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统计从何而来向何而去

GDP统计从何而来向何而去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的2022年上半年全国经济运行情况。

全国GDP增长11.1%。

目前,27个已经公布GDP数据的省区中,除新疆、西藏、甘肃低于全国数据外,其他省份都全面超越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
国GDP增长率。

多年来就是这样了。

自1992年中国全面核算GDP以来,地方GDP增长
率加权平均,从来都是高于全国GDP增长率;而地方GDP的加总,从1996年
以来,从来也都是高于全国GDP总量。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各省GDP数据之于全国GDP数据,在各省份内部,
市县的GDP数据,往往也都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如果有人把全国各地市县
一级公布的GDP数据,细细统计相加,将会得出一个惊天的数字。

众所周知,GDP在中国,不仅是数字,更是政绩;统计不仅是科学,还是
政治。

这个美国经济学家发明的统计标准,究竟是如何在中国统计体系里
落地生根,并被日益神化的?中国统计体系是如何杂交苏联和美国统计体系,以适应中国特色的数据需要的?
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中国统计体系由苏式MPS体系转向西方SNA体系,其难度远远超过人
们的想象。

中国人都记得,1981年邓小平许下的承诺——到2000年,实现工农业
总产值翻两番。

不过到2000年,在论证我国实现这一目标时,稍稍有点麻烦,统计指标变了:工农业总产值换成了GDP(国内生产总值)。

而在1981
年,中国的国民收入核算中并没有GDP这个概念。

苏式MPS体系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的核心:劳动价值论。

而当时西方所采用的SNA(国民账户)体系则基于“要素价值理论”。

后来
中国统计体系由苏式体系转向西方SNA体系,在实际操作中遇到许多问题。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同年起逐步恢复“文革”中中断的统计工作,
但仍然以苏式MPS统计方式为主。

1985年3月,国家统计局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提出建立国民生产总值(GNP)核算,但在实施过程中以GDP为主。

建
立国家和省两级GDP核算制度;初期中国仍以MPS的指标为主,以GDP指标
为辅但不断加强其地位。

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

1993年,中国停止了MPS体系的核算方式,全面转向GDP为核心的SNA
体系。

这一转变的难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的整个会计制度都与西方完全不同。

当
年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会计和基层统计人员,竟然不知道“资产负债表”这
一目前股民们都耳熟能详的概念。

而西方的SNA体系,正是以复式记账法
和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等西式会计制度为基础。

从那时开始,国家统计局就在不断上收权力——一开始是因为地方统
计系统根本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能力进行GDP统计,而后则是因为对地方
统计数字不信任。

从下管一级到下算一级
县市的GDP需要和省里商定后才能发布,省里数据要和国家商量后才
能发布。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统计局三次上收权力。

出于对地方统计数据的不信任,国家统计局先把重要城市和抽样选到的县统计局收归国家统计
局直辖,由地方“代管”;到2022年,直接把统计局最重要的业务部门“城调队”、“农调队”、“企调队”三队合一。

从2022年开始,媒体就不断报道国家统计局希望搞地方GDP统一核算,但到目前,全国仅能做到“下管一级”。

“全国各级GDP数据都是同时核算的,基础数据出来后,要分别向省、市、县三级填报,各有各的表。

但从2022年改革开始,下级统计数据要向
上级统计部门负责,在经过上级审查后才能发布。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叶青向记者表示。

同属湖北省统计系统的某市调查队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有的
“下管一级”,说白了就是上级和下级商量着来——县市的GDP需要和省
里商定后才能发布,省里数据要和国家商量后才能发布。

他说,县市的数据报到省里,省里总想着“挤水分”。

讨价还价后,只
能折中,“比我们报的数据低,但是比省平均要高些——低于省平均数,回
去不好交差”。

省里再往上报数据也一样,“中央要挤他们的水分。

省里
也要讨价还价,结果各省的数据也是都高于平均数”。

叶青说,“上级部门要为下级的数据质量负责,希望尽量‘挤水分’;
但本级统计部门则总希望‘全面反映地方经济的发展’”。

而正是上下级之间的心态差异,导致了GDP数据的不吻合。

体现到日常统计工作中,就是基层调查队面临强大压力。

“我们最怕
漏报和少报。

”上述工作人员说。

企业报上来的数据,几乎都要经过现场
核实,不过主要纠正数据中的“漏报”和“少报”。

对“多报”和“谎报”的纠正相对较少,“也就是隔几年来一次统计质量大检查,抓一些典型吧”。

但是,统计质量大检查仅能查出明显造假的数据。

在整体的“全面反
映地方经济发展”的压力之下,从基础数据的采集开始,工作人员的心态就
在于把数据做大,做“全面”。

从今年开始,国家统计局进一步上收权力,从“下管一级”到“下算一级”。

这一改革试点目前在北京、深圳等城市开展,预计将在三年内全国
推广。

深圳市“下算一级”方案中明确规定,“区级GDP数据由市统计局统
一组织核算,各区统计局不得独自核算并公布GDP数据,各区GDP数据之和
应等于全市GDP数据。

”
全世界唯一的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西方SNA体系不能体现许多中国特色的数据需要,苏式MPS体系更适
合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

但是,中国GDP统计的问题并不是“下算一级”能够解决的——它是
全世界唯一一个产出法和支出法相结合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基本上,可以把中国的统计体系看成是苏联MPS和西方SNA杂交的
产物”,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者告诉记者。

由于多年来的体制惯性,直
到现在,都无法完全按照联合国公布的SNA的标准进行统计。

按照SNA规则,GDP计算来自对居民和企业的支出或者收入进行统计,
绝大多数国家都用支出法进行计算。

而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不仅同时存在支出法、收入法,还有大量基于MPS体系的增加值法。

尤其在原有的MPS系统中工农业总产值所在的领域——第一和第二产业的GDP核算。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SNA体系,作为仅反映经济总体运行情况的指标,
实际上并不能体现许多中国特色的数据需要。

比如,支出法计算的SNA体系,并不会计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而这一指标,在中国至关重要。

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是极重要的经济
拉动力,各级政府进行宏观决策时,都需要这一数据。

2022年经济危机更
体现出这一指标的重要性。

SNA体系中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相对应的,是“全社会固定
资产形成总额”。

这个数据的计算,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要难得多。

例如一条铁路,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计算,仅需计算在这条公路上国家投资了多少钱。

但是,要以“全社会固定资产形成总额”计算的话,就要明确,这条公路的投资总额中,购买土地花了多少钱,拆迁又花了多少钱。

但在中国,政府征用土地,往往缴纳更少的土地费用,这些钱是应该以
政府的实际开支计算,还是以市场价计算?
“且不说这么做的技术难度,统计局好意思说政府投资10亿的一条公路,实际仅‘形成资本’5亿吗?”一位研究者向记者表示。

苏式MPS体系一开始就更适合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

“支出法计算的GDP,政府都不知道自己的钱花到哪里去了。

而增加值法计算出来的
GDP,其细分的重要指标,都是政府能施加重大影响力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而增加值法比支出法更适合中国国情。

”这位研究者说。

直到现在,因为无法以实物生产的方式进行衡量,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第三产业”依然是统计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

第二产业中,规模以上企业,全部都计入统计,规模以下才进行抽样调查和估计。

而第三产业的数据,基本上都来自估计。

而采访中,有研究者表示,之所以持续采用增加值法而非支出法计算GDP,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各级政府都强烈需要GDP。

而用支出法
计算,要把国际收支单列一个部门,实际上无法进行GDP的地域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