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时尚的跨文化建构与海内外传播特征研究

旗袍时尚的跨文化建构与海内外传播特征研究
作者：龚建培严宜舒
来源：《中国艺术》2024年第01期
摘要：文章通過历史文献和史实，阐释“旗袍”的本体概念，以及旗袍产生、发展中“中西融合”的跨文化建构特征。

同时，以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从人流传播、文化传播、大众传媒传播、商业传播等方面分析、探讨旗袍时尚的传播模式和传播途径，阐述对旗袍时尚传播中诸多问题的认知和思考。

关键词：旗袍时尚跨文化建构海内外传播
中国的旗袍起源于20 世纪20 年代初的民国时期，也称为“民国旗袍”，是近代中国女性服装的典型代表和中国服装史上的第一款女性时装。

旗袍在近代的产生与发展，与当时的社会变革、男女平权等因素相关，但西方服饰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影响也是重要的方面。

旗袍时尚的建构，虽说可视为“西风东渐”下东西方服饰时尚相互融合的过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过程和结果明显呈现出以西方服饰文化和生活方式为观念主体、东方女性美为内核、中国服饰文化符号为廓形的跨文化建构特征，是中西方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产物。

这种跨文化建构的特征，一直
存在于旗袍产生、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之中，同样也存在于旗袍时尚传播的整个过程之中。

因而，本文以旗袍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为基本线索，通过考察旗袍时尚的跨文化建构的过程及特征，探讨旗袍文化在域内、域外的传播模式、途径及叙事方式，以期旗袍文化、旗袍时尚在新时期可以得到更辉煌的发展和传播。

一、从“旗袍”的起源、发展看旗袍时尚的跨文化建构特征
我们现在常说的“旗袍”专指民国以后兴起的现代女性“袍”服。

但在某些服饰史、旗袍史研究文献以及一些时尚文论中，对“旗袍”一词的定义、解释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歧义和误读。

在谈论旗袍时尚建构和传播等相关问题之前，有必要对“旗袍”一词的内涵进行准确的界定，对旗袍时尚的建构过程、特征进行简要的阐述，以便以科学的视角来认知和研究旗袍的传播途径及特征。

（一）“旗袍”名称内涵溯源
通过了解，发现最容易引发歧义的就是旗袍中的“旗”字。

由于清代与旗人相关的很多概念、物件常常被冠以“旗”的前缀，如“旗主”“旗丁”“旗籍”“旗田”“旗装”“旗帕”等，因而从“旗袍”产生之日起，就常被误认为是清代旗人的一种袍服或旗人袍服的变体。

从目前可以检索到的文献资料来看，清代文献中尚未见“旗袍”的称谓及相关记载，当时的旗人也未称自己的女性袍服为“旗袍”。

因此，“旗袍”与清代旗人的袍服并无称谓上的直接关联，也无直接、明确的传承关系。

如果将“旗袍”视为“旗女之袍”“源于旗人之袍”，或是将旗袍视为是清代旗女袍服的直接演变或延续的话，难免有望文生义之嫌。

“旗袍”一词比较频繁地出现在报端，应该在清朝灭亡多年后的民国初期（1920—1922 年）。

最初所指旗袍类型宽泛而不甚明确，主要指马甲旗袍、暖袍、女子所穿男式袍服等，并非特指20 世纪20 年代后出现的旗袍。

1920 年，“旗袍”一词出现之初，就有人对“旗”字冠在“袍”前的这一词组提出质疑：“近来海上女界旗袍盛行，闺秀勾栏，各竞其艳。

夫人之装饰原无一定，惟旗袍之名，若有宗社党之臭味……故我以为袍可着，惟不可以旗名，无已，其改称为暖袍乎！”[1] 其作者认为使用“旗”字有“宗社党之臭味”的嫌疑，很明显是要与清朝遗老遗少的“保皇派”划清界限。

景庶鹏在1924 年指出：“至近二年来（约1921—1922年），冬日妇女多穿旗袍。

此种旗袍，并非北地旗妇所着之旗袍。

长亦只过膝三四寸，袖领腰，亦与普通妆同。

颜色，中年多用灰色，少年则杂着各色，衣边袖边滚边不滚，俱有御寒之具。

”[2]在这里，景庶鹏明确提出20 世纪20 年代出现的旗袍并非清代旗人女性所穿着的袍服，并从长度、袖、领、腰、色彩、装饰等各个方面说明了旗袍与旗人袍服的区别，还特别强调了其“御寒”的特点。

李寓一在《二十五年来各大都会妆饰谈》中也曾说：“政变（辛亥革命）后，……外套之形式，有一口钟[3]、旗袍、大衣三种。

先专为冬季御寒之用，近则秋季亦用之。

相习既久，遂流为妆饰。

”从以上引文中我们可以明确认识到，旗袍大概产生于辛亥革命时期，可见社会与观念的革命是服装变革的先导和决定因素。

同时，也可以看出，“为冬季御寒”的暖袍是旗袍发展的主要原型之一。

在“旗袍”称谓频繁见诸报端的20 世纪20年代初，正值服饰变革的特殊时期，服装的杂乱无序也决定了“旗袍”称谓的莫衷一是，直至1926 年左右才逐渐将“旗袍”约定俗成为民国时期旗袍的通俗称谓或特指称谓。

上述之论点，我们也可以从民国时期的报刊文献中找到充分的论据。

比如，旗袍研究学者王宇清认为，民国时期“袍服忽又渐行，世俗不明古礼，乃统称女袍为‘旗袍’，盖谓清代旗妇袍服的再起”。

[4] 此观点为“旗袍”为何“姓旗”的推断之一。

另一种相似观点认为，在清政府长达近300 年的统治下，人们已经形成了“女子穿袍服= 旗女袍服”的历史记忆模式，因而在20 世纪20 年代新兴袍服出现初始，难免会给人“旗女袍服”的联想，在“袍”前冠以“旗”字亦不难理解了。

因此，旗袍并非“旗女之袍”的直接传承，而是受社会变革和多种服饰文化元素影响的结果。

（二）旗袍时尚的多元文化建构
在认知民国旗时期袍时尚的建构问题时，必须厘清的是旗袍时尚并非发源和兴起于当时由满族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北方，而是在东南沿海最早开埠的港口城市之一的上海。

1927 年，镌冰女士在《妇女装饰之变化》一文中指出，近代“中国女子装饰的发源地，当然要推上海了，因为上海是个通商码头，最容易吸收外来的新潮流，将它融化后变成一种东方的新格局；所以上海的装饰，几乎时时刻刻变，几天便是一个新花样”[5]。

此观点明确道出了旗袍得以在上海出现和发展的深层原因。

旗袍在上海这样一个东西文化交融的大城市中产生和发展，就不难理解为何其从产生之初就带有西方服饰文化的影子。

1940 年《良友》画报刊登的文章《旗袍的旋律》认为，旗袍这两个字虽然指的是满清女子的服装，但从北伐革命后开始风行的旗袍，早已脱离了满清服装的桎梏，而逐渐模仿了西洋女装的式样，成为现代中国女子的标准服式了。

[6] 此论述表明，在民国时期旗袍产生和流行的过程中，清代袍服的影响甚微，而西方服饰文化则是显而易见的影响因素之一。

笔者强调旗袍跨文化建构的过程及实质，目的在于明确旗袍及相关服饰中西文化融合的基本属性，说明旗袍是在传统满、汉袍服基础上吸收西方服饰元素和着装观念发展而来的史实。

虽说旗袍在产生初期在形制上承袭了中国传统袍服的“连身连袖”“十字形平面结构”裁剪方法以及立领、盘纽、摆侧开衩、右衽或双襟等元素，但使旗袍成为近代女性时装的最主要的推动力，还是在于西方服饰文化的影响。

这点可以从旗袍定型以后西方服饰的元素越来越多，传统袍服的元素逐渐减少的变化过程中得到印证。

另从穿着者的角度来看，清代旗女袍服与民国时期旗袍在服用功能上的最大区别在于：清代旗女袍服主要昭示的是等级制度和衣饰本身，而旗袍从雏形阶段开始则主要体现穿衣之人的美，并且在不断的发展中越来越注重凸显女性身体的曲线之美。

二、旗袍时尚的传播模式、途径及叙事特征
旗袍产生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从廓形发展来说也经历了马甲旗袍、倒大袖旗袍、经典旗袍、改良旗袍、花样旗袍和现代旗袍等阶段。

每个阶段既是旗袍时尚的建构、重构与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旗袍时尚不断传播的过程。

从旗袍时尚的传播模式来看，主要有物质传播、迁徙
传播、教育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途径主要有人流传播（名人、群体以及实物馈赠活动等）、文化传播（文化活动、教育活动等）、大众传媒传播（展演、影视、文学、网络等）、商业传播（商品、商业活动等），而在地域上则分为域内和域外传播两大类。

（一）20 世纪20 至40 年代的传播途径与叙事特征
在旗袍时尚的萌芽阶段，其传播特点比较特殊。

笔者研究发现，旗袍时尚的产生源于社会中下层少数女性活跃者的创造和引领，然后通过各阶层女性的尝试、创造、模仿、推广，逐渐在各个阶层扩散、传播开来，属于一种群体聚合性的时尚传播。

这一传播特征颠覆了中国千百年来从上至下的服饰传播模式。

国民政府在1929 年颁布的《民国服饰条例》，顺势而为地将
已经得到广大女性认可和亦已流行的旗袍，列为民国女子礼服的一种和唯一的公务员制服。

[7] 其传播的主要途径在阶层上表现为从下至上的传播，地域上表现为从上海向全国城市、乡镇再到乡村的传播。

同时，也通过在华的外国人以及文化艺术交流、商业贸易等途径对海外进行传播。

在20 世纪20 至40 年代的旗袍时尚传播中，商业传播主要有报纸杂志、月份牌广告等。

其中，《良友》《玲瓏》《妇女杂志》《图画周刊》《妇人画报》等画报和杂志，不仅在封面、封底上展现了各阶层女性的旗袍样式，而且通过文字、图片向女性读者传达旗袍的时尚信息，介绍流行的旗袍特点、风格、制作方法等，在旗袍时尚的发展与传播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为当时传达最新观念和物质信息的商业广告媒介——月份牌，也从多个角度表现了穿着旗袍的新女性形象。

月份牌的画家们在表现旗袍款式时都极尽写实、细腻、精确之能事，使旗袍的款式、面料纹样、装饰元素清晰得可以成为效仿的摹本，也成为很多女性制作旗袍时的重要参考。

在这一时期旗袍时尚的传播过程中，政界宝眷、名媛、影剧明星、女学生等在各类场合和社会活动中演绎着属于她们的“旗袍秀”，并成为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无形中促进了旗袍时尚的发展和传播。

其中，最有影响力和传播力的无疑首推宋美龄女士。

她对旗袍的热衷、偏爱，不仅影响到国内女性的审美以及对旗袍的选择，在国际交流中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1937 至1943 年间，美国《文学文摘》《生活》《时代》《人物》等杂志的封面上都曾刊登过宋美龄身着旗袍的照片，其传播力不言而喻。

此外，首位闯荡好莱坞的华裔女影星黄柳霜在这一时期也极大推动了中国旗袍时尚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

她对旗袍时尚的演绎，让世界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风的真谛，也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旗袍的浪漫气息。

1934 年，美国好莱坞服装设计
师特拉维斯·班通（TravisBanton）就曾为黄柳霜设计过一件有金龙刺绣图案的旗袍，使黄柳霜一度成为中国旗袍在好莱坞的代言人。

从黄柳霜众多穿旗袍的图像中，不仅可以看出她对旗袍的热爱，也可以想到她通过穿着各种款式和面料的旗袍，对海外服饰文化以及中国旗袍文化的国际交流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20 世纪50 至70 年代的传播途径及叙事特征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旗袍时尚在国内的传播特征主要体现为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基础上的一种延续。

由于整体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的限制，以及服饰配件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这时期女性的旗袍普遍趋于简洁，款式相对保守、衣身宽松、开衩较低，体现为以朴素实用为主的风格特征。

而后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是中国旗袍时尚传播的一个断层期。

关于这个阶段中国旗袍的海外传播，比较突出的是人口迁移带来的家族、社区传播模式。

笔者曾参与鉴定的上海大学博物馆主办的“海上明月轻裾随风：江南望族与海派旗袍”特展，展出了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实业型家族——荣氏家族的8 位女眷穿着过的各类旗袍近百件，其中50 至70 年代的旗袍占一定数量。

这些旗袍的所有者，大部分为20 世纪50 年代以后生活在中国香港和海外的荣氏女眷。

她们的旗袍表现出显著的“中西合璧”特征。

其中旗袍套装占一半多，即一般是一件中式旗袍，外配一件与旗袍色彩、面料相同或相似的西式外套。

在这些旗袍实物中，20 世纪50 至70 年代的旗袍使用的面料国产和进口兼有，领和开襟处一般很少使用传统的盘扣，多用摁纽和拉链。

从老照片和旗袍实物的风格上看，显现出较强的家族传播的特征。

可见，这一时期移居海外的中国女性通过穿着旗袍，对海外的服饰文化产生影响的同时也传播了中国旗袍文化。

1949 年之后，随着以上海为代表的内地移民南迁进入中国香港，海派旗袍在中国香港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从而开创了20 世纪50 至70 年代旗袍在中国香港的黄金时期。

[8] 在此传播阶段，温婉优雅的海派旗袍受西方“超短”服饰时尚的影响，下摆上升至膝盖的位置，开衩变高，廓形上也大大夸张了女性胸、腰、臀的曲线，将西方的性感表达融入其中。

笔者强调旗袍跨文化建构的过程及实质，目的在于明确旗袍及相关服饰中西文化融合的基本属性，说明旗袍是在传统满、汉袍服基础上吸收西方服饰元素和着装观念发展而来的史实。

虽说旗袍在产生初期在形制上承袭了中国传统袍服的“连身连袖”“十字形平面结构”裁剪方法以及立领、盘纽、摆侧开衩、右衽或双襟等元素，但使旗袍成为近代女性时装的最主要的推动力，还是在于西方服饰文化的影响。

这点可以从旗袍定型以后西方服饰的元素越来越多，传统袍服的元素逐渐减少的变化过程中得到印证。

另从穿着者的角度来看，清代旗女袍服与民国时期旗袍在服用功能上的最大区别在于：清代旗女袍服主要昭示的是等级制度和衣饰本身，而旗袍从雏形阶段开始则主要体现穿衣之人的美，并且在不断的发展中越来越注重凸显女性身体的曲线之美。

二、旗袍时尚的传播模式、途径及叙事特征
旗袍产生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从廓形发展来说也经历了马甲旗袍、倒大袖旗袍、经典旗袍、改良旗袍、花样旗袍和现代旗袍等阶段。

每个阶段既是旗袍时尚的建构、重构与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旗袍时尚不断传播的过程。

从旗袍时尚的传播模式来看，主要有物质传播、迁徙传播、教育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途径主要有人流传播（名人、群体以及实物馈赠活动等）、文化传播（文化活动、教育活动等）、大众传媒传播（展演、影视、文学、网络等）、商业传播（商品、商业活动等），而在地域上则分为域内和域外传播两大类。

（一）20 世纪20 至40 年代的传播途径与叙事特征
在旗袍时尚的萌芽阶段，其传播特点比较特殊。

笔者研究发现，旗袍时尚的产生源于社会中下层少数女性活跃者的创造和引领，然后通过各阶层女性的尝试、创造、模仿、推广，逐渐在各个阶层扩散、传播开来，属于一种群体聚合性的时尚传播。

这一传播特征颠覆了中国千百年来从上至下的服饰传播模式。

国民政府在1929 年颁布的《民国服饰条例》，顺势而为地将
已经得到广大女性认可和亦已流行的旗袍，列为民国女子礼服的一种和唯一的公务员制服。

[7] 其传播的主要途径在阶层上表现为从下至上的传播，地域上表现为从上海向全国城市、乡镇再到乡村的传播。

同时，也通过在华的外国人以及文化艺术交流、商业贸易等途径对海外进行传播。

在20 世纪20 至40 年代的旗袍时尚传播中，商业传播主要有报纸杂志、月份牌广告等。

其中，《良友》《玲珑》《妇女杂志》《图画周刊》《妇人画报》等画报和杂志，不仅在封面、封底上展现了各阶层女性的旗袍样式，而且通过文字、图片向女性读者传达旗袍的时尚信息，介绍流行的旗袍特点、风格、制作方法等，在旗袍时尚的发展与传播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为当时传达最新观念和物质信息的商业广告媒介——月份牌，也从多个角度表现了穿着旗袍的新女性形象。

月份牌的画家们在表现旗袍款式时都极尽写实、细腻、精确之能事，使旗袍的款式、面料纹样、装饰元素清晰得可以成为效仿的摹本，也成为很多女性制作旗袍时的重要参考。

在这一时期旗袍时尚的传播过程中，政界宝眷、名媛、影剧明星、女学生等在各类场合和社会活动中演绎着属于她们的“旗袍秀”，并成为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无形中促进了旗袍时尚的发展和传播。

其中，最有影响力和传播力的无疑首推宋美龄女士。

她对旗袍的热衷、偏爱，不仅影响到国内女性的审美以及对旗袍的选择，在国际交流中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1937 至1943 年间，美国《文学文摘》《生活》《时代》《人物》等杂志的封面上都曾刊登过宋美龄身着旗袍的照片，其传播力不言而喻。

此外，首位闯荡好莱坞的华裔女影星黄柳霜在这一时期也极大推动了中国旗袍时尚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

她对旗袍时尚的演绎，让世界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风的真谛，也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旗袍的浪漫气息。

1934 年，美国好莱坞服装设计
师特拉维斯·班通（TravisBanton）就曾为黄柳霜设计过一件有金龙刺绣图案的旗袍，使黄柳霜一度成为中国旗袍在好莱坞的代言人。

从黄柳霜众多穿旗袍的图像中，不仅可以看出她对旗袍的热爱，也可以想到她通过穿着各种款式和面料的旗袍，对海外服饰文化以及中国旗袍文化的国际交流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20 世纪50 至70 年代的传播途径及叙事特征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旗袍时尚在国内的传播特征主要体现为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基础上的一种延续。

由于整体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的限制，以及服饰配件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这时期女性的旗袍普遍趋于简洁，款式相对保守、衣身宽松、开衩较低，体现为以朴素实用为主的风格特征。

而后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是中国旗袍时尚传播的一个断层期。

关于这个阶段中国旗袍的海外传播，比较突出的是人口迁移带来的家族、社区传播模式。

笔者曾参与鉴定的上海大学博物馆主办的“海上明月轻裾随风：江南望族与海派旗袍”特展，展出了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实业型家族——荣氏家族的8 位女眷穿着过的各类旗袍近百件，其中50 至70 年代的旗袍占一定数量。

这些旗袍的所有者，大部分为20 世纪50 年代以后生活在中国香港和海外的荣氏女眷。

她们的旗袍表现出显著的“中西合璧”特征。

其中旗袍套装占一半多，即一般是一件中式旗袍，外配一件与旗袍色彩、面料相同或相似的西式外套。

在这些旗袍实物中，20 世纪50 至70 年代的旗袍使用的面料国产和进口兼有，领和开襟处一般很少使用传统的盘扣，多用摁纽和拉链。

从老照片和旗袍实物的风格上看，显现出较强的家族传播的特征。

可见，这一时期移居海外的中国女性通过穿着旗袍，对海外的服饰文化产生影响的同时也传播了中国旗袍文化。

1949 年之后，随着以上海为代表的内地移民南迁进入中国香港，海派旗袍在中国香港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从而开创了20 世纪50 至70 年代旗袍在中国香港的黄金时期。

[8] 在此传播阶段，温婉优雅的海派旗袍受西方“超短”服饰时尚的影响，下摆上升至膝盖的位置，开衩变高，廓形上也大大夸張了女性胸、腰、臀的曲线，将西方的性感表达融入其中。

笔者强调旗袍跨文化建构的过程及实质，目的在于明确旗袍及相关服饰中西文化融合的基本属性，说明旗袍是在传统满、汉袍服基础上吸收西方服饰元素和着装观念发展而来的史实。

虽说旗袍在产生初期在形制上承袭了中国传统袍服的“连身连袖”“十字形平面结构”裁剪方法以及立领、盘纽、摆侧开衩、右衽或双襟等元素，但使旗袍成为近代女性时装的最主要的推动力，还是在于西方服饰文化的影响。

这点可以从旗袍定型以后西方服饰的元素越来越多，传统袍服的元素逐渐减少的变化过程中得到印证。

另从穿着者的角度来看，清代旗女袍服与民国时期旗袍在服用功能上的最大区别在于：清代旗女袍服主要昭示的是等级制度和衣饰本身，而旗袍从雏形阶段开始则主要体现穿衣之人的美，并且在不断的发展中越来越注重凸显女性身体的曲线之美。

二、旗袍时尚的传播模式、途径及叙事特征
旗袍产生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从廓形发展来说也经历了马甲旗袍、倒大袖旗袍、经典旗袍、改良旗袍、花样旗袍和现代旗袍等阶段。

每个阶段既是旗袍时尚的建构、重构与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旗袍时尚不断传播的过程。

从旗袍时尚的传播模式来看，主要有物质传播、迁徙传播、教育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途径主要有人流传播（名人、群体以及实物馈赠活动等）、文化传播（文化活动、教育活动等）、大众传媒传播（展演、影视、文学、网络等）、商业传播（商品、商业活动等），而在地域上则分为域内和域外传播两大类。

（一）20 世纪20 至40 年代的传播途径与叙事特征
在旗袍时尚的萌芽阶段，其传播特点比较特殊。

笔者研究发现，旗袍时尚的产生源于社会中下层少数女性活跃者的创造和引领，然后通过各阶层女性的尝试、创造、模仿、推广，逐渐在各个阶层扩散、传播开来，属于一种群体聚合性的时尚传播。

这一传播特征颠覆了中国千百
年来从上至下的服饰传播模式。

国民政府在1929 年颁布的《民国服饰条例》，顺势而为地将
已经得到广大女性认可和亦已流行的旗袍，列为民国女子礼服的一种和唯一的公务员制服。

[7] 其传播的主要途径在阶层上表现为从下至上的传播，地域上表现为从上海向全国城市、乡镇再到乡村的传播。

同时，也通过在华的外国人以及文化艺术交流、商业贸易等途径对海外进行传播。

在20 世纪20 至40 年代的旗袍时尚传播中，商业传播主要有报纸杂志、月份牌广告等。

其中，《良友》《玲珑》《妇女杂志》《图画周刊》《妇人画报》等画报和杂志，不仅在封面、封底上展现了各阶层女性的旗袍样式，而且通过文字、图片向女性读者传达旗袍的时尚信息，介绍流行的旗袍特点、风格、制作方法等，在旗袍时尚的发展与传播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为当时传达最新觀念和物质信息的商业广告媒介——月份牌，也从多个角度表现了穿着旗袍的新女性形象。

月份牌的画家们在表现旗袍款式时都极尽写实、细腻、精确之能事，使旗袍的款式、面料纹样、装饰元素清晰得可以成为效仿的摹本，也成为很多女性制作旗袍时的重要参考。

在这一时期旗袍时尚的传播过程中，政界宝眷、名媛、影剧明星、女学生等在各类场合和社会活动中演绎着属于她们的“旗袍秀”，并成为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无形中促进了旗袍时尚的发展和传播。

其中，最有影响力和传播力的无疑首推宋美龄女士。

她对旗袍的热衷、偏爱，不仅影响到国内女性的审美以及对旗袍的选择，在国际交流中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1937 至1943 年间，美国《文学文摘》《生活》《时代》《人物》等杂志的封面上都曾刊登过宋美龄身着旗袍的照片，其传播力不言而喻。

此外，首位闯荡好莱坞的华裔女影星黄柳霜在这一时期也极大推动了中国旗袍时尚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

她对旗袍时尚的演绎，让世界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风的真谛，也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旗袍的浪漫气息。

1934 年，美国好莱坞服装设计
师特拉维斯·班通（TravisBanton）就曾为黄柳霜设计过一件有金龙刺绣图案的旗袍，使黄柳霜一度成为中国旗袍在好莱坞的代言人。

从黄柳霜众多穿旗袍的图像中，不仅可以看出她对旗袍的热爱，也可以想到她通过穿着各种款式和面料的旗袍，对海外服饰文化以及中国旗袍文化的国际交流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20 世纪50 至70 年代的传播途径及叙事特征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旗袍时尚在国内的传播特征主要体现为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基础上的一种延续。

由于整体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的限制，以及服饰配件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这时期女性的旗袍普遍趋于简洁，款式相对保守、衣身宽松、开衩较低，体现为以朴素实用为主的风格特征。

而后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是中国旗袍时尚传播的一个断层期。

关于这个阶段中国旗袍的海外传播，比较突出的是人口迁移带来的家族、社区传播模式。

笔者曾参与鉴定的上海大学博物馆主办的“海上明月轻裾随风：江南望族与海派旗袍”特展，展出了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实业型家族——荣氏家族的8 位女眷穿着过的各类旗袍近百件，其中50 至70 年代的旗袍占一定数量。

这些旗袍的所有者，大部分为20 世纪50 年代以后生活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