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堂制度辨证

政事堂制度辨證
2014-05-12 10:33:12 《中國史研究》王超
唐代中央機構實行三省六部體制，中書主出令，門下掌封駁，尚書主奉行（註：見《困學紀聞》卷一三《三省遞重之由》註引王鏊《震澤長語》上。

），這是人所熟知的。

但是，作為唐代中央最高權力機構的政事堂，卻很少為人所知，至今並沒有被完全正確地認識。

究其根源，早在唐代曾經做過宰相，又是研究唐制的專家杜佑，對於當時國家機構之紊亂，即已感到“繁而難理”（註：《舊唐書•杜佑傳》。

）了。

後世學者，既震於杜氏《通典》之權威，復限於《六典》、《兩誌》（註：《通典•職官典》、《大唐六典》、《舊唐書•職官誌》與《新唐書•百官誌》詳載唐一代國家機構的組織，唯獨於政事堂制度的記載極為簡略。

）所載政事堂制度之簡略，於是延誤千載，含糊不確之論，時有所見。

一九七九年版新《辭海》“政事堂”條，是這樣解釋的：“政事堂唐宋時宰相的總辦公處。

唐初始有此名，設在門下省，後遷到中書省。

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改稱中書門下，因宰相名義上即為中書門下省長官之故，下設吏、樞機、兵、戶、刑禮五房。

”（註：見新《辭海》縮印本，一九七九年版一四六六頁《政事堂》條。

）這是把唐代中央最高權力機構政事堂，僅僅看作是“宰相的總辦公處”，把國家一項重要的政治制度，看作是宰相開會辦公的場所，其謬誤亦大矣！《中國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三期，載有《唐朝政事堂制度初探》（以下簡稱《初探》）一文，是多年來專論政事堂制度所僅見的一篇文字，讀後頗有啟發。

但《初探》一文，對於政事堂制度一些根本問題，如：政事堂創始的時間，政事堂制度的形成，這個制度的基本內容，即政事堂的職權、組織、參加會議的人員及會議主持者、權力憑證，政事堂的性質，政事堂制度產生的政治歷史背景，等等，也還沒有探索清楚。

為此，筆者不揣淺陋，撰文考辨，以就教於方家通人。

一
關於政事堂創始的的時間，歷來說法紛紜，莫衷一是。

具有代表性的記載有兩種：一是唐代人李華寫的《中書政事堂記》，認為政事堂始於唐高祖武德年間；二是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含含糊糊地說是“其後又置政事堂”，推其事當在唐太宗貞觀年間（註：《文獻通考》卷五○《職官考》四《門下省》。

）。

筆者於一九八○年曾撰文《三省制度考略》（註：王超《三省制度考略》，載《學術月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那時我對政事堂創始的時間，同意《文獻通考》的看法，認為是在貞觀年間。

根據就是《通考》的一段記載：“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

”（註：《文獻通考》卷五○《職官考》四。

）查《貞觀政要》和《資治通鑒•唐紀》（註：見《貞觀政要》卷一《政體》第二。

《資治通鑒》卷一九二《唐紀•貞觀元年》。

），這是唐太宗貞觀元年的事。

近兩年來，筆者看法有所改變，認為政事堂創始的時間，應該向前推，至少要推到唐高祖武德年間。

理由有以下四點：
第一，李華《中書政事堂記》雲：“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常於門下省議事，即以議事之所，謂之政事堂。

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起復授左仆射，
魏征授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

”（註：《全唐文》卷三一六，清光緒辛醜年廣雅書局刊本第六四冊。

）這段記述，點明了三個事實：（一）“自武德以來”已有政事堂。

“自武德以來”，當然是指“自武德年間”以來，而不能理解為割去“武德年間”的“武德以後”（註：姚澄宇《唐朝政事堂制度初探》，見《中國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這是顯而易見的。

（二）自武德以來，宰相已“常於門下省議事”。

既是已“常於”，就可以肯定不是什麽新制度；既不是新制度，當然就不會是“武德以後”才有政事堂。

（三）自北朝以來，門下省地位特重，“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註：《魏書》卷二一上《高陽王雍傳》。

另見《初學記》卷一二《侍中》第一。

）。

因有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的慣例，“故長孫無忌”，就是說，“所以”長孫無忌、房玄齡、魏征三大臣“皆知門下省事”。

這裏是無論如何得不出因為三大臣“皆知門下省事”，才有政事堂的結論來的（註：姚澄宇《唐朝政事堂制度初探》，見《中國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

其次，《資治通鑒》雲：“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為司空，房玄齡為仆射，魏征為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

及裴炎遷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註：《資治通鑒》卷二○三《唐紀》一九高宗弘道元年十二月。

）既成“故事”，表明這種做法已經成為國務活動中的一種習慣法。

所以，在中國政治制度史上，“故事”與“制度”往往是同義語。

因為有此約定俗成的習慣法，故長孫無忌等三大臣才“皆知門下省事”。

因此，無論從國務活動的常規制度看，還是純從語法結構去分析，都說明政事堂之設立早在貞觀之前，而不可能是在長孫無忌等三大臣“皆知門下省事”的同時（註：《唐會要》卷五一《中書令》條，即把長孫無忌等三大臣“皆知門下省事”作為小註附在“謂之政事堂”之後。

）。

再次，從隋唐制度淵源於北朝考之。

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在論述隋唐制度淵源時指出：“若能註意‘高齊創業，亦遵後魏’（註：《隋書•百官誌•序略》。

），‘（隋）高祖踐極，復廢周官，還依漢魏’（註：《隋書•百官誌•序略》。

），及‘唐之官制大體皆沿隋故’（註：《新唐書•百官誌序》。

《舊唐書•職官誌序》略同。

）數語，則隋唐官制之系統淵源已得其要領。

”（註：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新一版第八四頁。

）唐初多沿隋制。

實行宰相集體議事制度，三省長官共議國政（註：《新唐書•百官誌》雲：“初，唐因隋制，以三省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

”），不能沒有議政場所，所以，“自武德以來，常於門下省議事”，並且即以議事之所，“謂之政事堂”（註：《全唐文》卷三一六李華《中書政事堂記》。

）。

這時政事堂，所以設在門下省，是因為自北朝以來，“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註：《魏書》卷二一《高陽王雍傳》、《彭城王勰傳》。

）。

可見，在北朝時門下省權尊勢隆，在國務活動中自然成為軍國大政決策之所。

因此，政事堂議政起始的時間，只能往貞觀、武德以前推，很可能在北朝、隋代即有此制，而不可能是在武德以後的貞觀年間。

《通典》與《舊唐書》均載：“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

”（註：《通典》卷二一《職官•宰相》；《舊唐書•職官誌》二《侍中》條註。

《唐會要》卷五一《中書令》條同。

）“舊制”，即已表明不是新制，而是過去很可能是北朝或隋以來已有的制度。

《舊唐書》多以國史實錄編寫成書，“舊制”是唐初人對北朝以來舊制的習慣用語。

最後，從唐代宰相制度的演變考之。

唐初制度，以三省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議政場所即為門下省的政事堂。

故時人一般皆以三省長官為真宰相，而真宰相參加政事堂商討軍國大政，乃有當然資格（註：見《新唐書•百
官誌》，同書《宰相表》上。

）。

但唐代宰相，一如隋代，自始就不限於三省長官。

隋代柳述以兵部尚書參掌機事，裴矩、裴蘊以黃門侍郎知政事，已開他官兼任宰相之風（註：《冊府元龜》卷三○八《宰輔總序》雲，“（隋）或以他官參掌機事，及專掌朝政者，並為輔弼。

”另參見《通典》卷二一《職官典》三，《歷代職官表》卷三。

）。

到了唐代，此風更盛，《新唐書•百官誌》雲：“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

自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征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其名非一，皆宰相職也。

”（註：見《新唐書•百官誌》，同書《宰相表》上。

）《新唐書•宰相表上》序亦雲：“唐因隋舊，以三省長官為宰相，已而又以他官參議，而稱號不一，出於臨時，最後乃有‘同品’、‘平章’之名，然其為職業則一也。

”（註：見《新唐書•百官誌》，同書《宰相表》上。

）又，葉夢得《石林燕語》雲：“唐初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於臨時。

其後高宗欲用郭待舉為參知政事，以其資淺，故命於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

”（註：《石林燕語》卷三。

）可見在唐代，凡曾加有以下職銜者，均為宰相，即“參知政事”、“參預朝政”、“參議得失”、“參議朝政”、“參預機密”、“參知機務”、“知政事”、“知門下省事”、“平章政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中書門下三品”，等等。

所謂“同中書門下三品”，本來因為中書令、侍中都是三品官，現在欲使秩卑的人參知政事，故立此號，令與中書令、侍中地位相等，沿用既久，因而失去本來意義，縱是二品以上的官，也必須加“同三品”之號，方為宰相，方可入政事堂議政（註：《新唐書•百官誌》雲：“自高宗以後，為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

”另參見《唐會要》卷五七《左右仆射》條、《文獻通考》卷四九、《歷代職官表》卷三。

）。

所以，即令長孫無忌、房玄齡、魏征這樣有權位的大臣，也必須加上“知門下省事”的職銜，才在制度上取得參加政事堂議政的資格。

以上我們追述唐代前期宰相制度之演變，其目的在於說明：門下省政事堂議政制度在前，而“知門下省事”之類的名號演變在後，是確定無疑的。

綜合上述四個方面的考察，我們可以確定：唐代政事堂議政制度，至遲始於唐高祖武德年間，很可能在北朝、隋代即有此制，而不可能是創始於唐太宗貞觀年間。

二
盡管宰相於門下省政事堂議政，在唐高祖武德年間已成為制度，但由政事堂議政發展為唐代中央最高權力機構，成為一項重要的政治制度，卻經過了一百年左右的漫長歲月。

《舊唐書•職官誌》載：“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

（高宗）永淳二年（公元683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遂移政事堂於中書省。

（玄宗）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中書令張說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改為‘中書門下之印’也。

”（註：《舊唐書•職官二》註。

）這就非常清楚地點明了政事堂制度形成的三個發展階段，茲分別考察辨證如下。

第一階段：自唐高祖武德年間到唐高宗末年（約公元618-683年），為門下省政事堂議政時期。

在這個發展階段中，雖然政事堂始終設在門下省，但作為一項制度，也是在不斷變化著的。

武德年間，可以說政事堂純為宰相議政場所，如同現代的“會議廳”一樣，並非理政辦公之地。

這個時期的政事堂，所以一直設在門下省，主要是因為自北朝以來，門下省權重勢隆之故。

貞觀年間，由於中書出令與門下封駁之間發生流弊，不是知非不糾，就是互
相責難，影響了政府效能。

唐太宗看到了這種情況，曾對黃門侍郎王珪說：“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

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茍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茍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

”（註：見《貞觀政要》卷一《政體》第二。

《資治通鑒》卷一九二《唐紀•貞觀元年》。

）鑒於隋亡的教訓，唐太宗整頓了中央政府的組織機構，凡“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註：見《資治通鑒》卷一九二《唐紀•貞觀元年》。

）。

為了防止政府機構隨意擴大和官員冗濫，唐太宗還用法律制度加以保證。

同時，他又提高政事堂地位，改變國家總樞機構中政務活動的某些程序。

貞觀以前，詔敕雖多由中書出令，但承受者多，擬進者少，故宰相議政，多不在詔旨擬定以前，而是在詔旨擬定之後。

詔敕之下，事先議論少，事後檢查多，所以政事堂之初設於門下，其原因之一也在於此。

貞觀以後，中書舍人“五花判事”，中書省權職漸重，中書令於定敕之前，多提前於政事堂討論（註：參見《資治通鑒》卷一九三《唐紀•貞觀三年》。

）。

於是政事堂地位日漸提高，遂成為宰相議決政務的最高會議。

前引《通考》所載：“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

”（註：《文獻通考》卷五○《職官考》四。

）其基本點，是把貞觀年間“先於政事堂議定”，即議決朝政，同武德年間“常於門下省議事”相區別。

由一般“議事”到“議定”朝政，這無疑是政事堂地位的明顯提高。

而不可以把“其後又置政事堂”一句斷章割裂，來說明在貞觀年間剛剛創立政事堂，這是不妥的。

關於中書舍人“五花判事”，王夫之認為這是“會議之始”。

他在《讀通鑒論》中說：“唐制：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陳所見，謂之‘五花判事’，而宰相審之，此會議之始也。

”（註：《讀通鑒論》卷二○《唐太宗》五。

）什麽“會議之始”呢？《資治通鑒》說得明白：“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

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

上（太宗）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註：參見《資治通鑒》卷一九三《唐紀•貞觀三年》。

）王夫之沒有註意“上始申明舊制”一句，既是“舊制”，就不會是“會議之始”。

“上始申明舊制”，足以說明貞觀年間宰相議政，仍在門下省政事堂，而且，雖然中書漸重，但中書出令，門下封駁的“舊制”並未改變。

第二階段：自武後光宅元年至玄宗開元十一年（公元684-723年），為中書省政事堂時期。

這個時期，政事堂始正式成為宰相議決軍國大政的最高國務會議。

武後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裴炎執政事筆，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李華《中書政事堂記》雲：“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事宰相筆，乃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註：《全唐文》卷三一六，清光緒辛醜年廣雅書局刊本第六四冊。

）《唐會要》卷五一《中書令》條亦雲；“永淳三年（即光宅元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其政事堂合在中書，遂移在中書省。

”（註：《資治通鑒》卷二○六《唐紀•高宗弘道元年（公元683年）》載：十二月，丁巳，高宗崩。

甲子，中宗即位。

甲戌，以裴炎為中書令。

“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為司空，房玄齡為仆射，魏征為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

及裴炎遷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舊唐書》卷六《武後紀》雲：中宗嗣聖元年（684年）一月，廢中宗。

二月睿宗立，改元“文明”。

九月改元“光宅”，十月丙申殺裴炎。

據上可知，裴炎遷政事堂於中書省，既不是高宗永淳二年七月（舊唐書），或永淳三年七月（唐會要），也不是武後光宅元年（李華《中書政事堂記》），而
是在高宗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六日之後，此時高宗已崩，中宗剛即位；至遲不會遲於他同武後合謀廢中宗、立睿宗的前後，即中宗嗣聖元年一月，睿宗文明元年二、三月間。

）宰相既商討議決軍國重務於政事堂，而草擬詔敕之責在中書。

為便於政務推行，於是政事堂遂由門下省遷至中書省。

這是貞觀中期以來，中書地位日重門下權勢漸削的必然趨勢。

裴炎自侍中改任中書令，執政事筆，遷政事堂於中書省，並非裴炎一己之私意，乃是制度發展所使然。

《新唐書》卷四六《百官誌》雲：“自高宗以後，為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師、中書令則否。

”侍中與中書令同為中央決策機構中書、門下省長官，秩皆三品，何以侍中必加“同三品”銜，方為真宰相，得參加政事堂會漢，而獨於中書令“則否”？看似十分乖謬，其實乃是制度在漸漸變化矣！所謂“天河暗轉，必有其跡”，此之謂也。

政事堂遷至中書省後，在制度上明顯的變化，是宰相於政事堂議決政務時，有輪流“秉筆”或“執筆”之制。

《新唐書》卷一一七《裴炎傳》雲：“舊，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長孫無忌以司空，房玄齡以仆射，魏征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徒政事堂於中書省。

”同書卷一二三《韋巨源傳》亦雲：“神龍初，（巨源）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余授，皆諸宰相近屬。

”可見這個時期秉筆宰相之常務，乃有三項：（一）諸宰相議政時，主持會議；（二）會議之後，總其紀錄；（三）秉筆之日，坐政事堂辦公。

其次，武則天時改中書省為鳳閣，門下省為鸞臺。

鳳閣鸞臺即中書門下，合政事堂實際已成為一體，成為權力很大的相府了。

“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或誣告（劉）祎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兼與許敬宗妾有私，則天特令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

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則天大怒，以為拒捍制使，乃賜死於家，時年五十七。

”（註：《舊唐書•劉祎之傳》。

另見《資治通鑒》卷二○四《唐紀•則天後垂拱三年》。

）以武則天那樣的專橫殘暴，欲以莫須有罪名懲處劉祎之，而詔敕未經鳳閣鸞臺政事堂討論議決，致引起劉祎之的強烈抗議，可見政事堂的權力已經很大，地位已有顯著提高。

第三階段：玄宗開元十一年以後，政事堂成為中央最高權力機構。

（《舊唐書•職官誌》雲：“開元十一年，中書令張說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改為‘中書門下之印’也。

”（註：《舊唐書•職官誌二》門下省註。

）《冊府元龜•宰輔部》亦雲：“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政事印為‘中書門下之印。

’”（註：《冊府元龜》卷三○八《宰輔部》總序註。

）《舊唐書》“政事印”下多一“改”字，說明政事堂原來以議政為主，還未完全成為權力機構，故無專印。

開元中“改”為中書門下政事堂，始成為中央最高權力機構，乃置專印。

又，《新唐書•百官誌》載：“開元中，張說為相，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眾務焉。

”（註：《新唐書•百官誌》，《唐會要》卷五一《中書令》條略同。

）至此，政事堂制度始備。

在開元以前，政事堂內部無任何分司之組織，其地位雖日益重要，井漸由會議廳轉變為宰相最高囚務會議，然尚難確定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

直到開元十一年，中書令張說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政事堂，列五房以主政務，於是遂有其所轄部門與屬官，“中書門下政事堂”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制度，至此乃備矣；作為唐代中央最高權力機構的地位，乃完全確立。

三
歷史表明，政事堂作為唐代一項帶有根本性質的政治制度，至少包括以下幾項內容：
（一）政事堂的職權。

毫無疑問，開元以後，政事堂已經合中書門下兩省而為一個權力機構，它的職權無疑擁有中書門下兩省之職權。

《唐六典•中書省》雲：“中書令之職：掌軍國之政令，緝熙帝載，統和天人，入則告之，出則奉之，以厘萬邦，以度百揆，蓋以佐天子而執大政者也。

”（註：《唐六典》卷九《中書省》，《舊唐書•職官誌》同。

）《唐六典•門下省》又雲：“侍中之職：掌出納帝命，緝熙皇極，總典吏職，贊相禮儀，以和萬邦，以弼庶務，所謂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

凡軍國之務，與中書令參而總焉，坐而論之，舉而行之，此其大較也。

”（註：《唐六典》卷八《門下省》。

《太平禦覽》引《唐六典》“門下省”條“所謂”作“蓋以”。

）可見中書門下職掌乃是“佐天子而統大政”，是“統和天人，以和萬邦”。

這實際上是宰相之職。

如今政事堂“參而總焉，坐而論之，舉而行之”，職權之重，權勢之隆，可以想見。

誠如李華《中書政事堂記》所述：
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復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

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仁，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克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

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仇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

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啟之於萌。

法紊不賞，爵紊不封，聞荒不救，見饉不矜，逆諫自賢，違道變古，此堂得以殺之。

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梃，有刃，有斧鉞，有鴆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

（註：見《全唐文》卷三一六李華《中書政事堂記》，廣雅書局刊本第二○○冊。

《玉海》卷一六一《唐政事堂》引李華《中書政事堂記》：“逆道於仁”作“人”；“兵不可擅興”作“擅誅”；“權不可擅與”作“擅施”；“法紊不賞，爵紊不封”作“代紊不賞，削紊不封”；等等，錯漏幾不可讀。

見清嘉慶年間刊本。

）觀此可知，開元以後之政事堂，賦政四海，允厘六職，統和天人，總齊機衡，已為朝政之本。

（二）政事堂的組織。

政事堂分正堂與後院兩部分：正堂為宰相辦公室和會議廳；後院為政事堂秘書處，分設五房辦公，即吏房、樞機房、兵房、戶房和刑禮房。

《古今圖書集成•官常典》載：“唐之政令，雖出於中書門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別號曰‘政事堂’，猶今都堂也。

”（註：參見《古今圖書集成•官常典》卷二五七《公輔部》雜錄二引《卻掃編》。

）《新唐書•崔元綜傳》雲：“元綜，天綬初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性恪慎，坐政事堂，束帶，終日不休偃。

”（註：《新唐書•崔元綜傳》。

《玉海》卷一六一《唐政事堂》亦作“天授初”。

）正堂之後，列有五房秘書處。

《新唐書•百官誌》雲：“開元中，張說為相，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眾務焉。

”（註：《玉海》卷一六一同。

）又，《玉海》“宋朝樞密院”條雲：“開元中，設堂後五房，而機密自為一司，其職秘獨宰相得知。

”（註：見《玉海》卷一六七《宋朝樞密院》條。

）由此可證政事堂秘書處五房官屬，是設在中書門下正堂之後，為諸吏史治事辦公之地，入品者可為五房之長（註：參見金毓黻《後堂官考》，載《文史雜誌》第五卷第七、八期合刊。

）。

五房僚佐所掌雖屬秘書工作，但因其多為國家機密大事，權位很重。

《資治通鑒》
卷二三七“唐紀•憲宗元和元年”載：“堂後主書滑渙久在中書（胡註雲：堂後主書，即今之堂後官也），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宰相議事有與光琦異者，令渙達意，常得所欲，杜佑、鄭姻等皆低意善視之。

”像滑渙這樣作勢弄杖者，固屬不多，但也說明五房僚佐地居權要，宰相亦未可小視。

政事堂在唐代中央機構中的地位，可用示意圖表示如下：
（三）參加政事堂會議人員。

參加政事堂會議者，唐初為三省長官；高宗以後，為中書門下長官，或帶“同三品”、“平章事”、“參知政事”等銜官員。

中書舍人和堂後五房長官因工作關系，經執筆宰相同意，亦可參加會議。

政事堂會議與朝議不同。

政事堂是宰相議決軍國大政的權力機關，必須宰相才能參加。

朝議為皇帝臨朝時與諸大臣之議論，因此，文武百官品高品低者皆可與議。

朝議所議之事，據記載多為軍務大事，蓋以軍務關系國家至大，必須皇帝臨朝議決。

《舊唐書•嚴綬傳》雲：“（元和）九年，吳元濟叛，朝議加兵，以綬有弘恕之稱，可委以戎柄，乃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尋加淮西招撫使。

”（註：見《舊唐書•嚴綬傳》。

）是朝議軍務之一例。

政事堂會議與廷議亦不相同。

朝議由天子臨朝議決，廷議由宰相主持，上自文武大臣、六部尚書、九卿諸監，下至侍郎、禦史等皆可參加廷議。

《舊唐書•劉文靜傳》雲：“文靜自以才能幹用在裴寂之右，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

每廷議多相違戾，寂有所是，文靜必非之，由是與寂有隙。

”（註：《舊唐書•劉文靜傳》。

）又據《新唐書•姜晦傳》雲：“（晦）為吏部侍郎，主選。

……處事精明，私相屬諉，罪輒得，皆以為神。

始，晦革舊示簡，廷議恐必敗，既而贓賕路塞，而流品有敘，眾乃伏。

”（註：見《新唐書•姜晦傳》。

）《舊唐書•王唆傳》載：“時朔方軍元帥魏元忠討賊失利，歸罪於副將韓思忠，奏請誅之。

晙以思忠既是偏脾，制不由己，又有勇智可惜，不可獨殺非辜，乃廷議爭之。

”王晙當時為殿中侍禦史。

《舊唐書•杜佑傳》亦載有“公卿廷議”之事。

可見參加廷議者，不僅宰相，宰相以外的官員亦可參加，這和參加政事堂會議只限於宰相者，全然不同也。

（四）政事堂會議執行主席。

通常是中書令取旨後，於政事堂召開宰相聯席會議，開會時有一執行主席，稱“執筆”、“執政事筆”。

討論結束，秘書處協助“執筆”綜合整理成詔敕文書，然後奏聞畫敕。

執行主席輪流擔任，有時一人一天，有時一人十天。

《唐會要》雲：“至德二載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執筆，每一人知十日，至貞元十年五月八日，又分每日一人執筆。

”（註：《唐會要》卷五一《中書令》條。

）《新唐書•崔佑甫傳》雲：“始肅宗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命，不待遍曉，則聽直者代署以聞。

”《資治通鑒》卷二一九雲：“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胡三省註：令宰相在政事堂，分日當筆及承上旨），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註：《資治通鑒》卷二一九《唐紀》三五《肅宗至德元載》。

）上引“分直”、“更直”、“聽直”之“直”，即輪流值班，意思是說宰相在政事堂要輪流值班。

而“秉筆”、“執筆”、“執政事筆”者，是指有會則為會議執行主席，無會則為值班宰相，負責處理日常公務或“承上旨”。

由上可見，在肅宗以後，宰相執政事筆者，或旬日一更，或一日一更。

由宰相執政事筆“承旨”之制還可知，在唐朝中央最高權力機構中，由中書令取旨的傳統做法已經有了改變。

值得註意者，旬日一秉筆或一日一秉筆，與“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政事”，殊有不同。

前者為值班宰相，後者如司馬光所說：“至於數旦一至政事堂，乃唐世以來宿德元老、年高有疾，朝廷尊禮，特降此命。

”（註：司馬光《辭三日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