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边界

社会分类与群体符号边界——以农民工社会分类问题为例【原文出处】社会【原刊地名】沪【原刊期号】20074【原刊页号】48～67【分类号】C4【分类名】社会学【复印期号】200710【标题注释】本项研究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外社会建设理论的比较研究”课题资助（项目编号：05&ZD037）；获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基金项目资助，特此致谢。

文中所有的访谈记录均源于笔者2004年12月至2005年12月在广州、深圳、中山、东莞和韶关的实地研究和田野调查资料，文中不再作具体说明。

本文也是在笔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获得了周晓虹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研究员的悉心指导，风笑天、翟学伟、张文宏、周怡、方文、邹农俭、范可、陈友华、张玉林、成伯清等教授也对论文的写作和修改提出了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谨致谢意，也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文责自负。

【作者】潘泽泉【作者简介】潘泽泉，中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

【内容提要】农民工社会分类的生成源于制度性的安排，一种基于城乡二元户籍分割制度的社会安排，包括先赋性的制度安排，后致性的教育水平、个人职业选择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味，其动力机制表现为最初的社会化和先天的类别化安排，这是群体符号边界的生成的最初动力；其次，这种社会分类形成于某种社会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即通过社会认知系统、社会比较和自我类别化，完成再社会化或自我类别化运作，并通过行为的互动模式，进一步内化这种群体符号边界，实现这种群体符号边界的再生产；最后，社会分类是一种叙事逻辑、话语系统和符号指称进一步强化的结果，叙事逻辑、话语系统和符号指称通过社会建构和知识的再生产，达成了群体符号边界的“内固”和“强化”的过程。

【摘要题】分支学科【关键词】农民工/社会分类/群体符号边界【责任编辑】劳勤【参考文献】[1] 埃尔德，G. H. 2002.大萧条的孩子们[M]. 田禾、马春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 鲍曼，齐格蒙特。

2003.后现代伦理学[M].张成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3] 布迪厄.1998.实践与反思[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4] 陈映芳.2005.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社会学研究(3).[5] 方文.2005.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新教群体为例[J].社会学研究 (1).[6] 卡斯特，曼纽尔.2003.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7] 米德，乔治·H.1992.心灵、自我与社会[M].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8] 泰弗尔、特纳.2003.群际行为的社会认同论[J].方文、李康乐，译.国外社会学(6).[9] 佟新.2002.社会变迁与工人社会身份的重构[J].社会学研究(6).[10] Barth, Fredrik, 1969,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Boston MA: Little Brown.基于实地调查，笔者发现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出现了一种通过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聚居区。

随着城市居民不断地从这些空间的流出和流动农民工不断地涌入，这些空间就从城市中隔离出来，形成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生存的“场所”和嵌入城市生活的具体“情境”，通过寄寓在不同的空间中（如城中村、城市边缘区），形成了不同的生存方式。

这里的“空间”不仅仅只是一种在城市中的物理空间实体，更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种种社会文化资源的一系列策略与行为的生动而又深刻的“隐喻”。

可以说，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空间是表达社会意义或社会象征符号的载体或承担者，是一种意义的生成装置。

通过农民工在空间实践中的表征性活动，空间便在生活现实中具有象征符号、社会分类、形成分类性判断的功能，具有差异性符号和差异性标记的功能，使社会世界客观地呈现为一个根据差别的逻辑、群体符号边界、分化距离的逻辑组织起来的象征空间体系。

事实上，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农民工的现代性培育、社会排斥以及农民工的行为逻辑的社会后果，就在于培育、滋养和维护了一种空间的社会分类，即存在一种空间的分类叙事和话语系统，一种社会空间的分类、指称和叙事，这是一种建立在空间格局中的“自我”与“他者”的社会分类，这种社会分类是通过指称和作为叙事的话语系统来完成的，这一点在以往的农民工研究中往往被忽视。

以往的农民工研究，关注的只是分层的尺度和形态、分层之后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等格局及其形成和再生产过程，忽视了社会分层或群体分化的主观界定等社会心理过程和农民工群体符号边界的社会建构，即忽视了叙事逻辑、话语系统和指称对群体符号边界的强化这样一个经验事实，这样，就容易把多重复杂的相关关联简约为几个相对简单的概念，如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权力资本等，以之作为核心的和价值负荷最重的分类线索（方文，2005:25）。

农民工不是城市中的合法公民，不具有城市中的合法身份，既不是城市居民，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由于它在传统的社会分层视野下常伴有一种现实上的不可界定性，所以在中国社会分层中，农民工容易成为一个被忽视的群体。

而与以往研究农民工的视角主要是社会分层、制度安排以及社会地位等内容不同，本研究主要从建构主义、符号互动理论出发，从制度生成、社会分类、制度内化以及强化的逻辑顺序展开论述，着力探讨农民工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如何通过符号、互动和社会心理建构而成为一种实在的。

所以笔者选择社会分类和群体符号边界等概念，来界定农民工的社会身份的社会建构和变迁及其建构逻辑。

基于这一研究视角，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农民工是如何接受这种社会分类的，是如何接受这种社会分层和群体分化的结果？是如何识别自身和所属社会阶层的异同？是如何建构或解构对所属社会阶层的社会分类，是如何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话语言说系统、日常生活叙事来达成这种社会分类的？又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自己的行动表征这种独特的群体风格的？概言之，即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是如何识别和形成“我群”与“他群”之间的符号边界，形成自己的社会类别。

一、框架中的核心概念及其界定理解社会分类必须理解在这一分类框架中的几个核心概念，即最能说明社会分类和群体符号边界社会建构的一个既定性框架构成，本研究的核心概念是“社会分类”、“符号边界”和“社会范畴化”。

（一）社会分类社会分类的概念源于挪威人类学家F.巴斯(Fredrik Barth)提出的族群边界理论，即大量具有差异性的族群间的人口迁移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遇之后所形成的组织文化差异的社会结构方式。

社会互动和相互承认是建立社会系统的基础，文化差异通过族群的方式组织起来，通过认同和排斥异己的方式使价值差异共存，使社会互动得以持续，从而维持共同社区的社会生产协作和生活交往得以正常进行。

族群通过行动者的认同和归属来分类，并不是仅仅或必须靠占有排外性的地域来维持，也不通过定义他们自己的特征来维持内部团结，族群是通过自己的归属和排斥“陌生人”策略来维持这种社会分类的，属于某一个群体意味着扮演一种特定的人，拥有这种身份便意味着用与这种身份相关联的标准进行自我判断和被他人判断，各个群体又通过使用各不相同的标志和记号相互区别，以此划开彼此的界限。

这些标志和记号构成一套符号，代表着每一个族群所特有的一整套价值、规范、族群关系模式以及社会地位等级等，形成族群边界和某种社会分类 (Barth,1969)。

在中国农村社会中，不同的家族群体有着相对清晰的边界，这种边界的界定主要是基于农村社群中普遍存在的“差序格局”而产生的。

个体给予其他个体或群体与自己的亲缘或血缘关系的有无、远近，而将自己所处的社群分成“我群”和“他群”，并相应的产生对“我群”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以及接受社会及“我群”内部对“他群”的社会共识性评价，形成一种社会类别。

方文(2005:25)在《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新教群体为例》中对“社会分类”有过比较完整的论述：“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每个人都被分类或范畴化，因此获得多重确定的群体身份或范畴成员资格并占有自身确定的社会位置。

分类的尺度或标准，有的是先赋的，如性别、年龄、肤色或族群，甚至是户籍和出身地；有的是后致的，如教育水平和个人职业，甚至是消费和品味，这些先赋的和后致的尺度或标准相互纠结，构成多重复杂的相关关联。

”显然，在F.巴斯看来，社会分类是通过行动者的认同和归属、成员资格以及行为模式互动来完成的；而在方文的论述中，更多的是从先赋性的制度安排和后致性的教育水平、个人职业选择、消费品位来界定，并不能涵括群体符号边界中的一种实践逻辑，即忽视了城市空间实践中不同群体符号边界形成的社会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忽视了社会认知、社会比较以及话语系统、叙事逻辑和指称在这一过程中的生成机理。

（二）群体符号边界方文（同上：26）在前述的论文中对“群体符号边界”有过比较完整的论述：边界(boundary)，首先意味着差异(difference)、区隔 (distinction)或界限(border)。

具体说，边界，是人和物的限度或边缘的界线，是自身与他人或他物得以区分并表明差异的刻度。

但区分和差异背后，预设了人的认知活动，尤其是分类或范畴化过程，并且，这种区分结果是社会共识性的，而不是私人性的。

符号边界可界定为社会行动者在对人和物进行分类时所获得的概念上的区分，并且这种区分是社会共识性的。

而群体符号边界，就是社会实在中有关群际差异的共识性的概念区分，群体符号边界，同时也就是群际符号边界。

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基于“自我”观念及守衡能力的形成，通过与自己具有相同特征的社会行动者的互动，首先将自己隶属于某一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并形成属于“我群”的观念，形成对“我群”某种共识性评价和感情；而对于“他群”往往是在群体内部的互动中，通过“我群”中其他成员遗传品质或既有的刻板观念的继承，形成与“他群”的符号边界。

农民工的群体符号边界生成于制度性安排、分类过程和某种范畴的建立，又通过社会认知、社会比较和自我类别化，通过这种社会类别的社会化（内化）和社会建构，达成群体符号边界的内化；最后借由叙事逻辑、话语系统和指称，实现群体符号边界的“内固”和强化。

（三）社会范畴化社会范畴化是指农民工的群体符号边界的建构—分类过程或范畴化、门槛隐喻的生成、社会化以及强化的过程。

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强调的是社会范畴生成的内在动力机制，这种内在的动力系统构成了社会分类或社会范畴的内在逻辑机理。

群体符号边界的建构，以社会范畴化（包括制度性安排、社会身份、个人职业等）作为认识基础；在此基础上，“我群”与“他群”的区分，通过社会认知、社会比较等社会心理过程或机制得以内化或强化，并产生内群分化和外群同质性；“我群”在社会行动中，通过群体记忆、叙事逻辑、话语系统和符号指称不断地表征和再生产自身的群体风格和社会表征体系，进一步再生产群体符号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