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最顶级的治国术，不是儒家法家，而是老子的道家

黄朴民：最顶级的治国术，不是儒家法家，而是老子的道家
与儒家喋喋不休表示“兼济天下”意愿不同，也与法家大张旗鼓标榜“富国强兵”宗旨有别，老子的治国之术更像是藏在剑鞘中的利剑，裹在白手套里的重拳，底定江山悄无声息，挪移乾坤无迹可求，大方无隅，大象无形，真正进入了治邦安国的上乘境界，所谓“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是老子的名言，也是构筑老子治国理念的逻辑起点。

它的意思有两层，首先鱼是好东西，还是要吃的，而不是不吃，这在政治上就是要管治，而不是真的放任自流，无所作为；其次，治国过程中要小心谨慎，不要无事生非，乱翻乱动，否则鱼在锅中就会碎掉，没有办法再吃。

前层意思表明老子注重治国是其学说的必有之义，韩非子苦心孤诣“喻老”“解老”，司马迁将老子与韩非同入一传，绝非谬论知音；后一层意思表明老子的治国之术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作为典型的“君人南面之术”，它仍是形式上的“无为”和实质上的“无不为”的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在老子的眼里，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自然属性，所以最高明的统治理应顺从客观，尊重自然，既不有为，更不乱为，因势利导，
率理而动，一切“道法自然”，凡是“无为自化”。

这在治国上，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要求统治者做到海涵一切，虚怀若谷，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谦卑处下，宽容包纳：“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老子的观点是：理想的世界应该是“不争”和谐的“混沌”状态，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关键是占据着权力资源的统治者主动降低自己的身段，与处在下游的草民们打成一片，消除彼此的隔阂，离开矛盾的漩涡，这就是所谓的“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

总之，在上者是虚静无为，在下者是循理而为，各不逾矩，彼此相安，即双方都能按照各自的自然本性和谐地共存于一个体制之中。

其次，是主张顺遂人性，因循为用。

老子反对用道德仁义等外在力量去强行改变什么，规范什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即任凭天下万物自生自灭而不加任何干涉。

理由很简单，天地如果有恩爱之心，必然会以自己的意志有为地向万物施加恩泽，按自己的标准改变万物的状态，可是“强扭的瓜不甜”，这样一来恰恰破坏了万物生存的自然法则。

比如野兽吃草，人类吃狗，表面上似乎很残忍。

但这却是生物的真实本性，是生物界的天然生物链。

假如天地出于仁慈而加以改变，就反而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

因此，天地必须冷血“不仁”，即对生物之间的弱肉强食不予干涉。

同样，圣人治国也应该“不仁”。

在老子看来，仁义孝慈是人类的自然本能，无需汲汲倡导而已自然存在，一旦倡导，必须在利益驱动下导致大量伪道德出现，造成真道德丧失：“大道废，有仁义；智慧生，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因此，留给圣人的选择只有一途：“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
其三，是提倡去奢节俭，废刑省罚。

具体地说，第一要节俭，“去甚，去奢，去泰”。

老子以为人之患在于有为，而导致有为的诱因，在于欲望太多，名利心太重。

要纠正这一偏差，唯有节俭，珍惜生命，节约精力，这才合乎自然本性也即“灭道”：“治人事天，莫若啬”。

第二是要知足常乐，进而荣辱皆忘。

老子的观点是，统治者只有贵生重己，适可而止，知足常乐，方可远离祸害，免除灾难：“名与身孰亲？身与贷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第三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法令刑罚手段在治国上的巨大局限性，反对以暴力强制的方法进行管治。

老子指出，面对利益驱动下日益严重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现象，日益猖獗﹑无奇不有的犯罪触禁，依靠刑事处罚的办法无济于事，一筹莫展，甚是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在老子看来，在治国上依赖刑法的强制力，是典型的妄为，违背自然好生爱德的本性，舍本逐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注定没有任何出路。

一旦当民众失去生路，断绝希望，不再畏惧死亡的时候，统治者就丧失了稳定政局的最后资本，整个社会的总崩溃就得无可避免了：“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很显然，老子以“道法自然”的基本立场出发，视政治高压﹑暴力强制为治国上的最大失败。

其四，是强调贵柔守雌，以弱制强。

《吕氏春秋·不二》说：“老聃贵柔”。

知雄守雌，以退为进，柔弱胜刚强，这的确是老子对待事物，掌握主动的策略原则，也是其治国之术的一个显著特色。

按老子的理解，“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处于柔弱卑下地位的一方，其实往往拥有最强大的力量，“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刚强者莫之能胜”。

与之相反，一切刚强的东西实际上都蕴涵着衰败死亡的契机，即所谓“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物状则老”乃是普遍的规律。

基于这样的感悟，老子主张贵柔，守雌，“进道若退”，“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以退为进，以屈求伸，以弱胜强。

在这种策略原则指导下，老子的治国之术当然要
带有浓厚的阴柔特征。

第一是肯定管理制度的设置和管理措施的推行，都要求合乎时机，顺应自然，“静作得时，天地与之”。

不可单凭主观的意念率意为之，以致走向事物的反面。

同时在必要的时候，让治国的理念与方法随着情况的变化，形势的发展，而有所调整，有所改变，“与时迁移，应物变化”。

第二是主张管理上要由小入大，由易至难，循序渐进，和谐混或，而不能幻想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第三是提倡管治的方式应该尽可能做到简约﹑明快，不讲求繁文缛节，不违背天然本性，事半功倍，效率至上。

为此要“以一统万”，以简驭繁。

第四是强调治国的手段要善于体现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特点，达到“成功遂事，莫知其状”的理想境界。

善守雌节，后发制人：“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总之，是要在这样的“君人南面之术”的全面掌控之下，使天下得到有序的管治，“无为而无不为”，即舍弃过度的措施，摈除酷烈的政举，尊重普遍规律，承认独特个性，不以俗情系心，不以他物累形，一切顺任自然，凡事因势利导，以不争的手段和姿态，来达到
“天下将自定”的目的，所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为此老子为我们描绘了“无为而治”的理想统治模式：“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贵其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它比“亲而誉之”儒家政治高明，更比以“畏之”为特征的法家政治优越，的确是了不得的治国利器，不世出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