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风险决策和比较静态分析酒驾问题研究

基于风险决策和比较静态分析酒驾问题研究摘要：酒驾已是社会热门话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从经济
学角度出发，回顾有关酒驾的研究文献；分析影响酒驾的因素；从风险决
策的角度，提出假设并构建经济模型；运用比较静态分析和弹性分析的方
法论证当执法力度和处罚力度发生变化时司机的决策变动情况和这两个量
的影响力度。

结果显示：执法力度和处罚力度越大，司机合法行驶的概率
越大，且制止酒驾上，处罚力度要优于执行力度。

抑制酒驾的对策包括酒
驾入刑、增加酒驾的成本、改变司机对酒驾的偏好程度和降低代驾的成本。

关键词：酒驾；比较静态分析；风险决策
“孙伟铭案”、“张明宝案”、“李一帆案”和“高晓松酒驾案”等
酒驾案频发，酒驾已经成为社会热门话题和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汪明
亮从法学的角度强调严惩“酒驾”肇事犯罪观念会产生助长刑罚万能的思想，陷入重刑主义，形成司法的情绪化、媒体审判和丧失司法的独立性等
副作用，深刻地分析了酒驾产生的原因，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给出预防“酒驾”肇事犯罪的方法并做了可行性分析[1]。

张健认为从公民基本权
利出发应该单独设立酒驾罪[2]。

柏慧杰在借鉴发达国家对酒驾态度的基
础上，认为“酒驾入刑”是我国当今社会迫切需要，并且容易收到的良好
的社会效应，还可以从酒驾认定标准，鼓励和完善“代驾”角度不断完善
和改进[3]。

唐毅基于驾驶员的角度运用二房室模型分三种情况讨论了酒
驾中酒精测量的问题[4]。

陈平生提出了一个动态时间规整的识别方法智
能识别酒驾[5]。

现有的对酒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酒驾入刑和酒驾测试上，鲜有学者从
经济学的角度研究酒驾问题，酒驾和安全驾驶所产生的效用何时相等，又
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仍是需要探讨的开放性课题。

因此，从经济
学角度研究酒驾问题具良好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本文先用风险决策理论建立经济模型，然后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分析
当执法力度和处罚力度发生变化时司机的决策变动情况。

文章的贡献是：
弥补从经济学角度研究酒驾问题的薄弱环节；为惩治酒驾的重刑提供经济
学的理论依据；成为风险决策和比较静态分析理论运用的又一经典案例。

笔者的研究将进一步丰富酒驾的研究文献，也为司机及其亲属和执法人员
的决策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一、影响酒驾的因素分析
（一）司机的理性程度
如果司机是理性的，就应该能充分认识到酒驾不仅是对他人生命和财
产的漠视，也是对自己生命和经济利益的漠视。

即使仅仅从个人的利益出发，也应该避免酒驾。

但是，很多司机即使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也会基
于以往经验的考虑表现出过于自信，以为以前没有发生事故也没有被处罚，今天也不会，低估了风险。

（二）司机的风险偏好程度
即使是理性的，认识到了酒驾的风险，基于司机
的风险偏好程度不同，选择是否酒驾的结果也不同。

风险偏好者会认为，如果酒驾没有造成事故或者没有被处罚，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效用。

而风险厌恶者则认为，即使酒驾没有造成事故或者没有被处罚，自己的效
用也没有不酒驾大。

司机的风险偏好程度是由他的效应函数的无差异曲线
来决定的。

风险偏好者的效用函数是向下弯曲的，风险厌恶者的效用函数
是向上弯曲的，其陡峭程度代表其厌恶程度，效用函数越陡峭，厌恶程度越大。

（三）政府查处酒驾的执行力度
政府查处酒驾的执行力度会加大司机酒驾被处罚的概率。

基于理性的考虑。

被处罚的概率越大，司机择酒驾的可能性就越低；反之，被处罚的概率越小，司机选择酒驾的可能性就越大。

（四）政府对酒驾的处罚力度
政府对酒驾处罚力度从两个方面影响酒驾。

第一，司机酒驾后的直接损失，也是酒驾的成本。

处罚力度越强，酒驾的成本就越高，司机选择酒驾的可能性就越低。

第二，司机对处罚力度的预期。

处罚力度所造成酒驾的直接损失的作用有赖于执行力度的共同作用，而执行力度会因为地区差异而大小不一，但是，震慑作用却可以通过各种媒体的传播发挥作用，其大小也趋于一致。

（五）请代驾的成本
当司机饮酒后，请一个代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请代驾的成本的高低会影响司机的决策。

请代驾的成本越低，司机选择酒驾的概率就越小。

代驾公司是否规模经营也是影响代驾成本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二、模型的构建
（一）基本假设
1.司机的唯一目标为最大化其预期效用并且独立决策，拥有w的初始财富。

2.司机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合法行驶，一种是酒驾。

3.如果决定酒驾，有两种情况会发生。

首先，他会节约成本（如请代驾），但喝酒开车给他带来的便利也会增加他的效用（记为s）；其次，他可能因酒驾而被罚，被罚的概率为P，概率P为政府的执行力度，罚金和刑事处分的总和为处罚力度（记为F），假设F＞s。

4.司机的效用函数为VNM(效用函数（记为v），该效用函数是严格的增函数，严格的凹函数，且有连续的二阶导数。

（二）基本模型的构建
合法行驶是一个安全博彩（记为X），驾驶员无风险地获得w，此时的效用记为v(w)。

酒驾是一个风险决策（记为Y），驾驶员有1-P的概率获得w+s，有P的概率获得w+s-F，此时的效用为
三、模型的求解
定义一个S(P,F)；给定执法力度P和酒驾处罚力度F，当酒驾所增加的效用等于S(P,F)的时候，酒驾与合法行驶对驾驶员来说没有区别。

则S(P,F)满足：
（1）
当s=S(P,F)，合法行驶和酒驾没有差别；当s<S(P,F)，合法行驶的效用大于酒驾的效用，司机会选择合法行驶；当s>S(P,F)，酒驾的效用大于合法行驶的效用，司机选择酒驾。

（一）比较静态分析
假定（1）式的解函数S(P,F)存在，则可对（1）式两边同时对P求导得：
解出得:
由于v单调增，分子大于0，因此v的一阶导数单调递减，
于是v在[w+s-F,w+s]上连续，在[w+s-F,w+s]可导。

由微分中值定理可知：必有一个η∈（w+s-F,w+s），满足
经过整理得：。

代入后得：
因为v’单调减少，而η>W+S-F，于是有v’(η)
比较分子可得。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第一，?S
?P>0和?S
?F
>0，说明P和F越大，酒驾所节约的成本和带来的便利S值越大，才能和合法行驶的效用相同。

简单地说，执法力度P和酒驾处罚力度F 越大，司机越倾向于合法行驶。

第二，?S
?PP
S
和?S
?F
F
S
,都大于0，说明P和F增加，酒驾所节约成本和带来的便利S值得增加
更多，才能和合法行驶的效用相同。

执法力度P和酒驾处罚力度F增加一点，酒驾就会减少很多。

第三，?S
?PP
S
<?S
?F
F
S
,，说明司机对处罚力度F的敏感程度要大于执行力度P，这说明就制
止酒驾上，处罚力度要优于执行力度。

（二）建议
1.支持“酒驾入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设的“危险驾驶罪”将“醉驾”写入了刑法。

然而，对于“酒驾入刑”学术界一直有争论。

从结论可以看出!处罚力度F和执行力度P的上升都能使司机更倾向于合法行驶，但是，处罚力度F的敏感程度要大于执行力度P。

因此，从经济人的角度看“酒驾入刑”是合理的。

经济人从个人效用最大化出发最终达到促进社会福利，也符合激励互溶机制。

2.吊销驾照，增加酒驾的成本
“一次酒驾终生禁驾”能够有效增加对酒驾的处罚力度，但是未免过于严苛，容易忽视保障酒驾犯罪人的人权[1]。

然而吊销驾照，让司机重新学习考试，能够增加酒驾司机的货币支出，同时其支出的时间成本和麻烦程度还可以抵消酒驾所带来的便利，从多方面提高酒驾
的成本，必能有效地治理酒驾。

3.加强警示教育，改变司机对酒驾的偏好程度
过于强调严刑峻法!容易误入重刑主义的误区[1]。

组织酒驾的司机参加警示教育，让司机识到酒驾的危害，使司机对酒驾的偏好程度下降，对合法驾驶偏好上升（改变VNM效用函数的弯曲程度），实现司机从不敢酒驾到不想酒驾的改变。

4.支持代驾公司实现规模经营#降低请代驾的成本
现在市场上已经有许多形形色色的代驾公司，可是规模较小，无法实现规模经济。

政府可以支持代驾公司之间的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以降低请代驾的成本和便利程度。

五、总结与延伸
本研究结论是建立经济人是理性的假设下，司机总是以追求最大化其预期效用为目标；所提出的建议无论是酒驾入刑、吊销驾照还是加强警示教育和降低代驾的成本，都是从成本和收益的关系角度出发的，也是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

然而，司机并不是完全理性，或者说并不是所有时候都是完全理性，没有饮酒前的决策和饮酒后的决策也应该是不同的。

如果假设司机是不理性的或者说有限理性的，结果又会是怎么样呢？这既是文章的不足也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汪明亮.严惩“酒驾”肇事犯罪观念之反思[J].法商研究,2022(6).
[2]张健.酒驾罪设立之必要[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
报,2022(3).
[3]柏慧杰.浅析“酒驾入刑”及其社会影响[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10).
[4]唐毅.二房室模型在酒驾中的实际应用[J].数学学习与研
究,2022(11).
[5]陈平生.基于动态时间规整的酒驾识别研究[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