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谢当量——精选推荐

代谢当量：
是以安静、坐位时的能量消耗为基础，表达各种活动时相对能量代谢水平。

1MET=VO2 3.5ml/kg/min。

一般采用运动试验的强度推算
常见日常生活活动的METs值
活动内容 METs值
步行（1.5km--6.7km/小时） 2.0--6.7
下楼 5.2
上楼 9
骑车（慢速） 3.5
骑车（中速） 5.7
写作（坐位） 1.7
弹钢琴 2.0
打牌 1.5--2.0
驾驶汽车 2.0--2.8
交际舞（慢） 2.9
交际舞（快） 5.5
有氧跳舞 6.0
园艺 5.6
做饭 3.0
扫地 4.5
拖地 7.7 淋浴 3.5
、常用日常生活、娱乐及工作活动的代谢当量表（表1）
代谢当量
生活运动
（运动以外的身体活动）
运动
（有计划地为维持和增强体能而进行
的活动）
8 跑步，自由式游泳（慢游）7 家具的移动搬运登山有氧体操
6 骑车、擦地板、打扫浴缸跳爵士舞，游泳（慢游）
5 步行（购物）、清扫、木工活垒球，棒球
4 快步走，水中运动，太极拳
3 做饭、洗衣服、浇水、编织、做
手工
排球，保龄球
2 坐车、看电视…
1 瑜伽，体操伸展运动相当于1健身活动量的身体活动
强度生活活动运动
3代谢当量步行5分钟轻微的肌肉伸展运动20分钟；打排球20分钟
4代谢当量骑车15分钟；
陪孩子玩15分钟
快步走15分钟；
打高尔夫15分钟
6代谢当量上下楼梯10分钟慢跑10分钟；
有氧跳操运动10分钟
8代谢当量搬运重物7-8分钟跑步7-8分钟；游泳7-8分钟
非心脏手术患者围手术期心血管评估
作者：李可志
美国《循环》杂志（2007 年10月）刊登了美国心脏病学会（ACC）和美国心脏病协会（AHA）制定的《非心脏手术围手术期心血管评估及治疗指南》。

该指南根据近5年的新文献，对2002年版的指南进行了修订，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与上一版指南相比，增加了围手术期治疗的篇幅，对我国心血管病医生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本文就其主要内容作一简介。

南平市第一医院胸颈外科李可志
一、指南的目的
术前评估的目的不是给出医疗批准，而是对病人的目前医疗状况进行评估。

如果病人有足够多的心血管方面的信息、症状稳定，进一步的评估不影响围手术期的处理，可以不必要进行会诊。

会诊的目的是为了给病人最适当的治疗。

除非患者已经到了必须进行干预的地步，否则术前干预并不能降低非心脏手术的风险。

二、流行病学
心血管疾病流行随年龄增大而增加，估计美国65岁以上人口数在未来30年将增加25%～35%，相应地该年龄组是外科手术数量最大的人群。

因此在年龄较大者中，非心脏手术将从现在的每年6百万增加到1千2百万，其中近1/4患者（主要是需要进行腹腔、胸腔、血管和骨科手术者）与围手术期心血管致残和致死明显有关。

三、患者一般评估
非心脏手术前需要进行评估和治疗的患者仅限于那些活动性心脏病患者，例如严重或不稳定心绞痛、近期发生过心梗、晚期心力衰竭、严重心律失常和重度心瓣膜病。

由于年龄或已知患冠心病被列为高风险患者，如果没有症状，同时每天能运动30分钟，则不需要进一步的评估。

相反，对于一个久坐，没有心血管疾病史但有提示增加围手术期风险临床危险因素的患者，应进行更全面的评估，包括病史和体检。

急性心衰患者，肺充血的胸部X光片证据和肺部罗音与肺静脉压升高有很好的相关性。

但是对于慢性心衰患者，可能并无上述肺充血的表现。

颈静脉充盈或肝颈回流征阳性是容量负荷过重更可靠的征象。

如果无这些体征，周围性水肿并不是慢性心衰的可靠指标。

评估心血管系统时必须考虑到患者的全身健康状况，一些相关疾病常会加重麻醉风险，使得心脏问题处理复杂化。

常见的内科相关疾病有肺部疾患、糖尿病、肾功能损害、贫血等。

对于急症外科手术，术前评估应限于简单和紧急手术所必需的检查，例如快速判断心血管生命征、容量状态、红细胞压积、电解质、肾功能、尿液分析和心电图等，更全面的评估可以在外科手术后进行。

四、围手术期心脏逐步评估法
第一步判断非心脏手术的紧急性。

如果是紧急手术，立即送入手术室，进行围手术期监护及术后风险分层并处理危险因素（I类推荐C级证据,IC）。

择期手术的术后危险分层常在患者恢复健康后进行，以避免失血、机体失调和其他术后并发症可能混淆非侵入性检查的结果。

如果为非紧急手术则入下一步。

第二步患者有无活动性心脏病，如果没有，进入下一步。

如果有不稳定心绞痛、失代偿心衰、严重心律失常或瓣膜疾病常导致推迟或取消手术，直到心脏疾病得到确诊和合适的治疗。

（IB）许多存在这些情况的患者需行冠脉造影评估进一步的治疗方案。

对计划手术的患者进行最大限度的药物治疗是恰当的。

第三步患者进行的是低风险手术吗？如果是低风险手术，进入下一步。

即使是高危的患者，其与低风险非心脏手术相关的致残率和致死率总数不到1%。

低风险手术种类包括内窥镜治疗、皮肤治疗、白内障手术、乳腺手术、无需卧床的手术等。

（IB）有研究报道大多数非心脏急诊手术当日死亡率实际低于术后30天死亡率，表明进行非心脏急诊手术增加的风险可以忽略或加以保护。

第四步患者功能状态好否？有无症状？功能状态可用代谢当量（METs）来判断。

例如一名40岁，体重70公斤的男性在休息状态下基础性氧耗量是3.5ml/kg.min，即为1MET。

功能状态分为优秀（＞10METs），良好（7～10METs），中等（4～7METs）和差（＜4METs）。

如果患者MET≥4，且无症状，可按计划手术（IB）。

在大多数正常的日常生活中无法达到4METs的患者，其围手期术期心脏和长期风险增加，如果状态功能不好或不明确，则进入下一步。

第五步如果患者功能状态差，有症状或不清楚，可根据是否存在临床危险因素决定需否进一步评估。

无临床危险因素，可按计划手术（IB）。

如果患者有1～2个临床危险因素，或有3个以上临床危险因素，需进行中等度危险手术（围手术期死亡率1%～5%），用β-受体阻滞剂控制心率后按计划手术是合理的（ⅡaB），或考虑非侵入性检查（ⅡbB）
五、具体疾病的评估
（一）冠心病许多无心脏症状的病人可能有严重的双支或三支血管病变，因为这些病人表现不典型，或由于严重关节炎或周围血管疾病导致活动功能受限, 不易诊断。

对已明确冠心病和既往隐匿型冠脉疾病患者，非心脏手术术前病史和体检的重要目的是要明确：1.处在危险中的心肌数量；2. 心肌缺血的阈值大小，即发生缺血的运动负荷量；3. 患者的心室功能如何；4. 患者是否得到最佳的药物治疗，考虑到目前关于非心脏手术前行冠脉血运重建的证据价值有限，术前检查仅限于冠脉血运重建的益处独立于非心脏手术的患者。

（二）高血压许多研究发现1级或2级高血压并不是围手术期心血管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降压治疗有利于降低冠心病和卒中的死亡率，但很少患者进行降压治疗，更少患者血压得到有效的控制。

因此围手术期评估是确定高血压患者并给予治疗的极好机会。

高血压与潜在冠心病相关，术前血压控制有助于减少围手术期心肌缺血的趋势，而这种术中心肌缺血与术后心脏性死亡率相关。

确诊高血压的患者，抗高血压的药物在围手术期应继续使用。

β-受体阻滞剂特别适合术前高血压的治疗。

术前应用β-受体阻滞剂可以减少术后房颤的发生率，可以降低非心脏手术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撤离β-受体阻滞和可乐定时应予以特别注意，以避免心率和血压的反跳。

对于无法口服药物的高血压患者，可以给予肠道外β-受体阻滞剂和可乐定透皮贴剂。

对于3级高血压，优化降压药物效果而推迟手术的潜在益处与推迟手术的风险应予以权衡。

快速的静脉注射常可以在几小时内控制血压，但缺少随机试验证明推迟手术的益处。

有报道术前高血压患者比非高血压患者更有可能出现术中低血压，而术中低血压比术中高血压有更高的围手术期心脏和肾脏并发症发生率。

特别在使用ACEI或ARB患者中更容易出现低血压，可能与血容量下降有关，有作者建议手术当天早上应停用ACEI和ARB。

（三）心衰多个研究已明确非心脏手术时心衰与预后不良有关。

应努力通过仔细的病史询问和体格检查发现未被怀疑的心衰。

如果可能，必须找出心衰的原因，因为这可能提供关于围手术期心衰和死亡风险的线索。

例如由高血压心脏病引起的心衰与冠心病引起的心衰，二者预示的风险不同。

（四）心肌病心肌病患者的非心脏手术前评估几乎没有资料。

目前的术前推荐是基于对心肌病发生的病理生理全面了解，应尽一切合理的努力在手术前明确心肌病病因，对病因的了解有助于术中和术后静脉内输液的处理。

有心衰病史或体征的患者，推荐术前应用二维彩超进行左室收缩及舒张功能的评估。

（五）瓣膜性心脏病准备行非心脏手术患者中心脏性杂音常见，会诊者必须分清功能性杂音或器质性杂音。

明确杂音的来源以决定哪些患者需要预防心内膜炎，哪些患者需进一步量化瓣膜病的严重性。

推荐内科医生复习所有的数据，运用个人的临床经验判断需否建议采取预防性措施。

严重主动脉瓣狭窄对非心脏手术极度危险，其手术死亡率约为10%。

如果有症状，择期非心脏手术通常应取消或推迟，对于非做不可的非心脏手术，择期手术前患者应行主动脉瓣置换术。

如果主动脉瓣狭窄严重但无症状，近1年内未行瓣膜评估者应取消或推迟手术。

如果患者不适于瓣膜置换术，经皮穿刺球囊主动脉瓣扩张术可作为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其换瓣手术风险大或因严重的内科疾病不宜的成人患者的过渡性方法。

二尖瓣轻度或中度狭窄时，应保证控制围手术期心率，因为左室舒张末期充盈的减少伴有心动过速，可导致肺充血。

但是非心脏手术前用外科手术纠正二尖瓣狭窄并无指征。

除非需改善瓣膜以延长存活，防止并发症。

当二尖瓣狭窄严重时，病人可能从高风险手术前行二尖瓣球囊扩张术或开胸外科修复术中获益。

主动脉瓣返流推荐应注意容量控制和减轻后负荷，与二尖瓣狭窄相反，严重主动脉瓣返流不能从减慢心率中获益，因为延长的舒张期会增加返流量。

（六）心律失常和传导障碍已证明室上性和室性心律失常是围手术期冠脉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

近期更多的动态心电图监测研究发现无症状的室性心律失常，包括成对室早和非持续性室速并不增加非心脏手术术后心脏并发症。

尽管如此，应弄清心律失常的原因，如潜在的心肺疾病、心肌缺血或心梗、药物毒性或代谢紊乱。

某些心律失常，尽管相对良性，但可能掩盖潜在的心脏问题，例如房颤和室上性心律失常可以引起冠脉疾病患者心肌需氧量的增加，导致心肌缺血。

伴有旁路的房颤其快速心律可能恶化为室颤。

室性心律失常无论是单个室早、复杂性异位室早或非持续性室速，通常不需要治疗，除非危及患者血流动力学。

尽管频发室早和非持续室速被认为是术中和术后长期随访有发展为心律失常和
室性心律失常的危险因素，但并不增加围手术期非致命性心梗或心脏性死亡的危险。

围手术期发展为持续性和/或非持续性室速的患者，应请心脏专家做进一步评估，包括心室功能、冠心病筛查。

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如未发现会增加手术危险，必须行永久或临时经静脉起搏。

相反，心室传导延迟，即使存在左或右束支传导阻滞，如没有严重的心脏阻滞病史或症状，围手术期极少发展为完全性心脏阻滞。

对装有起搏器患者的评估包括：1. 明确起搏器的类型；2. 患者对抗心动过缓起搏器是否有依赖；
3. 明确起搏器的程控调整和电池状态。

如有起搏器依赖，应将起搏器预先程控为非同步模式（VOO或DOO），或手术时将磁铁置于起搏器上。

埋藏或心律转复除颤器（ICD）应在手术前关闭快速心律失常治疗程控模式，术后再将其恢复，以免手术中误放电。

六、围手术期治疗
（一）非心脏手术前冠脉血管重建（CABG或PCI）是有益的（I类推荐A级证据），如下：
1．严重左主干狭窄的稳定型心绞痛患者。

2．三支血管病变的稳定型心绞痛患者，LVEF＜0.50者获益更大。

3．二支血管病变（左前降支近端严重狭窄，LVEF＜0.50，或非侵入性检查证明心肌缺血）的稳定型心绞痛患者。

4．高风险不稳定心绞痛或非ST段抬高的心梗。

5．急性ST抬高的心梗。

除上述患者，非心脏手术前行PCI对预防围手术期心脏事件并无价值。

（二）2007年AHA/ACC/SCAI/ACS/ADA科学委员会共同认为过早停用双重抗血小板治疗显著增加可能导致死亡的支架内血栓风险。

因此，植入支架前应讨论需否双重抗血小板治疗。

患者如不能耐受12个月的噻酚吡啶（氯吡格雷或抵克力得）治疗，不管是由于经济的或其它的原因，都应避免使用药物洗脱支架（DES）。

如患者可能在PCI后12个月内行外科手术，应考虑给予植入金属裸支架（BMS），或仅给予球囊扩张，而不是常规植入DES。

尽管植入BMS发生再狭窄的风险高于DES，但再狭窄病变通常不致命。

即使发生，可能表现为急性冠脉综合征，如有必要常可以重复PCI治疗。

在植入DES的患者出院前医生就应当给予适当而充分的指导，不应过早停用双重抗血小板治疗。

如果患者行外科手术停用噻酚吡啶治疗，要尽可能继续应用阿司匹林，并在外科手术后尽早恢复双重抗血小板治疗，以防止晚期血栓形成。

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双重抗小板治疗与单用阿司匹林比较，增大出血绝对风险为0.4%～1.0%。

有些手术出血风险低，例如牙科手术，不必停止双重抗血小板治疗。

选择性非心脏手术，如单用阿司匹林或单用氯吡格雷不必停用。

（三）围手术期β-受体阻滞剂治疗，Ⅰ类推荐有：1.正在接受β-受体阻滞剂治疗心绞痛、有症状心律失常、高血压或其它ACC/AHA指南I类推荐指征的患者，如果进行外科手术应继续使用β-受体阻滞剂（C级证据）。

2. 术前检查有缺血证据的高危心脏风险患者，行血管外科手术应给予β-受体阻滞剂（B级证据）。

尽管已有多项荟萃分析，但其中一些结论互相矛盾，在β-受体阻滞剂有效性问题上，仍只有为数极少的随机试验。

不多的研究比较了不同的β-受体阻滞剂，但确定合适的目标人群，术前滴定时间以及给药途径等都不够。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用β-受体阻滞剂，有效的心率控制目标值应至少＜65bpm。

（四）围手术期他汀类治疗
指南认为目前正在服用他汀并计划行非心脏手术的患者，应继续使用他汀类药物（IB）。

有或没有临床危险因素，拟行血管手术的患者，使用他汀是合理的（ⅡaB）。

至少有1个临床危险因素，将行中度风险手术的患者，他汀可以考虑使用（ⅡaC）。

迄今获得的证据表明非心脏手术围手术期他汀应用对心脏并发症有保护作用，但大多数数据是观察性的，患者开始服用他汀的时间及疗程还不清楚，而且他汀的剂量、目标值（降低LDL-C水平）和他汀治疗和适应征大多也不清楚，需要有足够说服力的随机试验来明确围手术期他汀类药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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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病患者的术前评估
尽管非心脏手术之前的术前心脏检查作用已经强调了二十多年，但仍缺乏证
据说明这种检查的指导性作用。

目前很多研究的焦点在于明确大量诊断性检
查预示作用的价值和冠脉再血管化与围手术期心脏疾病发生的关系。

更近的
兴趣集中在围手术期药物治疗的价值。

特别是随机临床试验显示围手术期β
受体阻滞降低了心脏意外疾病的发生率。

Polderman及其同事的递减试验表明β受体阻滞对众多行血管手术病人是有效的，但有明显局灶性室壁运动异常和存在3个以上临床危险因素的
患者围手术期仍处于高度危险之中，尽管已经进行β受体阻滞疗法。

因此，
术前评估和诊断试验对某些病人来说仍是有效的，当围手术期β受体阻滞
或其他药物治疗方案可能避免对冠脉行干预手术的需要，只需简单地让病人
做非心脏手术就行了。

1 临床危险指数
大量的研究者通过建立多变量模型来评估围手术期的危险因素。

在更新最初
的心脏危险指数的努力中，Brigham和妇科医院的工作人员研究了4315例
50岁的在三级护理教学医院择期行主要非心脏手术病人，在修订版心脏危
险指数中证明了6项独立的并发症预测因素：高危手术、缺血性心脏病史、
充血性心力衰竭史、脑血管疾病史、术前胰岛素治疗、术前血清肌
酐>2mg/dL。

主要心脏并发症随着危险因素的增加而增加。

麻醉医师对所有这些指数的基本看法是简单的危险因素评估无助于改善围
手术期的管理，但可为并发症发生的可能性提供信息。

相比较，麻醉医师最
关心的是心血管危险因素和不稳定性心脏疾病状态如心肌缺血、充血性心力
衰竭、瓣膜疾病和严重心律失常症状和体征的改善。

2 病人的临床评估
对病人的临床评估必须始于对不稳定性心血管疾病的认识。

有急性冠脉综合征的病人，如不稳定型心绞痛或由于缺血导致的失代偿充血性心力衰
竭，处于发生进一步失代偿的高危状态，围手术期可导致心肌坏死和患者死
亡。

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否则这些病人不应行非心脏手术。

如果手术确实很
紧急，用于稳定病情的药物和机械措施必须得到保证，如主动脉内气囊反搏
术。

如果病人无不稳定的症状，那么对已知和症状性冠脉疾病及冠脉疾病所致的危险因素的认识可用于确定是否需要进一步的诊断评估和改变围手术期的处理。

而在确定术前评估的程度上，必须牢记只要结果对围手术期的管理有影响就应该进行检查。

稳定型心绞痛患者表现为从过度用力后的轻微心绞痛到爬及几级梯子后的伴有心绞痛的呼吸困难。

大强度运动后只表现为心绞痛的患者并不表明左室功能不全，不需要改变术中的处理。

相比较轻微活动后伴有呼吸困难的病人围手术期发生心室功能不全、心肌缺血和心肌梗死的危险性很高。

这些病人极有可能有弥漫性的冠脉疾病，应根据手术过程和有关因素的加强监测和心血管测试。

之前有过心肌梗死的冠脉疾病患者，尽管其中的一小部分可以因为非粥样硬化机制而经受住了心肌梗死的打击。

传统观念认为，非心脏手术的危险因素评估基于心肌梗死到手术的间隔时间。

大量研究表明，如果心肌梗死发生在术前6个月内再次心肌梗死的发生率明显增高。

但随着围手术期管理水平的提高，这一差别已经下降。

然而，在目前急性心肌梗死后溶栓治疗、血管造影和危险因素分级中手术时间间隔的重要性不再有确实的根据。

尽管许多心肌梗死的病人可以再次出现心肌缺血心肌梗死，其他病人可能有要么完全堵塞要么保持良好通畅的严重冠脉狭窄。

美国心脏协会及美国心脏医师协会特别分会在关于心脏病人非心脏手术的围手术期评价中主张心肌梗死不足6周为最危险组。

之后的危险因素分级主要依据疾病的表现（如有活动性心肌缺血的病人最危险）。

3 处于冠状动脉疾病（CAD）危险中的病人
对于无明显症状或病史的病人，发生冠脉疾病的可能性随着粥样硬化危险因素的类型数目而不同。

许多研究显示周围动脉疾病和冠脉疾病有关，糖尿病发生无声无息的心肌梗死和心肌缺血的可能性很大。

Engle等的研究表明糖尿病对于围手术期心脏疾病的发生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在测定这种可能性增加程度的努力中，应该考虑到病程的长短和其他相关的终末器官功能不全。

高血压也和无声无息的心肌梗死和心肌缺血的发生率增高有关，那些有左室肥厚的高血压患者非心脏手术围手术期的危险程度大于无高血压的患者。

最近有综述回顾了高血压病人的术前评估。

其他几项危险因素提示可增加冠脉疾病发生的可能性，包括与吸烟有关的动脉粥样硬化及高胆固醇血症。

尽管这些危险因素增加了冠脉疾病发生的可能性，但并未显示出增加围手术期的危险性，在确定疾病发生的总体可能性时，危险因素的数目和严重程度都是重要的。

4 术前检查指南
美国心脏医师协会及美国心脏协会关于非心脏手术的围手术期心血管评估指南基于专家的意见提出一种规则系统，这一规则系统在2002年最近出版的更新资料上再次被肯定。

自从1996年规则系统发表以来，至少有一项研究提示这一分阶段评价冠脉血管疾病的方法既有效而且成本低廉。

在描述心绞痛的方式时，运动耐量试验是围手术期危险因素中最强的决定因素之一和决定是否需要有创监测。

即使有稳定型心绞痛病人，良好的运动耐量试验表明心肌能耐首应激而不导致功能不全。

如果病人能走一英里而无呼吸困难，那么患弥漫性冠脉疾病的可能性很小。

另一方面，如果病人轻微活动后出现与胸痛有关的呼吸困难，其患弥漫性冠脉疾病的可能性很高。

所有病人要得到正规的评价运动耐量试验的成本效率太低，提出了几种基于日常活动的标准，指南中已经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标准。

手术操作本身对围手术期危险因素和术前获得的安全实施麻醉的信息量有显著的影响。

对与显著应激或围手术期心肌缺血或发病无关的手术操作评估的代价往往大于从新信息中获得的任何已知的好处。

例如，有证据显示门诊手术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较低，在这样的病人中，围手术期管理几乎不因心血管状况而改变，除非病人有不稳定型心绞痛或明显的充血性心力衰竭。

相比而言，血管疾病和心肌缺血发生的潜在高危险性密切相关。

而腹部、胸部矫形外科手术为中等危险度。

美国心脏医师协会及美国心脏协会特别分会关于心脏病人非心脏手术的围手术期评价指南主张的分级评估如图所示。

首先，医师必须评估手术的紧急程度和正规术前评价是否恰当。

其次，确定病人之前是否行血管再通手术或冠脉的评估。

必须证明这些病人处于不稳定冠脉综合征状态并开始适当的治疗。

最后，依据临床危险因素的相互作用确定是否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检查。

对于有中等度临床危险的病人，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应考虑运动耐量试验和手术的范围。

重要的是，如果结果不改变围手术期的管理，术前不必进行心血管测试。

5 更好地确诊和定义心血管疾病的检查
对于那些确定要行进一步检查的病人有几种选择。

运动心电图是评估患者是否有冠脉疾病的传统方法。

它的创伤最小而检测心肌缺血的成本效应最高，对诊断冠脉疾病有适当的敏感度（68~81%）和特异性（66~77%）。

但是，如果病人不能活动，非心脏手术前几乎不做无创检查，因而，运动试验几乎不用。

许多高危病人不能运动或有运动禁忌。

在外科病人中，这种现象在间歇性跛行或准备行血管手术的腹主动脉瘤患者中尤为明显，这些病人围手术期心脏病发病率很高。

因此，药理学应激试验越来越普遍，特别是在血管手术病人的术前检查中。

有数位作者表示准备行外周血管手术的病人有潘生丁铊显影再分布异常预示术后可能发生心脏并发症。

为了提高这一检查的预期价值，提出了几种方案。

与运动铊显影相似，肺摄入、左室腔扩张和再分布异常的大小对随后的发病有预示作用。

最近，应激超声心动图作为一种术前检查已引起关注。

新出现或恶化的局灶性室璧异常运动被看作是阳性的测试结果。

这一检查的优点在于是一种对心室功能的力学评价。

对多巴分丁胺超声心动图的研究显示它有最好的阳性和阴性预示效果。

重要的是在极度危险的心率慢、有室璧异常运动出现的患者中多巴分丁胺应激超声心动图结果应被量化。

6 潜在的围手术期冠脉干预措施
最近有综述回顾了降低非心脏手术围手术期危险的方案。

几组大宗的研究显示，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术后存活的病人其随后的非心脏手术的危险性较低。

几乎没有资料支持仅仅为了提高围手术期的安全而行冠脉血管再通手术的观点，但对于特殊病人群冠脉血管再通手术提高了长期的存活率。

Eagle等在对最初登记冠状动脉手术研究的超过3000例的非心脏手术病人中比较了手术治疗和药物治疗围手术期心脏发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