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耳鼻咽喉科学发展史

中医耳鼻咽喉科学发展史
中医耳鼻咽喉科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与祖国医学同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专科的特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识，产生了与中医基本理论既有联系，又有特色的专科理论，成为祖国医药学宝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医耳鼻咽喉科学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理论的系统化、专业教育的系统化、正规化，以及临床诊疗与科学研究的专业化都是在最近三十年左右才出现的。

第一节中医耳鼻咽喉科学的萌芽时期
夏商至秦汉（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264年），是耳鼻咽喉科发展的早期，即学科的起源时期。

这一时期的特点，主要是耳鼻咽喉科领域的知识积累，并随着祖国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同时也产生了耳鼻咽喉科的基本理论。

一、耳鼻咽喉科知识的初步积累
经过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会生活实践经验和医学实践经验的越来越丰富，促进了古代医药学的发展，同时也使耳鼻咽喉科方面的知识得到初步积累。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病证的初步认识。

早在夏商时代，我们的祖先对身体各部位的名称就有了比较固定的概念，对耳鼻咽喉的生理和疾病已有了初步认识。

在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已有首、面、眉、目、
鼻.、耳、口、舌、齿及其他部位名称的记载，从文字的结构上看，当时已知道耳听声音，鼻嗅气味的机能。

在卜辞中有“贞旨自病”、“贞病耳”的记载，以及疾耳、疾自（鼻.）、耳鸣、疾言、疾音等专用病证名称。

西周时代，从《山海经》所见，又出现了聋、噬痛、哂（咽部噎塞）等病名。

春秋战国时代，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所见，已有耳鼻咽喉病证名十多种二十多个，如噬睢（疽）、鼻抉（缺，即鼻畸形）、耳疆（耳郭冻疮）等等，并淘汰了甲骨文中一些笼统的名称（如疾耳、疾言等）。

从这一时期的多种著述中还可见到更多的病证名，说明了对病证认识的具体化及其准确性的提高，也说明了对具体病证有了进一步明确的概念。

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这是关于耳聋最早的明确定义。

其二，病因的认识。

夏商时代，对疾病发生原因的认识尚处于蒙昧状态，认为是祖先的“作它”。

春秋时代，认识到饮食、起居、哀乐、纵欲近女室，阴阳风雨晦明等天之六气，以及地域不同等因素，皆可导致疾病。

这在当时对各科疾病病因病机的认识都具有指导意义。

在战国时代，随着祖国医药学的全面发展和进步，耳鼻咽喉科领域的病因病机认识也更加全面和完善，这在《内经》中得到充分反映。

其三，早期的耳鼻咽喉疾病防治。

夏商至春秋战国时代的耳鼻咽喉科疾病防治主要为祈祷祭祀、内治、针灸、导引、外治等方法。

在内治方面，多以某药治某病。

如《山海经》中有“文茎，可
以己聋”，“雕棠食之已聋”。

针灸的使用则比较广泛。

春秋时已形成分经施治的原则，战国时代则进一步形成了“泻有余，补不足”等一些基本治则治法。

导引方面，与《五十二病方》同时出土的《导引图》中有“引聋图”。

春秋战国时代的导引，既用于延年益寿，也用于临床治疗，可惜年代久远，多已失传。

春秋战国时代的外科学领域已达到较高水平，但目前尚无资料证明先秦的耳鼻咽喉科学外治情况。

汉代耳鼻咽喉科学的成就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O预防方面，《山海经》记载了佩药防病的方法，如《南山经》说“旋龟佩之不聋”，《内经》亦提出了“冬不按跻”和“冬取井荥”以预防鼻蝴的方法。

反映了早期的耳鼻咽喉科领域防治学思想和方法。

除上述以外，据《周礼・天官》载，春秋时代的医事制度已有了疾医（内科）、食医（营养师）、疡医（外科医师）和兽医等职务之分。

同时，眼、耳、鼻、口、二阴被作为一个独特的功能系统（九窍）来认识。

如《管子.心术》：“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

心处其道，九窍循理。

”因此，把五官作为临床学科初步产生了某种可能性。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扁鹊（约公元前519年一前479年）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

”因此，扁鹊可说是中医五官科最早的专科医生。

二、耳鼻咽喉科基本理论的萌芽
春秋后期至战国初，由于哲学、思想领域阴阳、五行、精气神学说的兴起，促进了先人对生命现象和生命科学的研究，从而加速
了祖国医学基本理论，特别是脏腑经络学说的形成过程。

其中，对人体发生学、脏腑经络学的探讨，产生了“官窍脏腑相关学说”的萌芽。

如《管子.水地》说：“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

三月如蛆，蛆者何？曰五脏：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

五脏已具，而后生肉。

脾生膈，肺生骨，肾生脑，肝生革，心生肉。

五肉已具，而后发为九窍。

脾发为鼻.，肝发为目，肾发为耳，脑发为窍。

五月而成，十月而生。

”这种五脏与五官、五体的认识虽不尽正确，却是《内经》关于脏腑官窍相关理论的主要基础，并得到进一步修正与发展，成为脏腑官窍相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医耳鼻咽喉科学的奠基——《内经》
一般认为，《内经》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集先秦医学之大成，不仅全面地阐述了祖国医学基本理论的学术特点,也奠定了临床各学科发展的基础。

至此，耳鼻咽喉科得到了首次全面的总结，并初步形成了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官窍脏腑相关学说。

㈠《内经》中的官窍脏腑相关学说
《内经》中的官窍脏腑相关学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用五行学说阐述官窍与脏腑的相互关系。

认为耳和二阴与肾同属于水，舌与心同属于火，目与肝同属于木,鼻与肺同属于金，口与脾同属于土。

其二，用脏腑学说阐述官窍与脏腑的相互关系。

认为五官分别受五脏六腑之精气所注才得以各司其职。

如《灵枢・脉度》说：
“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

”认为官窍与脏腑表里相应，脏腑的病变可产生官窍疾病，或从官窍而反映。

其三，用经络学说阐述脏腑与官窍的相互关系。

认为经络内贯脏腑，外达肌表、官窍，网络全身，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是沟通上下表里，联络五脏六腑、五官、五体、四肢百骸的纽带。

因此，五官无不与经络密切相关，并由此加强了五官与脏腑及整体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㈡耳鼻咽喉科的全面总结
《内经》对耳鼻咽喉科领域临床问题的论述，其内容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耳鼻咽喉科学实践的概貌。

《内经》记载的耳鼻咽喉病证名有近四十种五十来个,为先秦著作中最丰富者。

对疾病多按部位和病证特点命名，如耳痛、噬肿、喉痹、鼻渊等，体现了中医识病的特点。

对
病证的认识，在某些方面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或深度。

如《素问.至真要大论》关于“厥阴之胜，耳鸣头眩，愦愦欲吐，胃膈如寒”的描述，与今之膜迷路积水相似，比法国医师ProsperMeniere （1799—1862）的报道早二千年左右。

《素问.气厥论》所谓“胆移热于脑，则辛娟鼻渊。

鼻渊者，浊涕下不止也”与今之鼻窦炎相似。

《内经》对耳鼻咽喉疾病的病因病机认识，继承了春秋时代
诸子各家对人体疾病病因病机认识的特点，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很大发展。

认为环境、气候（六淫）、精神（七情）及生活状态（饮食、起居、劳逸）等因素的改变、异常，及地域的差别，皆可导致机体脏腑、经络、气血、津液、阴阳的寒热虚实变化而发生疾病，耳鼻咽喉疾病的发生亦然。

《内经》集中反映了耳鼻咽喉科领域疾病的防治学思想和方法。

预防方面，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

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明，气立如故。

”《素问.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

”提出了顺应四时，避其邪毒等一些基本原则。

在治疗方面，主要有药物内治、针灸、导引。

特别是在内治方面，提出了“病生于咽噬，治之以甘药”的法则，为历代医家治疗咽喉病所常用；而《灵枢.刺节真邪》所谓“刺邪以手坚按其两鼻窍而疾偃，则声闻于耳”的导引方法，即今之自行咽鼓管吹张法，比国外（AntonioValsalval704）同类介绍早两千年左右。

四、秦汉时代耳鼻咽喉科领域的进展
秦汉时代实际上主要是汉代（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64年），医学发展的总趋势，主要是《内经》理论进一步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充实和发展，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得到初步尝试。

其中特别是在药物、方剂和建立辨证论治体系方面,有较大成就。

这一趋势对耳鼻咽喉科领域的进展产生了重大推动作用。

㈠耳鼻咽喉科发展的一般概况
解剖生理方面，在《内经》的基础上，《难经》对咽喉的解剖作了进一步的修正与补充，对耳鼻生理亦有进一步的认识。

认为肺主声，故令耳闻声；心主嗅，故令鼻知香臭（第四十难）。

治疗方面，当时已有资料记载外科手术疗法、吐法在咽喉科的运用。

如《淮南子.汜论训》载：“喉中有病，无碍于息，不可凿也。

”凿者，切开排脓等法之谓也。

可见当时切开排脓方法已运用于咽喉科临床，并初步规定了其适应症与禁忌症。

据《汉书》记载，华佗见一病噎者，食不得下，令用蒜迷取汁，服之立吐，是用吐法治疗咽喉疾病的最早记载。

《伤寒杂病论》对耳鼻咽喉的治疗经验则更加丰富。

药物方面，《神农本草经》载药365种，其中有数十种是耳鼻咽喉科常用药。

如上品药中载：菖蒲味辛温，开心孔，补五脏，通九窍，明耳目，出声音；远志味苦温，利九窍，益智慧，耳目聪明；细辛味辛温，明目，利九窍。

中品药中载：磁石味辛寒，除大热烦满及耳聋；通草味辛平，通利九窍；厄（桅）子辛味苦温，主酒疱髓鼻。

下品药中载：半夏味辛平，主喉咽肿痛；射干味苦平，主喉痹，咽喉不得消息
守守。

㈡《伤寒杂病论》对耳鼻咽喉科学的贡献
东汉时期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其成就是多方面的，对耳鼻咽喉科发展的贡献主要
有三个方面。

其一，辨证论治的首次应用。

《伤寒杂病论》继承和发展了《内经》理论，创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

书中涉及到许多耳鼻咽喉病证，如耳聋、眩晕（头眩、目眩、眩冒等）、耳前后肿、鼻干、鼻燥、喷嚏、头痛、鼻塞、鼻涕（鼻中出涕、出清涕、吐浊涕）、鼻蜘、咽（喉）干（燥）、咽（喉）痛、咽塞、咽中生疮、喉痹、声音嘶哑（咽嘶、语声不出、声温、声嘤、语声喑喑然等）、气上冲咽喉不得息、喉咽噎塞、梅核气（气上冲咽状如炙肉、妇人咽中如有炙衡）、狐惑、咽喉不利等。

并最早将喉痹从咽痛解释，首次形象描述梅核气一病。

因此，使得辨证论治的原则，特别是药物内治的辨证论治原则在耳鼻咽喉科中得到相应运用。

其二，治疗方法的贡献。

一是以药物含服治疗咽喉病，内外兼治的方法如苦酒汤含服，为历代医家争相仿效。

二是从耳鼻咽喉领域的角度，提出了几种抢救危重病的方法，如《金匮要略》救卒死方，用迷汁灌鼻中，及迷汁灌耳中并吹皂荚末于鼻中；小儿卒死而吐利者，用菖蒲屑吹两鼻孔中，并以桂屑含舌下。

这也是滴鼻法和吹鼻法治病的最早记载。

其三，有效方剂的贮备。

《伤寒杂病论》保存下来的近三百首方剂中，有近五十首方剂，至今仍是耳鼻咽喉科处方用药的基础。

特别是桂枝汤、苓桂术甘汤、泽泻汤、半夏厚朴汤、甘草汤、桔梗汤等都是耳鼻咽喉科常用的“经方”。

第二节中医耳鼻咽喉科学的奠基时期
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公元265—959年）时期，祖国医学在基本理论方面的进展不大，而主要是医疗实践经验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因此，对疾病的认识、方剂的创制、药物及其功效的新发现等方面有较大进步，促进了学科的分化及其发展，从而使耳鼻咽喉科初具规模，为尔后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五官专科化的形成
春秋末，扁鹊作为最早出现的五官科专科医生和《内经》有关五官科的基本理论，为五官科专科化提供了沿革和理论上的准备。

汉代以后，临床医疗经验的积累，使得各科疾病病证名迅速增多，治疗方法逐渐丰富，出现了大量的方书。

如《隋书经藉志》所载医书3953卷，其中医方类占94%弱。

由此产生了著述中的医方归类方法及著述中的五官专科化。

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和葛洪《肘后备急方》最早将眼耳鼻咽喉口齿等五官科病证内容作专卷论述。

至隋代，有甘浚之《甘氏疗耳眼方》十卷，惜书已早佚，无从窥及其内容。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将眼、耳、鼻.、口齿、咽喉各分专卷论述，同时将小儿五官科病证亦分专卷论述，为世界上最早的小儿五官科专科全书。

所有这些，为五官科专科化的形成准备了基本条件。

唐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达和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终于使五官科专科化得以实现。

公元624年，唐政府所设太医署，掌管医学教育，学生分为医、针灸、按摩、咒禁四科，其中医科又分为体疗（内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齿科（五官科）、角法等五个专业。

耳目口齿科专业，每届学习四年，学生两人。

五
官科学教育的专科化，是五官科学，也是耳鼻咽喉科学历史上的里程碑。

公元625年，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首次把五官病证冠称七窍病，并以专卷的形式，完全独立地介绍了五官科病证及其经验积累，内容之丰富堪称空前。

可见唐代的耳鼻咽喉科已初具规模。

二、病证认识的进步
两晋至隋唐时代，对耳鼻咽喉科疾病的认识无论从深度或广度上都有很大进步。

隋代巢氏《诸病源候论》是我国最早的病理学专著。

全书列症67门1729种病候，其中耳鼻咽喉病候130多种，病证30多种。

其对病因病理的认识以《内经》理论为基础，对后世耳鼻咽喉科发展颇具影响。

如第29卷耳疼痛候说：“凡患耳中策策痛者皆是风入于肾之经也。

不治，流入肾，则卒然变脊强背直，成痉也。

若因痛而肿生痈疮，脓溃邪气歇，则不成痉”。

提出了耳中痛不治则有可
能成痉的危险，即后世所谓黄耳伤寒；所指耳痛而生痈疮，脓溃邪气歇则不成痉者，多为脓耳或耳疔（化脓性中耳炎或外耳道疗）。

说明当时对病证的观察十分细致。

在尸咽候中说：“尸咽者，谓腹内尸虫上食人喉咽生疮，其状或痒或痛，如甘匿之候。

”这可能是指咽部结核。

在第30卷中，对喉痹最早从咽喉危重症认识，并提出了“马喉痹”之名，开了后世关于喉痹分类的先河。

又如《备急千金要方》对耳鸣耳聋的病候分类，在《诸病源候论》分为耳聋、劳聋、耳风聋、久聋、耳鸣等候的基础上，增加了气聋、毒聋、耳
聋有脓、耳聋干盯耳宁不出等病候，说明了对耳聋病因病机认识的全面性又有进一步发展。

王冰在注释《素问》时，增补了六篇大论，在《至真要大论篇》中，提出了“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的认识，对后世关于眩晕、耳眩晕病机证治认识影响颇大。

三、治疗方面的进步
这一时期在耳鼻咽喉科诊疗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外治方法的丰富多采，以及对内治专科用药选择、针灸疗法常用穴位选择方面的进步。

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在《内经》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针灸穴位，充实和发展了针灸学在耳鼻咽喉科的内容。

如在第20卷中论耳鼻咽喉病针灸疗法的用穴达64个之多。

葛洪《肘后备急方》首次记载了耳道、气道、食道异物及多种处理方法，在当时，不仅具有科学性，也具有先进性。

《诸病源候论》大量记载了耳鼻咽喉科导引法,后世历代医家常为引用。

唐代耳鼻咽喉科疾病临床经验的积累则更为丰富，如《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有大量关于耳鼻咽喉科疾病内治、外治、针灸、硬法、导引、食疗等方法，尤以外治为多。

如外治剂型与给药方式均有多种。

特别是对脓耳的外治认为要先用纸拭净脓液再外用药,并首载乳蛾烙法，对耳鼻咽喉病证的针灸用穴达到130多个。

在药物方面，唐政府组织编纂的《新修本草》在《千金翼方》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丰富了耳鼻咽喉科病证通用药物，列录喉痹痛、鲤、鼻蜘、耳聋、鼻息肉、声音嘶哑等症之通用药共48味。

王涛《外台秘要》关于耳鼻咽喉科的内容更加丰富，收方300多首，其中耳科110
多首，鼻科近50首，咽喉科150多首。

第三节中医耳鼻咽喉科学的发展时期
宋金元时代（公元960—1368年），由于传统的唯物主义哲学对于极端唯心主义理学的抗衡性发展，学术争鸣活跃；也因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科学文化交流，加速了医药科学的发展。

而且，由于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对病证种类以及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和临床医疗处方用药规律的掌握，均有很大进步，从而为病证的进一步分类、病因病机的深入探讨与归纳，以及改造旧理论，创造新理论，提供了雄厚的实践基础。

因此这一时期的耳鼻咽喉科学发展，除了病证认识及临床治疗方面的进步外，最为突出的是解剖生理学、病因病理学的进步与学术理论的新探讨，其中特别是金元四大家对耳鼻咽喉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发展的一般概况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其一，解剖生理学进展。

金元时代对耳鼻咽喉解剖生理认识的进步，突出地表现为对咽喉的解剖生理认识。

如宋代王怀隐等著《太平圣惠方》在《内经》关于咽喉解剖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咽为胃之系，喉为肺之系的认识,对后世关于咽喉生理病理学的认识产生了深远影响。

苏轼与沈括的《苏沈良方》继《难经》之后，又一次记载了咽喉解剖，否定了当时一些人认为咽喉有水喉、食喉、气喉之分的错误认识。

金代张从正《儒门事亲》进一步
阐述了会厌与喉在生理上相互配合的作用，而且认为会厌以下为吸门，与《难经》中关于会厌为吸门之说相比似乎更为合理。

南宋杨士瀛《仁斋直指方》指出：“心为声音之主，肺为声音之门，肾为声音之根。

”对声音与脏腑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其二，病证认识的进展。

宋代陈无择《三因方》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金匮要略》的“三因学说”，并运用于耳鼻咽喉科领域，将复杂的病因病机删繁就简，提纲挈领，归纳为六淫外感、七情内损、饮食劳逸不内外因等三类病因病理。

并指出：“五脏久咳则声嘶，嘶者喉破也，非咽门病。

”从而纠正了《备急千金要方》以来关于声嘶为咽门破的错误认识。

金代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最早描述了单纯性慢性鼻炎的症状特点。

张从正《儒门事亲》最早对乳蛾病因病机及其病状进行了描述，并与有关病证相鉴别。

南宋严用和在总结前人关于耳鼻咽喉病因病机认识的基础上，明确阐述了耳病归咎于心肾，鼻病归咎于肺，咽喉病归咎于肺胃的观点,对《内经》中关于官窍脏腑相关理论的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仁斋直指方》继《金匮要略》之后，进一步阐述了梅核气一病的病因病机及其症候“人有七情，病生七情 ..................... 七气相干，痰涎凝结，如絮如膜，甚如梅核，室塞于咽喉之间，咯不出，咽不下。

”梅核气之称即由此而来。

其三，疾病分类的进展。

南宋汤民望《婴孩妙决论》首次将脓耳分为聘耳、脓耳、缠耳、沮耳、震耳等五类（见《幼科类萃》）,对后世关于脓耳的分类有一定影响。

张从正《儒门事亲》首次将喉
痹分为八症（实际上只有七症）是古代将喉痹泛指咽喉牙舌病证的肇端。

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将“喉痹八症”更名补充为“一十八种喉风症”，其中包括了咽喉口齿牙舌病证，开了咽喉口齿病证以风命名的先河。

这些分类方法虽然在临床并无多大意义，但对明清时代的著书立说却影响颇大。

其四，防治方面的进展。

这一时期以外治方法进展较大。

据《梦溪笔谈》载：“世人以竹木牙骨之类为叫子，置入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谓之颗叫子。

尝有病瘩者，为人所苦，烦冤无以自言。

听讼者试取叫子，令颗之作声，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冤获伸。

”可见十一世纪中叶，我国就有了类似人工喉问世。

宋代用切开排脓法治疗咽喉部痈肿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如赵佶《圣济总录》第122卷载“咽喉生痈善用针者，辨其可刺，宜速破之，仍施以点饵之剂。

”窦材《扁鹊心书》及党永年《神秘名医录》均载有用切开法治疗咽喉痈肿的案例。

《儒门事亲》第七卷中首载了用器械取出咽喉异物的方法。

另外，宋朝政府组织编写的《太平圣惠方》搜集了在此之前的耳鼻咽喉内外治方有三卷，连同散见于其他各卷者近900首。

这一时期的内治，尽管提出了一些新的治疗原则，但在与方剂和药物的选择运用有机地结合,即运用辨证论治方面，还并不充分。

其五，学科分类的进展。

宋代的医学教育分为九科，眼科从耳目口齿科中分化出去，设立了口齿兼咽喉科，每届学生10人。

元代又分为13科，并将口齿与咽喉分开，各自独立成科。

宋金元
时代的五官科分科在名谓上无耳鼻之称。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自有医学分科以来，这种分科教育的目的仅仅只是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服务的，因此所培养的学生极少。

在民间的医疗实践中，耳鼻咽喉疾病的内容多归属于内、外、儿科等一些“大科”之中，这是古代医著中没有包括耳鼻咽喉在内的五官科专著的根本原因。

二、金元四大家在耳鼻咽喉科领域的学术思想及其贡献
金元四大家，即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

他们的学术思想不仅对祖国医学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和推动作用，而且在耳鼻咽喉科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

刘完素：其学术思想以火热论著称于世，被后世医家称为寒凉派。

刘完素遗著中论述到的耳鼻咽喉疾病有耳鸣、耳聋、眩晕、鼻蚓、孰、嚏、鼻室、鼻渊、厉风（包括鼻部麻风）、喉痹、咽喉不利、暴瘩等十来个病证。

其在耳鼻咽喉科学术方面的建树或影响主要有二个方面。

一是认为耳鼻咽喉科疾病多属于火。

如《素问玄机原病式》说：“掉，摇也；眩，昏乱旋运也，风主乎动故也。

所谓风气甚而目眩运者，
由风木旺，必是金衰不能制木，而木复生火。

风火皆属阳，多为兼化；阳主乎动，两动相搏，则为之旋转 .............. 经曰：曲直动摇，风之动也。

眩晕而兼呕吐者，风热极甚故也。

”这是对《内经》“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病机的精辟阐述，也是最早从风火为患解释眩晕的著名论述。

又说：“鼻窒，窒、塞也。

火主真愤肿胀，故热客阳明而鼻中真胀则窒塞也。

或谓寒主闭藏，妄以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