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科学转化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科学转化
作者：魏世梅
来源：《理论导刊》2008年第03期
[摘要]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丰富的环境保护观念，体现了其积极的思想内涵。

同时由于它产生于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的我国封建社会的战国时期，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它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忽视了人与自然冲突的一面；过于强调自然的伦理道德意义而忽视对自然规律和奥秘的探索。

必须对它加以科学的改造，树立人天和谐新理念，既要热爱自然、善待自然，又要积极探索自然，有效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关键词]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局限性；现代人天和谐新理念
[中图分类号]B22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3－0059－03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具有丰富的环境保护观念，表现了其光辉的生态智慧，这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然而，由于它产生于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的我国封建社会的战国时期，带有封建社会小农自然经济的典型特征，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必须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它，借鉴其有益的思想资源的同时，还应注意克服其不利的一面，以求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积极内涵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萌芽于孔子，由孟子进一步阐发而得以成熟，后经历代儒者的继承、阐扬与完善，至宋明理学时期表现出完备的思维形式，最终成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其关于仁的论述基本上未超出“人”的范围，并没有将“仁爱”的原则推及于“物”的明确论述，但他对自然界的生物特别是动物充满了悲悯之情。

《论语·述而》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表现出孔子取物有节及爱护动物的情操。

朱熹《论语·集注》引洪氏曰：“此可见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

”可见孔子的仁爱之心实际上也用于对待自然万物。

任何人都必须依赖自然界提供的资源生活，因而虽有仁心如孔子者亦不能不钓不弋，然则，在取用自然资源时要时常怀珍惜爱护之心。

在孔子看来，“天”使万物生。

是十分崇高伟大的，人应该效法天，对一切生命，对万物都充满爱心。

《论语·阳货》说：“天何育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

天何言哉。

”在此问题上，孟子的态度更为明确。

孟子主张天人相通，人性即天性。

他将“仁爱”的精神和情感灌注于自然万物，将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仁爱原则推广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出了“仁民而爱物”的命题。

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即是说人和动物的区别也就那么一点点儿，那就是人有“仁心”，有道德情感，人之尊贵，也就在于此。

他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可见，孟子把对待人的道德情感扩大到对待万物，或日将自然万物纳入到“仁”的范围，用仁爱之心将人与万物连成了一个整体。

此即孟子“仁民而爱物”的精神实质之所在。

孟子还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明确主张蓄水养鱼，反对竭泽而渔。

宋儒张载亦将人类天然的道德情感贯注于万物，他在《正蒙·乾称》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著名命题。

视人类为同胞，视万物为人类的朋友和同伴，要像对待自己的同胞、朋友一样对待自然万物，充分体现了儒家“仁民而爱物”的博大精神。

此命题要求用人类的道德情感对待万物，这仍然是将万物看成是外在于自己的“他物”，如此，则不爱万物对人也无损害。

宋明时期的儒者对此作了重要推进，提出了“万物一体”的观念，以确保“爱物”的真正实现。

二程曰：“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

仁者。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

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

”又曰：“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

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二程这里借用了医书中将四肢麻木称为不仁的说法，以说明天地间的品形万物并非是与人无关痛痒的外在之物，而是与人同为一体，血肉相连，休戚相关，因而人必须如爱护自己的手足般的爱护万物。

根据二程的说法，天地间的万物共为一体，人为万物之一，亦为此一体中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人与万物就没有什么不同。

但人在天地之间显然处于一特殊的位置，否则便不能对人提出特殊的道德要求，那么人在天地这“一身”中居于何等的地位呢?我们从二程的论述中还不能明了。

王阳明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夫人者，天地之心。

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人既是天地之心，则天地间万物之危难痛苦无不通达此心。

在这里我们看到，孟子的“爱物”还是笼统言之，还是讲得应当如此的“应然”，到了宋明儒者那里，“爱物”已是非如此不可的“实然”了。

将人定位为“天地之心”，使人对万物负有了一种不可推卸的道德上的义务和责任。

人不但不能凌驾于万物之上，而且还必须担负其维护万物的生养的责任，用自己的爱心行动使万物各得其所，否则便是没有尽到责任，正如王阳明所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

”按照张载的看法，天地本无心，是人“为天地立心”。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说得好：“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人者，天地之心。

”人在为自己确定了“天地之心”的价值定位的同时，不是拥有了主宰万物的权力，而是承担起了自然万物的“主持者”的责任和义务，人作为万物之灵，其特殊性即在于此。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的积极内涵比较充分地体现在以下两段论述中，一是《中庸》中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二是张载《正蒙·乾称》中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人生一世，应有所为、当有所成。

人只要尽心知性，竭力而为，孜孜以求，就一定会有所成，这种“所为”、“所成”理应植根于追求天人合一、赞助化育的理想之中。

可见，儒家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主要指的是一种美好的人生理想、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

儒家给自然之天赋予道德的内涵，向人们灌输一种尊天、敬天的意识和天地—体、博爱万物的大情感，使人类带着真切深厚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去关爱天地万物，这对于今天增强人类的环保意识、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产生于我国封建社会的战国时期，反映了封建社会小农自然经济的典型特征。

在我国的整个封建社会时代，总的来说，生产力水平仍然非常低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依然是一种依附关系，即人依靠自然而生存和发展。

在这种经济形态中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种子、肥料等几乎完全具有自然的形态，是自然界的直接产物。

这样就使得人们对自然界感恩戴德，把自己的生活、生产乃至整个生命都归于天的赐予。

同时，小农经济又是一种粗放型的简单劳动，因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还十分有限，从而对非人力所能主宰的力量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情。

加之，影响生产的阳光、雨水、气候等自然现象，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的表现。

因此，人们的生产、生活乃至整个生命在最终意义上决定于外在的必然性。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其种种理论缺失和历史局限也根源于此。

1、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忽视了人与自然冲突的一面。

儒家的主流思想强调人应该关心、爱护自然，消极地服从、听命于自然，而很少认识到怎样积极地改造自然，使自然界造福于人类。

儒家也有强调天人区别、对立的，如《荀子·天论》中，荀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改造自然的独特见解：“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这些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放异彩的言论与儒家主流思想格格不入，对古代中国人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未产生应有的影响和作用。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既互相依存，又互相区别、对立。

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地从自然界中获取生活资料，这就需要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使自然界为自己提供丰富的物质财富。

而自然界并不总是风调雨顺、按照人们的意志行事，相反，自然灾害时有发生。

所以人类需要同自然界作斗争。

仅仅看到人与自然和谐的一面，忽视矛盾和冲突，容易抑制对自然对象的改造意识，难以激发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动机和要求，这一点与不断变革、进取的现代的时代精神是不相融的，当然也就不利于人类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更不利于现代和谐社会的构建。

2、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过于强调自然的伦理道德意义而忽视对自然规律和奥秘的探索。

儒家讨论“天”旨在说明人间伦理道德，而不是探求自然的奥秘。

无论是孟子的“仁民爱物”
还是二程的“万物一体”都是如此。

朱熹等宋明理学家提倡“格物”，对天地自然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他们的目标也不在于探求自然知识，而在于探求道德原则，即通过格物致知导向正心诚意，因此，“格物”并不是探究天地万物的规律，而是体认天地万物先验具备的“天理”。

以伦理道德的眼光去看待天地万物亦未尝不可。

道德可以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但在利益面前往往显得软弱，而且没有强制性。

因此如果仅仅如此，则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自然万物毕竟是不能理解人、顺应人的，要改造自然，使自然物适应人，其先决条件是对自然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的认识。

否则，要么消极地顺应自然，要么盲目地改造而受到自然的惩罚。

就目前的情况看，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知有待加深，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需加节制。

目前要解决的是过分改造、利用自然所引起的生态危机同题。

保护、改善生态环境，毕竟是—个克服工业和科技文明负面效应的大行动，离开现代科技文明是不行的。

三、科学转化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树立现代人天和谐新理念
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就是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要做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而且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科学转化。

是社会主义现代和谐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

1、现代的“人天和谐”新理念具有科学的立论基础。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人天和谐观奠定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科学原理基础之上。

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的内部都包含着相互关联又相互排斥的两个方面，即矛盾双方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二者共同作用推动着事物向前发展。

整个世界就是由人和自然组成的一个矛盾统一体。

马克思很早就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马克思指出，人是社会的主体，又是自然的一部分，即人是生活在自然界当中的社会人，自然界是人的自然界。

“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

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

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是以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条件的，因为人本身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本身。

“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

自然界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天然的“衣食仓库”、“武器仓库”和“精神产品”的仓库，生产力虽然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离开作为生产环境的自然界这一前提条件，生产力的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人与自然组成了一个对立统一的生态平衡系统，只有维持这种平衡，人类才能得以
生存繁衍。

因此，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注重它们在对立中的和谐统一，才能真正使自然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现代的人天和谐新理念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断遇到新的挑战。

近代工业社会，人类的创造力得到了大幅度释放。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人类占用自然资源的能力，人类从自然界得到了巨大的财富。

然而，由于大规模无序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急剧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

大自然被人类的行为激怒，一次次地用它的法则惩罚人类，以至于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正在走的是一条先破坏后修复，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的道路。

我们正在步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的后尘，继续以牺牲环境资源来换取经济快速增长，这无异要使整个人类走上一条不归路。

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模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复杂，相互关系已很难协调，必须付出巨大成本才能保持某种暂时平衡。

人类的文明和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到今天，从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需要确立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人的生产目的、社会目的，必须以遵守、顺应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为前提、为依据。

舍此，人类将从根本上失去家园，失去生存的空间。

如果人类的生产活动竟是以破坏甚至毁灭自然的生态环境和违背自然的发展规律为代价，那么人类的这种生产活动无异于慢性自杀，无异于自取灭亡。

面对着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显。

如果不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不但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我们不能再执迷于对自然的“征服”、“统治”，而应转向对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进理想关系的追求。

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

回顾历史和现实，我们可以看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我国走出了这样一道历史的轨迹：古代社会，在天人关系上，以人消极被动适应自然、听天由命的“宿命论”为其特征，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其最为典型的表现；近现代社会，以人无节制地、掠夺式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征服论为特征，突出地表现在对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彻底批判和否定；当今，人们已经深刻认识到，当代和未来社会，必须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科学改造，以合理利用、保护资源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和谐论”为特征，树立现代的人天和谐新理念。

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

由宿命论走向征服论，再到和谐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20世纪到21世纪内最大的进步，它显示人类的思想认识、道德水准、实践能力与科技水平在不断地完善和提高，并不断地调整着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使之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3、善待自然，积极探索自然。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现代的“人天和谐”新理念注重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中求得它们的和谐共生。

它既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道德意义，又要求人们必须重视对自然规律和奥秘的积极探索，通过多种可操作的措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热爱自然、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观念。

因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是人的养育者，人类理想的生存环境是人天的和谐共处，而非片面的斗争和盲目的征服。

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其实也就是尊重和善待我们人类自己。

这一点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相通的。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只是“应然”之论，包含着精神与道德层面的形而上的追求内涵，必须使它与现代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由“应然”向“实然”的转变。

二是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科学精神，正确认识自然，尊重自然规律。

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和改造永远也不会停止，问题在于如何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

这就必须认识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惟有如此才可能做到真正有效的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是高度重视和加强环境污染的治理与生态建设。

面对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和环境污染日渐加重的严峻现实，我们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大治理环境污染的力度，坚决禁止各种掠夺和破坏自然的做法，坚决改变以破坏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采取坚决行动保护自然，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和谐。

同时，增强全民族的环境保护意识，在全社会形成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良好风气。

四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社会经济体系。

我国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即我国的工业化要实现“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少、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小、人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良性循环，发展新科技，建立与环境和谐的科技体系。

五是以新的指标体系来衡量社会经济的发展，考核各级干部。

一些地方常常把发展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又把经济增长简单等同于工业增长，在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中，把GDP、招商引资和投资项目作为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

于是许多地方政府往往不顾本地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状况，大上高污染、高消耗的项目。

新的指标体系不仅要反映经济增长的总量水平，更应该反映出经济增长的质量，反映出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生态和资源的代价。

绿色GDP就是符合上述要求的一个很好的经济指标，目前正在抓紧进行研究。

六是完善法规体系，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推动循环经济体系的建立。

循环经济将“资源一产品_废物”这一传统的线性物流模式改造为“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模式，充分提高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生态效率，以最少的资源能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低的污染排放，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建成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对现有的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重点要健全法制，完善政策，对现有宏观经济政策体系进行改革，逐步建立绿色的产业、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政策体系，引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等，明确生产者、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实践循环经济的制度。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体现了儒家学者仁厚的心胸和博大的情怀，但它只是给人们提供了精神修养的方法和境界，并未提供认知、改造自然和保护、改善生态环境所需要的知识和法则；它可以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增强人们对自然万物的关爱之情，这对保护自然环境、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它不能具体地运用于解决目前的生态问题，它与现代提倡的人天和谐新理念还有着根本的区别。

要真正解决生态问题，必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运用社会的、经济的、法律的、道德的等多方
面的手段，进行综合治理。

最终的根本途径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幸福、生态良好的良性循环和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