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案例分析

公共行政学案例分析
案例1
汉川怪事：政府红头文件下达喝酒任务
湖北省汉川市日前发生一桩怪事：市政府办公室下发红头文件，给市直机关和各乡镇农场下达喝酒任务，全市各部门全年喝“小糊涂仙”系列酒价值总目标为200万元，完成任务的按照10％奖励，完不成的通报批评。

喝不到指标通报批评
汉川政办发（2006）11号《关于倡导公务接待使用小糊涂仙系列酒的通知》称：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农、养殖场，办事处、开发区，市政府各部门，湖北云峰酒业有限公司是最早来我市落户的引进企业之一，其生产的“小糊涂仙”酒去年跻身“中国白酒品牌20强”。

2005年该企业纳税超过1300万元，是我市纳税过千万元的六家企业之一。

而目前该酒在我市的市场份额却很低，为此，我市公务接待倡导使用云峰酒业生产的“小糊涂仙”系列酒。

2006年全市“小糊涂仙”系列酒计划销售额为200万元。

这份文件还附有《各地各单位使用和促销小糊涂仙系列酒分解表》：市政府接待处10万元，教育局3万元，仙女办事处7万元，马口镇5．5万元……共有105个单位承担有喝酒任务。

负责起草这一文件的汉川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童浩雄说，县直单位分解标准是按照单位接待量和人数决定，乡镇的消费标准则按乡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决定，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童浩雄认为，200万元的数目很小，“按照小糊涂仙一瓶40元计算，200万元算下来一年2．5万公斤酒，怎么可能喝不完？”
文件还要求定期将各地各单位使用和促销“小糊涂仙”系列酒的情况报送市政府办公室。

文件还称：“对执行本通知要求，并完成年度使用和促销计划的地方和单位，将按销售额的10％给予奖励。

在公务接待中不按规定用酒，完不成年度使用和促销计划的地方和单位，将予以通报批评。

”
是为企业办大实事？
汉川市部分干部认为，下发该文件是“引商、稳商、亲商、富商”的需要，帮助企业做宣传、促销工作是政府义务，再说又没有封锁市场，发文的只是公务招待，用的钱是政府自己的钱，怎么喝、喝什么酒政府自己定都是无可厚非的。

童浩雄说，各个地方包括县直各机关单位、乡镇都有繁重的接待任务。

既然这样，就不如喝“小糊涂仙”，毕竟云峰酒业是地方的利税大户。

市政府办公室另一位副主任李安雄说，市政府办认为规定公务接待用“小糊涂仙”酒是为企业办的大实事。

记者了解到，“小糊涂仙”一直难在汉川打开市场，一年的销售额不到20万元，与其竞争的其他几种品牌酒一年的销量都在2000万元左右。

对于政府发红头文件推销“小糊涂仙”，不少当地干部群众表示难以置信。

一个乡镇办公室负责接待的副主任称，按照我们目前的接待水平任务肯定完成不了，最后还得将任务分解到下面去。

市公安局的喝酒任务是2．5万元，一些干警觉认为，公安部有“五条禁令”，严禁人民警察在工作时间喝酒，这2．5万元的喝酒任务，我们部门怎么可能完成？一位姓李的市民称，这件事太荒唐，国家三令五申狠刹吃喝风，这里竟然将喝酒公开化，这不是在鼓励大吃大喝吗？
还有群众表示，如果喝酒就要喝掉200万元，党政机关吃饭的费用得花多少老百
姓的血汗钱？这是在肆意践踏老百姓的利益，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

一位法律工作者称，汉川市政府办的这份文件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也违反了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有关文件。

问题：
1、此案例说明了什么问题？
2、汉川市政府这种做法对吗？为什么？
案例2
郑州的馒头办
郑州人喜欢吃馒头，所以馒头业比较发达。

为了规范市场，加强馒头市场管理，郑州市政府成立了六个馒头管理办公室（市政府一个，各区政府五个）。

因接到举报，发现一家馒头加工点没办许可证，擅自加工馒头。

市馒头办和一区馒头办不约而同前来查处，双方数十人均身着制服，执法证及胸章，非常正规的狭路相逢在非法馒头加工点。

因谁具有处罚权问题发生争吵并轻微动手。

引来无数围观群众和三家媒体介入。

３月２日，郑州市的品牌产品“郑荣馒头”在二七区被“区馒头办”查处，禁止销售，理由是：小包装没有打生产日期。

“郑荣馒头”和其经销商分别领到了区“馒头办”开出的500元和1000元的罚单；3月6日，“郑荣馒头”在管城区又因同样的原因被查处，其经销商又领到了一张1000元的罚单。

“市馒头办”当即表示：“区馒头办”的作法没有依据，将撤销其处罚。

但“二七区馒头办”却称：“郑荣馒头”想在二七区里销售，必须要打上生产日期和保持期标签。

随后，另几家“区馒头办”也表示：为了让老百姓吃上“放心馒头”，其它区没打生产日期的馒头一在本区发现，将立即予以查处。

“郑荣馒头”在郑州卖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几家区馒头办为何突然对“生产日期”认真起来了呢？一句话，馒头小利大。

据了解，郑州市馒头办新近做出决定：审批、下发馒头生产许可证的权力从区里收回，区馒头办再无权办理相关证件。

办个许可证有多大油水呢？在市馒头办办一个许可证一般要交１１００元，其中１０００元为宣传费，１００元为办证费；区里办个证，要交１６００元左右，其中５００元说是交给市里，１１００元留在区里，郑州平均每个区都有近30家在区里办过证的企业。

金水区一位馒头老板说，在“区馒头办”办了证的生产厂家，必须要在其指定的几家面粉厂买面粉，而且每月都要用够一定的袋数，他的厂子就要用够600袋。

50斤一袋的面粉要比市价贵元，并且要拿着“馒头办”开出的三联单去买，自己多掏5毛，面粉厂再掏5毛，上交“馒头办”。

只要算算区里办了证的厂家每天用了多少袋面粉，便知道“馒头办”每天收了多少钱。

厂家如果不“照章行事”，或者用其它厂家的面粉，“馒头办”便“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现在市里要收回办证权，这些区里当然不愿意，所以便“认真”了起来，而“郑荣馒头”正是“市馒头办”首批办理了生产许可证的几家大厂之一。

问题：
1、“馒头办”的成立合法吗？为什么？
2、市“馒头办”和区“馒头办”为什么起争议？其实质是什么？
3、政府在此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怎么评价？
案例三
北京市出租车业的发展与政府管制的失灵问题
北京出租车司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中期，曾是一个高收入阶层。

截
至目前，全市有出租车6万多辆。

然而，近年人们在乘坐出租车时，常常听到司机们的抱怨，每月向公司交的“车份钱”太高了，挣钱太难了。

记者最近深入有关部门、出租车公司及司机群调查发现，出租车经营权确实成了管理公司牟取暴利的手段。

国务院参事、北京市人大代表沈梦培将北京出租车行业描述为：富了公司，亏了国家，苦了司机，坑了百姓。

在“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就“保护出租车司机利益”问题分别向大会提交了议案和提案。

司机：工作太苦公司太黑
北京银建出租公司李永升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病，一次他发高烧39度以上，经医院检查，患了心肌梗塞。

但想到每天180元的车份钱，歇了几天他便忍着病痛上路拉活。

他向公司咨询退车事宜，公司回答“按合同规定，退车是你单方违约，要扣3万元左右违约金后方可解除合同”。

找公司要求生病住院期间免“车份钱”，公司回答“不可能”。

现在李永升只得咬牙硬撑着。

29岁的北京禹通出租公司的女司机杨少华说：“我花10．5万元从公司买了一辆已跑了5年的夏利车，只跑了一年，就被公司收回去报废了，公司只退还1万元就一脚把我踹了出来。

”“车是我买的，公司一分不投却凭着出租车经营特权，每月收我的‘车份钱’，最终连我的本钱都给霸占了！”
新月联合汽车出租车公司司机李永刚说，公司与他们的合同一签就是3—5年，中间不能退车，否则扣风险抵押金5000—20000元。

出租司机的收支账
北京市交通局的一份报告显示，现在营运的在册出租汽车共6．7万辆，全市拥有出租车准驾证和服务监督卡的在册出租司机20多万人。

除有1000辆左右由出租司机个人投资、个人经营、个人受益外，其余6．6万辆出租车的司机均要向出租公司交纳约为车价一半的“风险抵押金”和每月的“车份钱”。

这些“公司司机”与“个体司机”相比，在缴纳了“风险抵押金”、“融资款”、“车份钱”后，其收入不到“个体司机”的1／3。

在个体出租车较为集中的石景山和丰台区，几位个体司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投资：购夏利车款6．7万元，运营配套设施投资2400元，运营证照办理费用1300元，其他费用3400元（请客送礼），总投资约7．5万元；收入：每天跑12个小时左右，全天营业收入300元，合计月营业收入为9000元；支出：每月固定支出的费用800元，行车消耗1900元。

综合计算，他们每月的平均支出约2700元，纯收入为6300元。

由此推算，个体司机只要正常运营，15个月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

银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玉栋向公司交了5万元的风险抵押金，得到一辆1999年出厂的富康出租车，每月给公司上交4890元的“车份钱”。

这位“公司司机”的收支账是这样的：收入：月营业收入9000元。

支出：固定支出和行车消耗与个体司机大体相同，近2700元，但加上“车份钱”，每月支出要7580元。

月劳务性收入只有1400多元。

现在北京出租车司机交的风险抵押金，不仅没有“投资”回报，连最低的资金利息都没有，而且许多司机离开公司的时候，风险抵押金已被公司连扣带罚，所剩无几。

出租公司的赚钱“秘诀”
北京市出租车行业初期阶段公司和司机相安无事，司机利益丰厚。

1996年，北京市开始控制出租车总量，清理出租车公司向司机“变相卖车”问题，所有由司机出资购买的出租车，一律由公司收回。

经过清算整顿，原来由司机出资购买并拥
有实际产权的出租车全部变成了出租公司的财产。

此外，每月的“车份钱”由原来的千元左右统一到四五千元以上。

司机依然出资3万元至8万元进行风险投资，但名称由当年的“融资款”、“购车款”变成了“风险抵押金”、“保证金”、“承包金”，即使司机上交再多的钱双方已非当初的合作关系，司机原来丰厚的利益明显被公司“切”走了。

2000年，北京市又提出，不足200辆出租车的公司由大公司收购，很快公司个数由1400多家变成了如今的200多家，并出现了12家品牌出租企业。

这中间一批被兼并的小公司只顾出卖公司的车及经营权，无视司机的权益，使出租司机与公司之间的矛盾加剧。

一位长期接手出租车纠纷案的律师分析，北京出租车公司的发家史基本上是两种模式，一种是“空手套白狼”，靠司机的“融资”起家；另一种是借款挪款买车，然后倒卖给司机，再以司机的钱还清借款挪款。

出租车业改革势在必行
在不久前北京召开的“两会”上，沈梦培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北京出租车业的问题不但体现在出租车公司与司机之间的矛盾，还反映在国家税收的损失、消费者利益的损害上。

从税收看，以个体出租司机的收入情况分析，出租车业只要有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每辆车每月可以有五六千元的回报。

如果出租车业实施改革，将原本交给中间环节的“车份钱”拿出一少半来，作为税收上交国家，那么按每辆车每月上交国家税收1500元计，北京市每年就能从出租行业增加近12亿元的税收。

从经营权拍卖后的财政收入分析，如果北京市政府将出租车经营权作为城市公众资源公开拍卖，一辆出租车10年的经营权可以拍卖到20万元以上，全市6万多辆车平均每年就可增加收入13亿元。

而实际上，北京出租公司向司机高价出售出租车就是出售这种城市资源的行为，但其收益没有为社会公众所有。

再从消费者利益分析，出租公司收取的高额“车份钱”最终是转嫁给了所有坐出租车的消费者。

开了近10年出租车的北京通州天运出租公司司机董昕说：“如果取消出租公司，让出租车行业实现个体经营，夏利出租车的租价每公里可以降到0．8元左右，起步价也可以降到每4公里5元；如果把现行的“车份钱”降低一半，夏利出租车的租价每公里可以降到0．9元左右，起步价也可以降到4公里6元。

”
问题：
1、此案例反映出什么问题？
2、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教训与启发？
案例四
顺德经验：政府的作用是“掌舵”而不是“划桨”
顺德市经济发达，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位于全国“百强县”之前列。

作为广东省综合改革的先行点，顺德在产权制度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一、改制的背景
顺德一直是以其集体经济发达著称。

据1993年的统计，顺德工业企业注册资本中，公有经济占74％，外资占％，民间资本仅占%。

在北旺镇，镇办企业占了80%，公有企业占90％，公有经济占绝对优势。

顺德人推崇的是“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企业为主，骨干企业为主”。

这创造出了一系列国内名牌产品，如美的空调、容声冰箱、万家乐热水器等。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政企不分的现象，企业变
成了政府的附属物，政府主导经济运作方式。

企业上新项目要由政府作担保向银行贷款。

企业经营者不承担直接的经济责任。

盲目投资，广铺摊子，重视经济的外延扩大，忽视经济的内涵式发展。

企业领导制度不健全，企业领导权力过大，“厂长经理负责制”成了“厂长经理所有制”。

结果是厂外有厂，账外有账，集体资产流失严重，一些企业的厂长、经理把利益转移到协作厂，通过交易，将一部分截留给私人，个人的腰包一天天膨胀起来。

于是，出现“个人负盈、企业负亏、政府负债”的现象。

二、理顺产权企业转制
顺德人认识到，尽管集体经济力量雄厚，但要有经济发展的后劲，必须对传统产权结构进行改造，触动“产权”这个尚未有人敢碰的“禁地”，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经营、分配机制。

1993年9月，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转换企业机制，发展混合型经济试行办法》（下称“28条”或“35条”），明确提出要通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促进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型经济的迅速发展，建立适应市场机制的公有资产管理运营体制”。

这个办法最初为28条，到1995年完善补充到35条，是顺德企业与政府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根据“28条”，改制的第一步是对全市公有制企业进行全面清产核资，委托中介机构进行资产评估，然后界定产权。

原国营企业和国家直接投资形成的资产为国有产权；各级政府的投资及其他行政部门担保投资兴办的企业所形成的资产，为地方政府产权；企业奖励金和福利金，可作为职工产权。

产权理清以后，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通过对国有和乡镇集体所有企业实行多种形式的改造，实现政企分开。

一是对关系全市国计民生、带有专营性质、基础设施、高新技术的骨干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改组为政府全资或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二是通过出让部分股权或扩股的办法，吸引外商注资，从而组建中外合资合作有限公司，调整产权结构；三是把企业全部资产作价转让给原企业全体或大部分员工，组建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四是把企业的设备和流动资产转让给员工，把土地使用权和厂房租赁给员工，实行租赁经营；五是对微利、亏损的小企业公开拍卖，转为合伙制或私营企业。

这样，顺德“抓住一批，放开一批，发展一批”，将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改组为政府全资或控股企业，交由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下辖的投资公司经营；大多数企业则通过合作、转让、租赁、承包、拍卖等形式放开经营。

这样，企业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普遍增强，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

同时，企业的内部约束机制也逐渐形成：企业盲目贷款、盲目上新项目的现象少了；公款消费膨胀得到遏制，企业领导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有所扭转。

总之，良性循环已经开始出现。

问题：
1、从此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
2、政府究竟应该承担哪些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