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多声部民歌研究综述(2000年—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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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OF YELLOW RIVER / 0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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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圩文化及其审美内涵研究》(2008)以审美人类学的视角考察嘹歌歌圩,进而探讨其美学内涵,包括了嘹歌象征文化权利、尚歌的审美价值观、反叛世俗之美、两性和谐之美以及情感欲望表达的需要。
李树锋《壮族嘹歌的审美意蕴》(2008)意在通过阐述嘹歌的韵律美、意象美和质朴的人性美来挖掘嘹歌的艺术性。
黄金《广西壮族三声部民歌艺术特征折射出的民族个性》(2018)从壮族三声部民歌的艺术特征入手阐述其蕴含的美学思想,从而进一步了解壮族最深层的文化精神。
范秀娟发表了多篇含有壮族多声部民歌的美学思考的文章,《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与当代中国美学的建构》(2008)提出对少数民族艺术文化审美研究的缺乏和必要性,阐述了壮族多声部民歌诞生和发展于古老的群体社会,壮族单声部民歌起源晚于多声部民歌。
从审美人类学的角度,她认为壮族多声部民歌发展到单声部民歌是经历了从“集体性强、复杂严谨”到“更为自由”的过程,这一过程与文化根基以及社会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并认为音乐是内在于人们的活动中。
这一分析显现了当下的民歌文化与历史对话所产生的艺术起源和历史发展中的美学思想。
《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歌:美学意义及启示》(2008)也有关于黑衣壮二声部民歌“诗敏”中的大二度和声的使用充满了和谐悦耳的地域性特色,而一般的专业音乐工作者使用大二度和声则显得刺耳,多声部民歌的美学内涵在不同的语境之下蕴含着不同的精神要素。
可以看出表面上相同的某些音乐特性置于不同语境之下时其深层含义便会发生改变。
《民歌与当代美学问题》(2009)提出民歌的美学研究要结合民俗学、语言传统和文化环境,阐述黑衣壮二声部民歌具有“日常生活审美化”性质的听觉美感,是一种贵族的艺术和高贵的艺术,黑衣壮民的歌唱态度是纯审美性的,纯精神超越性的。
综上,广西壮族多声部民歌的审美研究主要涵盖了音乐形式之美、人文内涵之美、本质精神之美等,既有微观上对民歌群体审美特征的研究,也有从宏观上把握民歌审美发展的研究。
民歌的美学内涵探究是对于民歌科学逻辑性研究基础上的感性和内化因素的理解与吸收,即从民歌本体的特征与规律、发展历程的客观事实、干扰外因的合理推论中归纳出民歌自我成长的动机因素以及内涵和外延。
民歌的审美内涵也是群体的审美意识中反映出的对民歌的理性和感性的认识的综合体现,包括民歌的功能性、气质形象、核心精神等要素。
广西壮族多声部民歌的审美意识根植于广西壮族这片土地和这一族群所孕育的文化传统,迄今关于广西壮族多声部民歌的审美意识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但学者们已然明晰要研究民歌审美意识需立足于广西壮族历史发展的状况、文化变迁的成因、社会群体的民族心理和个体心理等各方因素,并结合跨学科理论和知识深入探寻。
广西壮族多声部民歌的美学内涵的研究亦是打开探索其地域文化的有效窗口,民歌中所蕴含的不论是美妙音乐、丰富知识或人文气质等都为研究当地的文化生态的发展和变迁提供了多维度的解读方式。
民歌的审美思想不止一家之言,也非一成不变,正是如此,动态多变的审美观才使得当下的民歌的研究闪烁出多样的光彩。
三、文化生态研究
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广西壮族多声部民歌的研究在探索其文化生态方面可谓是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
究其原因,社会环境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为民歌的研究提出了新世纪的命题和任务。
在科技愈益发达、经济形势迅猛的今天,民歌的发展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
型期,其内容和深层含义也处于更新之中。
历史见证了民歌的变迁,因为历史蕴含着民歌发展适应性的因素——环境的选择,这是民歌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结果,当然也反映出文化生态的特性。
以史学视角研究的有郑超雄《壮族<嘹歌>的起源及其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2005)分析了文学作品《嘹歌》的起源于《越人歌》甚至更早,并发展成熟于明朝时期。
李萍《从广西平果嘹歌看壮族原始宗教信仰》(2011)通过平果嘹歌介绍壮族先民经历了从自然崇拜到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的信仰历程,反映了壮族人民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金萌《壮族嘹歌的文化渊源》(2018)回顾壮族嘹歌的原生文化背景,回溯其发展的源流。
研究民歌存见之下的文化生态变迁包括陆裴《文化适应:社会变迁中靖西山歌文化的选择》(2006)阐述靖西山歌(包括多声部山歌)在当下的文化多元和碰撞的趋势中产生了文化适应性,并构成了文化转型。
广西民族大学洪贵春硕士学位论文《“歌化”的生活——平果壮族嘹歌文化变迁研究》(2015)以文化生态学理论从嘹歌文化生态的各层次对文化系统变迁进行分析研究,包括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还探讨了嘹歌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中央音乐学院白雪的博士论文《音声—社群形态互构——右江流域平果壮族嘹歌及歌圩活动研究》(2015)从民族音乐学的方法探讨右江中游流域所滋养的壮族嘹歌文化,研究在传统文化背景下社群和音声是如何相互构建的,以及音乐的功能意义在现代社会变迁中发生的变化,以流域人类学的视角观察音乐与人、音乐与生态和经济的互动关系。
美国生态学家朱利安·H·斯图尔特认为文化生态学就是对一个社会适应其环境的过程进行研究。
它的主要问题是要确定这些适应是否引起内部的社会变迁或进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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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广西壮族多声部民歌是适应环境发展的产物,并在此过程中引发了不同形式的变革,民歌烙印着时代的印记。
在新世纪,学者们针对民歌的发展趋势作出了判断,并提出了相应的改善措施。
侧重于探讨民歌的传承和发展趋势的研究有白翎的文章《广西黑衣壮民歌的传承与发展》(2005)探讨广西黑衣壮民歌的传承方式、保护作用和发展等。
毛艳《论广西平果壮族嘹歌的保护与传承》(2008)提出了平果嘹歌的保护和传承的设想。
蒋兴荣《对南宁国际民歌节后黑衣壮歌谣重建的思索》(2009)认为传统民歌的发展需要基于当地的文化,借助文化资源优势和科技手段并提高自觉意识达到传播和延续民歌文化的目的。
韦惠玲《邕宁壮族嘹罗山歌的传承和发展研究》(2012)论述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背景下邕宁壮族嘹罗山歌的传承和发展。
程艳、杨洋、高红艳《文化生态视域下广西马山壮族三声部民歌的传承和发展》(2013)阐述马山壮族三声部民歌的文化生态价值、传承和发展现状。
何颖、傅桂群《以原创特色激活文化品牌,以人文生态亮化自然生态——广西特色民歌“壮族三声部”文化产业规划思路》(2013)创建马山壮族三声部民歌产业,作为马山县的特色文化的三声部民歌有助于马山文化品牌的形成和产业的发展。
李常新《广西平果壮族嘹歌歌书的传播形态研究》(2014)研究嘹歌歌书作为传播嘹歌文化的媒介与符号在嘹歌的传承发展中的价值。
李德彪《壮族多声部山歌纳入高师声乐课程教学的思考》(2014)提出在高校进行壮族多声部山歌的教学以发展我国民族声乐。
梁肇佐、李慧《马山壮族三声部民歌生存现状调查分析》(2015)介绍了马山壮族三声部民歌的概况和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