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农村妇女的权利、地位及其他——解读李银河《后村的女人们》 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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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妇女的权利、地位及其他——解读李银河《后村的女人们》农村妇女的权利、地位及其他——解读李银河《后村的女人们
引言
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生活,作为半边天的妇女,和男性一起经受了这场社会变革的洗礼。
农村妇女,或者在农村下地劳作,承担着家务和照顾家人的工作,或者在城市谋生,在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
然而,她们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她们的婚姻、家庭和工作境况,真正了解的人并不多。
社会学家李银河自2019年秋至2019年夏在后村一个位于河北和山东交界的村落,以一个村庄为范本,对一百名农村妇女进行了面对面的调查。
后经过作者补充整理,该调查以《后村的女人们》命名,2019年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出版后,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作者在《后村的女人们》中,用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全面分析了一个普通农村——后村的家庭结构、性别权力关系等情况,针对女性的不同社会角色——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进行走访调查,分析她们在上学、就业、婚嫁、抚育后代、家务劳动、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等方面与男人的权力差异,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当代农村家庭权力关系,男女仍然是不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正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渐缩小。
作者是当代中国颇富社会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主要研究领域是妇女社会学、家庭社会学、性别研究,性社会学。
她的许多理论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起到了推动性作用。
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五十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2019年入选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名社会人物。
前不久,本刊特约记者张弘就有关问题专访了该书作者李银河。
调查选题的起因
张弘以下简称张您当初确定这个调查选题的起因是什么?
李银河山西大学历史系学士,美国匹兹堡大学社学会系硕士、博士,现为中
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以下简称李《后村的女人们》最初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回答一些外国的圈外人对有关中国问题的胡乱猜疑新闻告诉我们,溺女婴、拐卖妇女、卖老婆及较高的女性自杀率仍在继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当代中国发现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到底有多严重?中国的计划发展体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妇女生活的质量?
许多当代中国人已经感觉不到性别问题的存在了,有的人甚至在抱怨我们这个社会开始变得阴盛阳衰。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中国真的不存在性别不平等问题了吗?中国最大多数妇女的生存状况究竟是怎样的?她们真的是在一切方面都与男人平等了吗?如果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依然存在,其在农村是怎样的一种表现形式?这就是本项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男权制在农村很依旧有力量,妇女的地位还是很低下
张您在调查中有哪些情况是在意料之外的?
李应该说,在调查之前,部分情况是在意料之中,因为我们都知道,男女平等是个很重大的问题,农村一般重男轻女,但是,我们对农村男女平等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并不了解。
比如在农村,一个女孩子从出生,到底能不能得到跟男孩一样的机会,比如父母的喜爱以及营养、教育等等,这些方面和男孩是不是一样、是不是平等?农村本来就是比较被忽略的,农村的妇女们就更是被忽视的,这方面研究也是比较被忽略的。
这些情况在调查之后才有了明确的了解。
比如,后村的女人甚至不能上餐桌吃饭;婚嫁问题上更是没有自由可言,往往是家长和媒人说了算。
有些贫穷家庭还保留着兄妹换婚的方式,村里有个别自由恋爱的事例,然而却在现实生活和人们的观念中引发出剧烈冲突。
调查表明,在性需求方面,后村女人大部分没有主动性,也不敢拒绝丈夫的要求,否则就可能遭到打骂。
实地调查中印象最深的是,后村女人所遭遇到的家庭暴力,以及家里来客人
时女人一律不可以上桌吃饭一类的习俗。
这些习俗看起来好像无足轻重,但实际上是男权社会的遗迹。
女人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和男人都不是同一个物种,为什么这个人是女的她就不可以上桌吃饭?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个案,村里最大一个村办工厂的厂主是个女人,这工厂是她一手操办起来的,但是家里来了客户都是由她丈夫来陪,她不能够自己在饭桌上跟客户谈生意。
这个女人只能在厨房操持饭菜,甚至吃饭也不能上桌。
其实她老公对工厂的事情是完全不了解的,也不知道怎么谈生意,她只能事先教她老公应该怎么说,当她老公在饭桌上不知所云、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她才能趁机说几句对工厂有用的话。
再比如在政治上,村里几乎所有干部都是男的,女人在政治上没什么地位。
我专门询问了她们会不会入党,结果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去入党,村里的干部好像只有妇女主任一个人是女的,很多人还根本不知道这个干部的存在。
这些事情说起来也许不是多么触目惊心,但是非常的荒诞,可以看出男权制的习俗在农村还是很有力量的。
张您这项研究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什么?
李跟以前相比,在很多方面农村妇女的地位已经有了改善,但是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她们和男人还是很不平等的,地位还是比较低下的。
张那么,您的这次调查研究有多大的代表性?
李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分为定性的和定量的两种。
一个很好的大样本的随机抽样可以推论整体,比如北方农村甚至全国农村等等。
但是,像这种调查一个村子的研究结果,完全不能推论。
它完全是一种探索,和大量的定量调查相比较,它的好处在于比较深入,可以问到好多在大型的定量调查中问不到的一些问题。
张本书中关于女性在性快乐方面的采访令人印象深刻,北方农村妇女在性方面是受到男权主义的压迫的。
您在书中也提到北方女性谈性这个话题是有很多顾忌的,在实际调查的过程中如何让她们开口谈性的呢?
李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帮助我做调查的助手,她就是本村人。
如果是我自己去问的话,可能就一点儿都问不出来了。
农村妇女在谈起性这个问题还是
很羞涩的,做这样的调查自然很困难。
而我恰恰有这么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有这么一个人,又受过高等教育,又是本村人,村子里很多人都是她的熟人,对于这个村子的妇女来说,她其实相当于一个圈内人,这样她问起来就比较容易。
更何况她作为圈内人,很多事情她本来就是知道的,比如说在性的问题中,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实例,比如同性恋,甚至其中有因为性倾向的问题而自杀的,这些事情是她本来就知道的。
自由恋爱属于丑闻
张在《后村的女人》中,我看到后村自由恋爱和包办婚姻正在发生着激烈的冲突,他们的婚恋似乎正出于保守和进步之间。
作为亲身经历过这次调查的专家,您认为有哪些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
李实际上自由恋爱在农村的阻力还是挺大的,真正的自由恋爱在农村人的心目中还是一个比较负面的现象,有些自由恋爱的子女和父母的冲突很激烈,大家依旧把它看作一种丑闻。
我觉得,在农村,真正实现自由恋爱还需要比较漫长的过程。
其实对于自由恋爱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包括岁数大的人,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都表示能够接受自由恋爱这个观念了,但是习俗在实际上的改变还是比较漫长的,人们还是按照习俗去做的。
结婚的方式其实也是一种习俗,而习俗的改变则最难。
张我在阅读《后村的女人们》时想到一个问题。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女性往往受到农村宗法制度的严厉控管。
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农耕社会开始逐渐瓦解,宗法制度也趋于解体,而女性地位也在逐渐提高。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农村女性权利不平等,是否就是因为传统农耕社会的形态相对封闭的状态而造成的结果?
李除了传统农耕社会中经济活动、生产方式等因素之外,婚姻制度、婚后居
住制度……这些也是造成妇女地位低下的原因。
其实造成重男轻女这一现实的原因不仅是在观念上的,它还直接跟养老等问题有关。
女孩嫁出去,家里如果没有男孩,养老自然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男权制的一个基础就是婚后居处制度。
婚后女方要搬到男方家庭去住,就等于从出生的家庭拔根到一个陌生的家庭里生活,她的地位当然是会大受影响的。
但是,这个问题也不是说改就能改的,只能靠都市化、现在化才能逐渐改变。
几千年以来,中国都是一个男权制的社会,这种情况在城市里已经有所改善。
根据我的调查,在大城市中,从妻居住制才2-3。
但是,大城市婚后新居制已经占到整整一半了,大概还有45是从夫居住。
在农村,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婚后从夫居住制,恐怕也是因为那里是被社会变迁遗忘的角落,真正的社会变迁还是发生在城市,农村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
在城市,婚后新居制已经占到一个相当的比例了,它改变了结婚以后女性一定要去住到婆家这样一种居住形式,这样一来女性地位就不一样了,因为女性脱离了男权制的家庭环境。
但真正要改变,我看还是要都市化、现代化。
张在您的研究中,女性获取收入的能力和水平,是否也是决定农村性别权力关系的重要因素?
李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一般的家庭,丈夫从事非农业生产的,收入就比较高,一般的妇女在一个家庭的收入里头大约能占到一小部分,比如三分之一。
《后村的女人们》中有一个调查对象是小学教师,收入相对比较高,村子里一些特殊的习俗就影响不到她。
比如,家里来了客人,女的不能上桌吃饭,这个小学教师就能。
很明显,她在家里的地位高,就不受这个习俗的约束。
张根据我对农村的了解,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女性自杀的比较多,而现在就很少了。
近年来,妇女外出打工等谋生渠道的增多,是否有利于女性地位的提高?
李妇女的流动对于其地位的提高是有好处的。
像自杀这种情况就很奇怪,只有中国等极少数国家,女的多于男的。
大多数国家,男的自杀明显高于女的。
因为在生存的竞争中,男的压力大,自杀率也就高。
在中国就不一样。
中国女性自杀的人群中,农村妇女又占了大多数。
甚至有人提出这么一个理由,就是农村妇女特别容易得到农药。
我觉得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根本原因还是生活质量低下、社会地位低,使其绝望所造成的。
另外,我还想到一个文化的原因。
在历史上,我们就有女人以死明志的习俗。
比如,她遭到强暴了,受到委屈了,以死来表示自己的清白。
有些行为,政府还予以表彰。
这些在文化的深处,会产生集体的记忆。
张如果国家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养老和医疗问题,让农民在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不再为生存和患病而担忧,那么对于农村女性地位的提高将起到什么作用?
李如果真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妇女的地位就能真正和男性平等。
农民之所以重男轻女,主要是养儿防老。
虽然法律规定儿女都要养老,但是在农村还是男孩养老。
法律说男女都有继承权,可是农村的继承权都给男孩了。
从养老到财产继承,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你没有养老,怎么能有继承权呢?男女平等继承财产的法律,在农村还很难执行。
但是,在城市就是儿女平分父母财产。
如果国家能够承担起农民的养老、医疗等责任,就等于铲除了造成农村男女不平等的根基,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就能比较好地得以解决。
女权主义被妖魔化了
张我们都知道您是女权主义者,您自己对女权主义有什么定义?
李我当然是女权主义者,要不然我在干什么呢?我写这个农村性别权力关系问题,绝对是女权主义的观点。
实际上我觉得女权主义在中国被妖魔化了,大家觉得女权主义是仇视男人、跟男人争斗之类的,实际上我觉得女权主义就是主张男女平等,所有主张男女平等的人都是女权主义者,主张男女平等是中国的国策嘛。
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有妇女权益保护法,但中国有,这是一个基本的国策。
女权主义有很多不同的流派,有一些比较激烈的,比如说主张彻底摆脱男人的、仇视男人的,是极端的。
中国人一说女权主义就是这么一种印象,其实不是。
女权主义各个流派虽然观点分歧很大,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主张男女平等的。
我来解读女权主义,就是主张男女平等的,就是说男女和谐的相处,我既不主张男尊女卑,也不主张女尊男卑。
关亏性学研究
张在众多的社会学课题中,您为什么选择了性作为研究重点?性问题的独特性在哪里?
李其实我的研究领域是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其中性的领域更富有挑战性吧,它在社会习俗中引起争议的领域更多,应该加以矫正的问题也更多,而且性是社会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关系到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的幸福。
张性对中国人来说一直很敏感,您在对女权、性的研究过程中遭遇过哪些让您记忆深刻的压力和阻力?
李阻力……应该还是习俗吧。
有些人对我的一些观点、言论很难接受,有的人甚至很激愤。
因为我的很多研究和观点是对传统习俗的重新思考,而挑战习俗和传统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一夜情的道德问题
张媒体关于您的三个前卫言论报道引起很大的争议,一夫一妻模式显得过于单调一夜情在道德上完全没有问题只要不生育表兄表妹也可结合,很多人关注您也是因为您在很多性问题上的观点,可否解释一下您的这些说法?
李一些问题大家都觉得是很天经地义的,比如婚姻制度,可实际上,婚姻制度也不见得就是那么永恒的,它也是在不断地改变着的。
当然,在中国变化可能是最慢的,因为中国是一个特别看重家庭价值的社会,所以这个事情在中国听起来就特别刺耳。
而在那些比较看重个人的社会,婚姻制度的重要性跟我们就大不一样。
在北欧,有一半的人基本上不进入婚姻,而是选择一些其他的方式。
在匈牙利,目前只有一成多的人进入婚姻。
我只是把这些客观的统计数字和趋势描述了一下,国人就很受不了了。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嘛,我们搞社会学的,就是要把事实告诉大家,我们社会学就是做这样两件事,一个是告诉你事实是怎么样的,一个是告诉你为什么。
关于‘.一夜情没有什么道德问题,我是有一个前提的,双方必须是单身,而且要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
满足了这些前提,一夜情是没什么道德问题的,而且他们是有权利的。
但是一夜情如果发生在已婚的人身上,这就违反了婚姻道德。
而且我还加了好多限制,比如说一夜情是很容易传播性病的。
如果说两个人都是单身,而且自愿,这没有任何道德问题,身体是他们自己的。
我觉得我的观点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至于说到表兄妹结婚,这在传统社会中是合法的,后来国家对此有了新的规定,我是赞成的。
我只是说对于一些非常个别的个案,一对表兄妹,他是非她不娶,她是非他不嫁,俩人又保证不生育,法律可以对这样的个案网开一面。
有人因此传我赞成乱伦,真是太荒唐了!
习俗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也是很顽固很强大的,对它稍有不敬就会被骂的狗血喷头。
我觉得媒体针对我的那些言论,无论多么尖锐,如果是不歪曲的报道,我就都能接受。
我确实是对习俗有挑战,但是有的媒体并不是客观地全面地报道,而是歪曲、篡改我的言论。
张您说,在单身且自愿的基础上,一夜情没有道德问题,其中也包括无爱的性行为吗?
李性和爱分离我觉得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当然,如果性和爱连在一起感觉会更好,但是如果分开,也没什么道德问题。
有很多夫妻的感情是不那么好的,可以反推嘛,你能指责一对没有感情的夫妻生孩子是道德不好吗?所以性和爱分开的案例绝对不占少数。
性和爱连在一起是比较高质量的性,但是不能够要求所有人都做到这么高质量的性。
张在性研究方面,最让您感到惊奇的是什么?
李在一些问题上,我们与西方国家还是有一些差距,比如说性快感的问题。
在国外有10的女性是没有性快感的,而在中国有26的女性终身没有体会到什么是性快感。
跟西方社会的差距能达到如此大的程度,这个是比较惊人的发现。
再比如说,中国的很多同性恋都选择了跟异性结婚,因为中国的结婚压力、传宗接代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所以好多中国的同性恋都会跟异性结婚。
这当然是很不人道的了,跟异性结婚的同性恋怎么能幸福呢?这也会造成大量的家庭悲剧。
这个也是比较触目惊心的吧。
全世界没有那么一个国家的人像中国人这么看重生育的,传宗接代啊、香火的延续之类的。
这也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是没有什么宗教信仰的,最看重的就是家庭的价值了,孩子简直具有宗教的意义,对中国人的人生来说是重中之重。
要生孩子就要组成异性恋的家庭,同性恋在中国人看来就好像是要断子绝孙啦,这在中国人看来简直太恐怖了,就好像生命中最重要的价值没有实现。
这还是因为中国是家族主义的文化吧,西方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化,以个人为单位,咱们是以家庭为单位。
但是也不能说个人主义就是优于家族主义,只不过是各有所爱吧。
张我们知道,您一直在为同性恋者鼓与呼,在您看来,在中国同性恋结婚合法要具备怎样的条件?
李我觉得要在两个方面得到改善,才能有一个质的飞跃。
一个是歧视同性恋的这个意识形态要发生一个真正改变,可是现在还没有这么一个改变。
比如前一段时间我写过一篇博文,是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实现了军中服役同性恋公开化的,但是这个博文被删掉了!这个事情就证明我们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挺歧视同性恋的,这种意识形态是不正确的。
整个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歧视,从民间到政府的态度,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改善。
性倾向上的歧视跟歧视妇女、歧视黑人是同一数量级的,现在很多人也在争取在联合国的平等宪章里写上,不能够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另外还要加上性倾向上的歧视也不能有。
我们现在搞和谐社会嘛,应该包括不能歧视少数族群这么一个观念。
另一个方面就是公民发言机制上,每一个不同的利益群体,尤其是小群体,都应该有渠道把自己的声音发出来,也可以推选自己的代表代表自己利益说话,争取自己的利益,咱们在这些方面还不健全。
这两个方面都有改善之后,同性婚姻合法化才有可能实现。
关于性教育
张当前手机黄色网站给孩子的毒害很大,打击力度也
正在加强。
有关青春期性教育问题,现在很多地方在搞试点。
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李教育部现在已经发了文件,青春期性教育要在全国推广了,就好像试验阶段已经过了。
但是现在来看,做的还是远远不够的。
北欧一些国家的性教育有一个指标,成功的性教育就是能够百分之百地杜绝少女怀孕。
目前这个我们还没有完全杜绝,少女怀孕正是说明没有做好性教育的一个标志。
应该达到这个标准,如果没有达到的话,那就证明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做好。
在我最新一期的电子杂志上就有一篇文章,是一个美国性学专家写的关于美
国中小学的性教育问题。
他们讲的非常详细,针对孩子不同的成长阶段,十岁的时候应该给他们讲什么,十五岁的时候讲什么,都是通过专家论证的,他们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安排。
我们的性教育实际上很多只是在上生理卫生课,会讲一些子宫啊、精子啊、卵子啊等生理结构、器官,但是不讲性。
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性教育。
性教育必须要讲性本身,比如人是怎么怀孕的、如何避孕,包括同性恋也是性教育的一个内容,这些都要讲,不讲的话是没有实际效果的。
另外就是要给他们传播一些比较正确的性观念,性教育里面也得包括正确的性观念的传播,起码不要让孩子特别的反性,不要给他们太多的罪恶感,否则就容易造成心理问题,影响到他们的健康成长。
张您下一个研究重点是什么?
李目前在做的是中国五城市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的变迁,广州、兰州、杭州、郑州、哈尔滨,东西南北中五个城市。
研究重点包括两个方面家庭结构、家庭关系。
后者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亲属关系。
这个报告2019年应该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