并不明显，表明R&D投入的高速增长并未显著提升研发创新水平，企业研发效率偏低.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董事会作为公司与外部环境之间沟通的枢纽和媒介，有利于获取关键信息和有价值的资源，缓解外部环境对组织的约束和不确定性.近年来，董
事会资本与研发决策之间的关系开始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Dalziel等率先将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联系起来，研究了董事会人力资本和关系资本对企业R&D支出的影响[1].周建等考察了董事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企业R&D支出的作用，
发现董事会成员职能背景、教育程度、团队异质性、政治资源与企业R&D支出显著正相关[2].Chen等则从高阶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的双重视角，实证检验了董事
会社会资本对CEO研发投资决策的调节作用[3].周建等研究了董事会人力资本和CEO权力对R&D支出的联合影响，发现董事会人力资本深度与R&D投入正相关，董事会人力资本宽度对R&D投入的影响并不显著[4].严子淳和薛有志基于资源依
赖理论与管家理论，探讨了董事会社会资本在企业研发战略中的作用，发现董事会社会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董事会领导权两职合一时这种促进作用更显著[5].严若森和钱晶晶研究表明，董事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企业
R&D投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CEO股权激励强化了董事会人力资本和R&D
投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弱化了董事会社会资本与R&D投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6].
尽管已有文献从不同角度对董事会资本和R&D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取得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通过文献梳理不难发现，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有待拓展之处.①企业研发活动包括从研发投入到科技成果产出再到经济产出的全过程，以
往研究大都把R&D投入(或支出)作为研发决策的代理变量，忽视了对研发活动投
入产出过程转化效率的度量.②已有研究主要基于拥有资源的静态视角，考察董事
会资本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关于如何利用董事会这一独特战略决策资源的研究并不多见.根据动态能力理论的观点，资源利用情况是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7].同时，群体断裂带相关研究表明，当董事会中存在断裂带时，由于社会分类和相似吸引过程的存在，会削弱对董事会战略决策资源的整合，从而对企业创新活动和价值创造产生消极的影响[8- 12].
经过40余年的发展，我国民营企业正处于初创期向成熟期转型的阶段，转型过程伴随着由创始人家族主导向专业化管理团队主导的转变，董事会异质性是这一转型过程的必然结果.然而，随着董事会异质性程度的增加，沟通不畅、决策冲突等一
系列组织断裂问题也随之出现.那么由此引发的问题的是：如何认识异质性董事会资本、群体断裂带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的逻辑关系？鉴于此，本文基于拥有资源和利用资源的双重视角，以2012—2015年我国创业板民营高科技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随机前沿模型(SFA)检验董事会社会资本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考
察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可以为创新驱动
视角下企业研发资源配置和利用提供建设性意见，也可以为民营企业董事会成员选聘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1.1 理论分析
企业研发决策的制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市场前景调研及可行性分析、科研人员、技术和资金支持、可获得的税收优惠、财政补助等政策支持，考验着企业对所拥有资源的识别、获取、调动、配置及利用能力.研发活动中所耗费的资源具
有稀缺性，低效甚至无效的研发投入不仅有悖于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同时还会对传统投资的经济增长贡献产生消极影响[13].根据资源依赖理论，董事会
社会资本作为联系公司与外部环境之间重要“渠道”，便于接近各种资源，帮助CEO进行科学决策[14].和国有企业相比，处于创业阶段的民营高科技企业资源相
对缺乏，更需要与外部环境建立联系以获得资源支持[15].尤其在中国“关系文化”背景下，董事会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稀缺资源，能够为研发决策提供关键信息和有价值的资源，从而对企业研发效率产生影响.借鉴已有研究[2， 5， 16- 17]，本文主要从社会网络和政治关联两个维度对董事会社会资本进行刻画.
然而，董事会成员在类型、职能背景、任期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人们会根据相似性或差异性将群体划分为若干相对同质的子群体.一旦社会类
化过程发生，由于相似吸引的存在，个体将会对其所属的子群体具有更强的认同感，赋予自己所属群体正面评价，同时对其他群体强行施以负面评价，从而致使不同子群体间刻板印象和敌视凸显、冲突加剧.在我国由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型的
改革过程中，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是完善董事会制度建设、提高董事会有效性的一个重要举措.然而，随着独立董事的加入，董事会成员由于法定来源不同，承担职
责不同，使得断裂带内生性的存在于董事会中[18].由于断裂带是董事会内部发生
分裂的前瞻性表现，纵观国内外已有文献，学者们的研究大都认为，群体断裂带的存在会对董事会决策行为和组织后果产生消极影响.因此，本文认为董事会中群体
断裂带的存在，会导致关系摩擦的增加和团队凝聚力的下降，妨碍企业对战略决策资源的整合，进而对董事会社会资本与研发效率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1.2 研究假设
1.2.1 董事会社会资本与研发效率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依赖于其所在的网络联结关系.高科技创业企业由于成立时间短，缺乏合法性与以往成功的
经历，因此难以从外部环境中筹集企业发展所需要资源[19].个体董事通过连锁的
形式在其他企业或行业协会任职，不仅有助于有效把握市场前沿动态、了解新的商业实践和商业环境，而且能够获取有价值的市场信息和稀缺资源，更好地帮助经理层制定研发规划，应对研发活动蕴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此外，企业间的连锁董事
网络具有社会监督的功能，存在广泛董事连锁关系的企业，管理层会受到更有效的监督与控制，降低了其在研发活动中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
研发效率高低是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已有研究表明，董事在社会网络中
的核心位置有助于企业拥有快速获取研发决策相关信息及所需战略性资源的优势[20]，发达的社会网络促进了企业间的知识共享和信息沟通，加速了技术成果扩散，为科研成果获取和市场化奠定了基础[21].陈运森研究发现，个体董事在不同公司
任职有利于获取研发项目管理经验，在准确分析项目前景、评价项目风险、避免研发资源错配方面，能够为CEO提供更多的非冗余信息[22].陈庆江和李启航认为，企业研发资本存量在创新投入侧的“节约效应”和创新产出侧的“外溢效应”，对技术创新效率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23].具体而言，在创新投入侧，如果企业
通过社会网络获得并高效利用外部研发资源，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降低自身研发资源投入水平.在创新产出侧，社会研发资源通常嵌入于企业社会网络中，能够通过网络成员创新活动的“外溢效应”提高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效率.基于以上
论述，提出如下假设.
H1 董事会社会网络对民营科技创业企业研发效率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政治关联是指企业与政府(或政府官员)之间形成的特殊的经济、政治关系[15]，体
现为企业对外部政治环境的战略性管理.在转型经济的特殊背景下，由于市场机制
未能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作为公共资源的提供者，掌握了绝大部分战略性资源的决定权.为了获取政府所控制的各类稀缺创新资源(如研发项目审批、创新基金与补贴、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等)，民营企业有必要建立并维持与政府
部门良好的关系[24].然而，关于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尚未达
成共识.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关联传递关乎企业未来生存发展的有用信息，降低了
信息不对称性，有助于企业缓解融资约束、改善契约实施环境、增加创新产出[15].也有学者认为，政治关联是民营企业向政府进行“寻租”的一种手段，会扭曲社会对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导致企业创新压力和动力不足[25].
已有研究表明，企业研发活动由于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经常面临着严重的融资约束.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可能会收回或者错配资源，致使技术创新效率低下.雷鹏等研究发现，在管理层货币薪酬激励水平同等的条件下，面临强融资约束
的企业研发效率更低[26].郭晓丹等研究表明，政府补贴为企业指明了研发的方向，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显著提升了企业进行创新的效率[27].由于研发活动面临的
风险大、周期长，同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和国有企业相比，民营科技创业企业创新所需资源相对缺乏.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有助于企业获
取外部融资便利、税收优惠及政策支持，缓解研发活动面临的融资约束，而持续的研发投入能够明显改善企业的研发效率[28].此外，拥有政治背景或政府工作经验
的董事，能够更准确地解读国家在技术研发领域的相关政策规定，弱化制度环境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形成的障碍.如蔡地等[15]研究发现，与未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
企业相比，存在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的水平均更高.朱益宏等[29]研究表明，政治关联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长期技术创新活动.因此，提出如下
假设.
H2 董事会政治关联对民营科技创业企业研发效率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2.2 董事会群体断裂带的调节效应高阶理论关于董事会异质性研究隐含的假设是：董事会决策行为差异来源于个体人口统计特征的差异，这使得董事会决策过程成为一个“黑箱”.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领域特殊的战略决策群体，特别容易受“过程
损失”的影响，其效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心理过程，所以与董事会内部社会动态性相关的问题，即群体断裂带问题必须加以考虑.董事会群体断裂带是基于董事
会成员多重属性特征，将董事会划分为若干个子群体的一组假想的分割线[8, 30].
作为群体分裂的前瞻性表现，断裂带的存在使得董事会分裂为若干个相似的子群体[31].而社会分类与社会认同的作用，会加深不同子群体成员间的敌视和恶性竞争，导致子群体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交流，使得整个团队无法充分利用和吸收成员的异质性的知识和信息，影响了对董事会认知资源的整合，阻碍了创新战略的制订和实施. Barkema和Shvyrkov研究表明，高管团队成员基于任期和教育背景所形成的强
断裂带减少了在新地理区域投资的可能性[10].Tuggle等研究发现，董事会中强认知断裂带的存在加速了董事会群体内部的分裂，减少了董事会成员围绕企业创新、创业等问题的讨论[9].Ndofor等研究表明，当高管团队异质性引致强断裂带形成时，会影响对企业资源的有效利用[7].在强断裂带环境下，即使子群体成员掌握非
常关键的信息，然而不同子群体之间的固有偏见，导致有价值的信息被忽视或故意扭曲，阻碍了董事会成员之间的
信息交换和知识共享，弱化了董事会在研发决策制订阶段的战略参与职能以及研发战略执行过程的战略监督职能，对董事会社会资本与研发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 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弱化了社会网络与研发效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H3b 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弱化了政治关联与研发效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15年为研究区间，我国创业板民营高科技企业*借鉴张阳红对民营企业的界定，本文中所指的民营企业包括个体企业、私营企业、集体企业，也包含除了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以外的国有民营化企业，以及国内资本占控股地位且经营控制权不在外方的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32].民营高科技企业属于民
营企业中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企业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以及提供技术服务的企业，本
文借鉴陈修德和梁彤缨研究中高新技术产业分类中的行业细分判别高技术企业[33].为研究对象，对董事会社会资本、群体断裂带与研发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为保证研究的信度与效度，对初始研究样本进行如下筛选：①剔除未连续披露研发经费、人员投入及发明专利产出相关数据的样本*随机前沿模型中研发投入与产出相关数据为其自然对数形式，因而研发投入与产出项不能为零.；②剔除ST、*ST 公司样本；③剔除治理数据和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研究最终获得105家民营高科技企业420个有效观测样本.考虑到研发活动的周期性和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的时间差异，采用1年作为时滞期.董事会社会资本和研发投入指标选取2012—2014年数据，科技成果产出指标选取2013—2015年数据.其中：研发投入相关数据通过巨潮资讯网公布的上市公司年报手工搜集；年度专利申请、发明申请总量由“中国知识产权网”和“佰腾专利检索系统”手工查询获得；董事会社会资本和群体断裂带原始数据从公司年报披露的“董事、监事、高管个人简历”手工搜集；公司治理数据和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经济金融数据库.
2.2 变量定义与测量
2.2.1 被解释变量企业研发效率：专利和新产品是衡量研发产出最为广泛的指标.然而我国上市公司并未披露新产品信息，因此采用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作为研发产出的替代变量*我国专利法规定专利包括3种类型，即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张倩肖和冯根福[34]、周煊等[35]认为，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科技含量小，无法体现企业真正的技术水平，而只有发明专利才是研发活动的重要产出形式.因此本文选择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作为研发产出的替代指标.，取其自然对数对研发产出进行测度.R&D资金投入和R&D人员投入是学界公认的衡量研发投入的指标，借鉴已有研究[13, 36]，以研发经费投入总额的自然对数和研发人员数量的自然对数作为研发投入衡量指标.研发效率是企业研发活动投入产出关系的反映[36- 38]，本文运用Frontier 4.1效率分析软件对研发效率进行测度.
随机前沿分析(SFA)和数据包络分析(DEA)是目前主流的效率评价方法.由于“一步法”SFA不但克服了DEA两阶段法的固有缺陷，而且可以同时考虑多个因素对效率的影响[38]，同时本文应用的是面板数据，而随机前沿分析法仅构造一个生产前沿面，更适合分析跨年度技术效率的差异且计算结果比较稳定，因此本文利用“一步法”随机前沿模型，来考察董事会社会资本与群体断裂带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式(1)为该模型的主体部分，yit表示第i个公司第t年的研发产出向量，Xit表示第i个公司第t年的研发投入向量；(vit-uit)为复合误差项，其中vit表示服从正态分布N(0, )的随机误差项，uit表示技术非效率效应，代表实际产出与理论最优产出
之间的差距，与vit相互独立，且服从N(mit, )的非负技术无效项.式(2)为式(1)中
技术无效项的解释部分.其中，mit为uit的均值，Zit为研发投资效率的相关影响
因素向量.RDEFit为研发效率，表示研发活动过程中实际产出与最优前沿面产出的比值.
2.2.2 解释变量①社会网络：董事会社会网络指董事会成员通过连锁董事身份在
其他公司任职而形成的连锁关系.借鉴彭正银和廖天野的研究，用连锁董事任职的
公司总数与连锁董事人数的比值进行测度[39].②政治关联：借鉴范建红和陈怀超[17]的研究，选择董事会中曾经(或正在)任职于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政府官员(限厅局级及以上级别)和党委书记(不含企业的党委书记)等职位的人数占董事会总人
数的比值来衡量.
2.2.3 调节变量借鉴Kaczmarek等[30]、周建等[40]的研究，将董事会成员类型、职能背景、任期3个属性特征作为群体断裂带划分的依据，运用Thatcher等[41]开发的公式测度其强度Faug，如式(4)所示.
其中，Faug表示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j代表董事会成员属性特征的个数(因为
本文考察基于董事类型、职能背景、任期3个特征所形成的断裂带，故j=1, 2, 3)；
k代表董事会中划分子群体的数量(由于本研究在二分模式下对董事会群体断裂带
进行考察，因此k=1, 2)；nk则代表在二分模式下子群体k中的成员数量；jk代
表子群体k中的董事在特征j上的均值；j为所有董事会成员在特征j上的均值；xijk为子群体k中的第i个董事在特征j上的取值；Faug的值在(0，1)区间内，值越大，断裂带强度越强，反之则越弱.
成员类型是指董事会成员是独立董事还是执行董事，独立董事赋值为1，执行董事赋值为2.本文承袭周建等[2]的研究，将董事职能背景界定为输出、转换和支持3
种类别.具体而言，营销、销售和研发为输出职能，赋值为1；生产、运营和制造
为转换职能，赋值为2；其余统一划归为支持职能，赋值为3.关于董事会成员任期，本文借鉴Tuggle等[9]用董事在样本公司任职的年数来衡量.由于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董事的任期不得超过3年，因此把任期3年以下赋值为0，3年及以上赋值为1.
2.2.4 控制变量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2, 4, 8]，将公司规模、成长性、企业绩效、
董事会规模、CEO二元性作为主要控制变量.此外，还引入了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以控制公司所属行业和时间因素的影响，根据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中国上市公司分类指引》，将行业分为13类，但本文研究的是民营高科技企业且样本分布主要分布在10个细分行业，因此引入9个哑变量以控制行业因素可能带来的影响.
主要变量的定义与测量如表1所示.
3.1 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样本公司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样本公司平均专利发明产出在2013—2015年呈下降趋势，但
研发经费和研发人员投入却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初步推断样本公司的研发效率不容乐观，同时印证了仅将研发投入或研发产出作为企业研发水平(能力)测度指标的局
限性.董事会社会网络的均值为5.6896，标准差为1.4815，说明样本公司董事会
成员平均在5家以上企业任职，但不同公司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董事会政治关联
的均值为0.0919，低于范建红和陈怀超[17]的0.273，说明我国创业板民营高科
技企业相比沪深两市成熟的上市公司而言，董事会政治关联程度较低.此外，2014年和2013年相比，董事会社会网络和政治关联都存在较大幅度的下降.可能的原
因在于2013年底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任职)兼职问
题的意见》，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中任职和薪酬进行了规定和限制，一定程度上关上了离退休政府官员到企业任职的“旋转门”.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的均值为0.6159(且各年之间变化不大)，高于Crucke和Knockaert[8]的0.50和Ndofor
等[7]的0.56，说明样本公司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较高.
3.2 随机前沿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与讨论
表3列示了董事会社会资本与企业研发效率关系的随机前沿模型估计结果.
从表3可以发现，模型(1)到模型(4)的γ值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模型误差
项存在明显的复合结构(vit- uit).此外，各模型的LR统计检验在1%的水平下显著，进而保证了模型整体上的有效性.以上指标说明，本研究所构建的SFA模型能很好地反映样本公司董事会社会资本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的关系.
从模型1可知，董事会社会网络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β=0.3730，p>0.10)，故H1未得到支持.可能的原因在于，作为资源与信息载体的连锁董事网络，蕴涵着个人和组织两个层面的资本，只有将个人社会资本内化为组织层面的资本，才能将所嵌入的社会关系中有价值的资源被企业有效地整合与利用，为治理与战略的双重嵌入提供平台[42].
和袁建国等[25]的研究结论不同*袁建国等基于2002—2013年沪深两市非国有企业的研究显示，政治关联阻碍了企业创新效率，认为我国民营企业存在资源诅咒效应[25].，模型2表明，董事会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非效率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