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敌人的革命_政治学中的重要转型

没有敌人的革命：政治学中的重要转型（澳）约翰·Ｓ．德雷泽克著高千，陈平译张英魁校（曲阜师范大学，山东２７６８２６）上海行政学院学报The 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1）03-106-（6）收稿日期：2010-10-15译校者简介：高千男（1982—）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2008级政治学理论专业研究生陈平女（1988—）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研究生张英魁男（1972—）国政法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曲阜师范大学新农村研究中心副教授政治与行政学研究所所长2011年5月第12卷第3期May.,2011Vol.12,No3美国政治科学一直是一门先天性动荡不安的学科，它见证了一系列旨在对其基本特性进行重新定位的运动。

本文比较了四次重大的运动：分别是伴随着学科早期专业化的国家主义（statism ）、从上世纪10年代末到20年代初的多元主义（pluralism ）、行为主义（behavioral －ism ）以及新政治组合（The Caucus for a New Political Science ）。

在这些运动中，显然仅有第一次与第三次运动成功了。

这一学科已被证明转型十分困难。

尽管行为主义伴随有浮夸的言论，但它与国家主义在这一学科内（除了那些在他们转型成功后出现的学科）都是没有敌人的革命，这就是它们成功的关键。

许多运动试图改变美国政治学的特点，但是很少有成功的。

存有疑问的革命者们是那些以巨大的热情试图设定学科议程的人，有意地抵制先前大部分或所有的政治学内容。

就这些运动来说，政治学已经历了五次革命运动。

（一项新的研究计划的宣布和确立是并不符合标准的，例如结构功能主义或生物政治学，库恩（Kuhn ）所认为的“范式转型”通常不是一个合适的框架。

）第一次革命发生在19世纪末，在一个看似僵化的政体中，作为专业化的国家建立的科学，政治学反对非专业的政治分析。

接下来便是多元主义者,在二十世纪初拿起武器反对一元化国家以及它的学科基础。

再者是20世纪中期的行为主义者，他们为了研究行为事实、科学、政治体系以及多元主义而进行反抗。

第四次是来自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新政治组合，反对行为主义在美国政治学现状中所宣称的研究偏向，在政治上坚定地支持政治科学以当时的社会危机为研究导向。

第五次运动来源于21世纪初的改革运动，把规范研究方法以及定量研究方法的支配地位作为批评的对象，在方法论上支持多元主义、定性调查方法，以及再次以紧迫的公共问题为导向。

因为米涅瓦猫头鹰①尚未飞翔在改革的上空，但我还会说一点,即先前的四次运动,只有两次成功了。

一次成功的革命可以在重置学科议程方面进行界定，正如得到了专业人士的确认和认可一样，不管他们是否分担对这一运动的承诺。

即使他们不分担的话，专业人士也必须接触与他们自身相关的新认识。

成功理应就是这样被认可的；这似乎是一个明确的标准，这正如我们将要106（澳）约翰·S.德雷泽克：没有敌人的革命：政治学中的重要转型看到的一样，它至少排除了一个宣称的革命。

关于两次确实成功的运动———学科建立时的国家主义和行为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学科内没有任何强大的敌人能够明确地反对新派别的崛起。

这些敌人仅仅出现在运动成功之后,因此似是而非地确认了这次备受质疑的转型。

尽管我们应该在这四次运动的基础上进行谨慎的概括，但他们是我们唯一仅有的事实。

经验似乎是这一学科通过革命的方式来转型的，而这种方式又是通过对手没有进行抵制来实现的。

换句话说，在美国政治科学一个半世纪的进程中，如果它以一种专业人士直接反抗的方式来反对此学科的活动的话，那么就没有改革运动会获得成功。

美国政治科学也许正如其政治系统一样，仅仅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可能会困难重重，这种方式常常会在各学科之间出现受挫的改良主义者，从弗朗西斯·列贝尔（Francis Lieber）到西奥多·洛维（Theodore Lowi）。

我在这里关注的是美国政治学的发展，有时候穿插着政治理论，尽管最近更多的是与其相分离。

可以说它在比较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领域关注的很多，但是它对阐明美国学科的基本特征和规范性目的的美国政治学的研究提供了导向。

起始于国家“国家”这个概念被引入到美国政治话语中，是由19世纪末成为新政治科学的核心人物所引入的。

(虽然这一概念早在联邦主义者宪法辩论的论点中就已提及)自从弗朗西斯·列贝尔（Francis Lieber），在1857年获聘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与政治学的第一位美国教授职位，再到稍后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政治科学的主要实际任务是见证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同时拥有品德高尚的公民。

不止是威尔逊，很多学者设想把学术团体运用于政治系统，把合理的政策呈现在消息灵通的选举人面前，由国会颁布法令，由管理学上实践最优秀的专家官僚来负责执行。

国家将会“呼吸美国自由的空气”。

这种规范的倡导与大量的美国机构的经验研究相联系，揭露了其分裂主义、地方主义、狭隘观念以及腐败。

威尔逊的《国会政府》即代表了这一类型。

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科学的主要目的被看作是一个统一国家的建立，并被这统一的、有能力的政府所支持。

在第一届美国政治科学学会(APSA)的主席就职演说中，弗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把政治科学的作用界定为帮助“实现国家的意志”。

有时候政治联盟会因为这一方案而创建———特别是在进步运动中。

更多的时候是这一方案建立在面对腐败、互惠互利、党派机器、狭隘观念以及国家主义者寻求替代的地方主义，学科带头人认为麦迪逊式体系（Madisonian system）的桀骜不驯对于充满活力的现代工业经济和社会是不够的。

一些学科带头人，尽管不是全部，以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名义反对联邦制。

这一学科的创立并不仅仅是研究政治学，而且致力于推进政治议程———所有的后续革命运动都继承了这一特点（虽然行为主义起初并不承认）。

当然创建者们从事于这一学科的建立，而不是要改变它，但是他们有意识地对某一特定形式的不成熟的政治分析加以拒绝，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是有智慧的革命家。

政治学研究的非专业方法出现在1865年建立的美国社会科学协会（ASSA）中，并于1903年建立的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P－SA)以及1905年建立的美国社会学协会中予以澄清。

美国社会科学协会成员大多数是改良主义者、天主教信徒、激进分子以及以公共福利为导向的学者，并不引导政治学进行认真的研究，如回答那些关于美国政治现实基本特点的棘手的问题。

政治学专业学科的创建者们这样做了，然后从根本上建立了一个新知识议程，并且“国家”的概念在建立新学科的认同中处于专业的中心位置。

在本学科的初期发展中并没有出现对这一计划的抵制，因为那些替代性的方案都深深地扎根于学科的外部。

多元主义者的反抗美国一直是一个复合政体，而没有按照国家主义者的诉求成为单一政体；他们把多元主义看作为一个现实，但更倾向于称之为分裂状态，这是一个需要克服而不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1908年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ey）的《政府过程》这本书被行为主义的多元主义者看作为先驱。

在他此后未发表的著作《制造者、使用者以及掌控者》这本书中，本特利实际上谴责了美国政治学被众多团体的支配这一事实。

行为主义的其他先驱者也表达了同一观点，查尔斯·梅里安（Charles Merri－am）在上世纪20年代仍在寻求“国家民主的巩固以及社会控制”。

尽管取消了很多相关联的社团，但集权国家仍然如同20世纪20年代规范研究的理想一样存在着。

与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玛丽·帕克·芙丽特（Mary Parket Follett）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一起，规范的多元主义产生了。

拉斯基和芙丽特受到了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哲学的影响，他强调个人体验世界的多元化方式；所以他们多元主义者的伦理植根于多样性的经验之中而不是多样化的利益之中。

芙丽特自下而上重视团体中的社会组织，不在于该学科的国家主义者107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statists）总是倾向于从上到下的社会工程学。

芙丽特曾广为人知地问道,“应该怎样对待这种多样性?”国家主义者的回答是明确的：抹掉它。

她本人除了重视它之外，在对政治革命影响的回答中是不明确的。

根据甘内尔（Gunnell）所说,上世纪20年代多元主义的崛起构成了美国政治科学历史中唯一真正的革命。

甘内尔研究的主要人物是乔治·凯特林（George Catlin），而不是拉斯基或芙丽特。

凯特林受到了拉斯基的影响，但是反对拉斯基的伦理观以支持科学的客观性。

与芙丽特与拉斯基不同，凯特林的多元主义建立在团体自身利益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他们经验的多样性上———在这方面他被行为主义领域的多元主义者所接受，对甘内尔来说他们根本不是革命者，仅仅是凯特林范式转换的继承者罢了。

如果我们看一下凯特林著作的内容，就会发现国家主义者对于政治学的解释可能也会有不用太大困难就接受的———记住，他们往往已认识到多元，但认为这是一个有待克服的问题。

因此凯特林作为经验现实的多元主义几乎不是革命。

正如甘内尔本人所承认的，即使威廉·雅德尔·艾略特(William Yandell Elliott)，被甘内尔认为是上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者反对多元主义的领导者，可能接受作为解释性理论的多元主义。

艾略特所反对的仅仅是规范性的多元主义。

因此正是在其规范方面多元主义才具有真正的革命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拉斯基与芙丽特比凯特林能更好地领导这一革命。

显而易见，但他们的工作没有为该学科重新设置方向———它仅是在上世纪50年代明确接受规范性的多元主义，然后在不同的表述中，强调了多元主义的根源是利益而不是经验。

我们无法把上世纪20年代的争议作为革命的主要原因是，这并没有获得之后的学科专业人士的认可，所以不能为此后该学科的工作提供导向。

革命可能会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发生吗?甘内尔对此问题的答案是引用的库恩（Kuhn）的革命“无形”论，并逐渐成为了主流的新认识。

但是这里库恩涉及到的趋势，这个趋势是为了在长期的历史中把他们的前辈重塑为先驱，获胜范式的支持者而重写历史，并不像实际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与40年代之间的政治科学一样。

此外，由于库恩的缘故，那些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可能得到认可，他们的成就得到赞扬，并且被提拔到该学科的万神殿（pan－theon）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