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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版本流传简述
《大学》在先秦儒家典籍中,是一篇结构最严谨、体系最完整的阐述儒家伦理政治思想的文章,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深深地烙印于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心灵,成为他们的人生哲学大纲。

尤其经宋儒标举之后,《大学》更一跃而为比传统经典“五经”地位还高的“四书”之一,从而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被奉为人生治学之圭皋。

但是,《大学》的作者是谁?其成书在什么时代?其版本流传情况如何?它的出现代表了什么意义?
其变化轨迹如何?等等问题都为人们所瞩目。

目前,这些问题仍被学术界广为讨论。

因此,笔者在此对《大学》的版本流传作一些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众所周知,《大学》本是《小戴礼记》的一篇,东汉郑玄曾为之作注,唐朝孔颖达曾为之作疏。

因此,《大学》的内容应以《小戴礼记》所记载的为准。

本来,在《大学》被宋儒所表彰并抽出单行之前,其版本根本不存在问题,如现今保留下来的《礼记》注疏本、汉熹平石经本、魏正始石经本、唐开成石经本,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是,在宋代及宋代之后,《大学》的版本问题却变得颇为复杂起来,根据李?b《大学辩业》的记载,《大学》在流传中其改本不下十几种,计有:宋代程颢改本,程颐改本,朱熹改本,元代王柏改本,明蔡清改本,季本改本,高攀龙改本,崔铣改本,甬东丰氏伪正始石经改本,葛寅亮改本,王世贞改本等。

各改本的编者皆呈私意,对《大学》原文移缀颠倒,重新编次。

所以。

邱汉生先生感叹地说:“《大学》一书,遭遇如此,在古书里实为罕见。

”[1]
在《大学》的经典地位逐步得到确立的同时,宋代儒者对《大学》版
本是否有误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

对于郑玄注、孔颖达疏的《大学》古本,宋代儒者认为有这样两个疑问:第一、《大学》中的八条目,不应只有“诚意”以下六目有释义,而“格物”“致知”二目没有释义;第二,《大学》中的“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比八条目更为重要,不应没有释义。

这两点疑问,使当时的学者怀疑古本《大学》有错简或阙文。

有错简则必须调整文章的章节结构,有阙文则要补其缺漏。

但是,迄今为止,还找不到证据证明《大学》确实存在错简问题。

当然,也可能《大学》确实存在着错简的问题。

因为,古代的竹简,一根一根的,从中间用两道绳子编连起来,时间久了之后绳子就容易烂,那竹简就散了,重新编的时候就可能编错了,把上一根编到下一根了,这就叫错简,在历史上是很常见的。

据考证,北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八月,宋仁宗以《大学》赐新第进士王辰。

后来,登第者皆赐以《儒行》、《中庸》、《大学》等篇。

据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记载司马光著有《大学广义》一卷,是为《大学》别出单行之始。

但这个时期还没有人对《大学》的内容提出质疑,所以,也就不存在版本的问题。

宋儒自二程开始就对《大学》的篇目有了争议,认为存在错简,因而二程对《大学》古本做出改正。

最著名的《大学》版本是程颢与程颐兄弟所改定的。

程颢所改定的称为《明道先生改正大学》,程颐所改定的称为《尹川先生改正大学》。

二程的改本皆对《小戴礼记》中的文字次序有所调整。

比如程颢将“《康诰》曰:‘克明德。

’……为人子止於孝,为人父止於慈,与国人交止於信”放到开头第一章的后面。

程颢将具有权威的《诗》、《书》、
汤之《盘铭》中的引文置于其后,是想证明此三纲领的重要性,而此句主要突出儒学内圣修身的重要性。

而程颐则将引文放在了“大学之道……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之后,这一段包含了三纲领之外,还包括朱熹所谓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大学》的八条目。

此三纲八目是一个修己治人、内圣外王相贯通的伦理――政治模式,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程颐对此整体的强调,说明他希望建构的是一种“内圣外王”理论,即把内心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政治实践融合为一体的道德――政治哲学。

后来朱熹肯定和继承了程颐这样的改动。

此外,程颐还将古本中的“子曰:‘听讼吾犹人也’……此为知之至也”与“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结合而作为对“格致”的解释。

更有甚者,程颐除了改动引文位置之外,还按己意擅自改动里面的文字,那就是程颐将《大学》中“亲民”改为“新民”,“身有”改为“心有”。

这样的改动在程颐看来,主要是从前后文语句、内容的协调一致方面进行考虑的。

如改“亲”为“新”字,从后面的引文来看,“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康诰》曰:‘作新民。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都说的是“新”,而没有“亲”的意蕴在内。

另外,郑玄对于“亲民”的“亲”字的解释为:“君子日新其德,当尽心力,不有余
也。

”[2]也说明了“亲”为“新”与本义更合。

这样改“亲”为“新”,自然可以保持前后语句的通畅、意义的一致连贯性。

朱熹对程颐改“亲民”为“新民”,也表示非常赞同,他说“今亲民云者,以文义推之则无理;新民云者,以传文考之则有据。

”[3]总之,二程对《大学》原本皆断以己意,做出了章节次序乃至文字上的调整或者改动。

这一“正”的结果,留下
了二程各自的《改正大学》,保留在今《河南程氏经说》之中。

[4]总之,二程对《大学》原本但凭臆测,就据己意改正、编定《大学》,虽说勇气和学识可嘉,却是一种不良的学风,也为后来朱熹据己意编定《大学》章次,并为之补“格物致知传”一章,开了先河。

可以说是二程也开启了《大学》版本篡改之先河。

二程之后,对《大学》的专门研究多了起来。

周予同先生在《大学》与《礼运》一文中曾细致地加以考证,他说:“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在吕大临、苏总龟、喻樗的《大学解》,廖刚、何?Y的《大学讲义》,谭惟寅的《大学解》,张九成的《大学说》,萧欲仁的《大学篇》等。

――虽然这些书多半已经亡佚。

到了南宋的朱熹,撰写《大学章句》和《大学或问》两书,不仅如司马光样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单行,也不仅如二程样将《大学》原文的章节文字讲义窜改,而且指明了《大学》是曾子和曾子的门人所作。

到了朱熹,《大学》才取得儒教经典的最高地位;但到了朱熹,《大学》的真面目更模糊了。

”可以说,二程及其之后儒家学者们对《大学》的研究,对于《大学》地位的提升和重视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也使《大学》的版本问题复杂起来。

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从二十岁开始,把北宋以来的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文本的解释作了几十年的钻研。

他六十岁的时候在福建漳州作太守,在此期间,他把这四种文本集合在一起,从此就有了“四书”这个名号。

对“四书”,他自己有著作,关于《论语》的叫《论语集注》,《孟子》的叫《孟子集注》,《大学》的叫《大学章句》,《中庸》的叫《中庸章句》,所以《学》、《庸》的叫“章句”,《论》、《孟》的叫“集注”,
合称《四书章句集注》,后来更简单的称呼就叫《四书章句》或者《四书集注》,后者更流行。

“章句”就是分章、断句;“集注”是把前人对这个经典的注解集合在一起。

当然这个收集不一定是求其周全,他可能是经过选择的。

比方说,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主要的是以二程、二程朋友以及二程的弟子、再传弟子的注解作为主要的收集对象,所用的多是道学家、理学家的注释。

朱熹一生用功于《大学》几达六十年之久,他断定此篇是“圣人做天下的根本”,是一般人“修身治人底规模”,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

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

”[5]于是,《大学》的地位在朱熹的心目中可谓天下之事,唯此为大。

因而,刊定与注释《大学》也是朱熹用力最著的工作。

从形式上看,朱熹的《大学章句》将《礼记?大学》的内容划分为经传。

由:“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始,至“其本乱而莫至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为经文部分,朱熹说:“上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五字。

”其后的内容,朱熹别之为传:“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朱熹认为:“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

”此外,朱熹还对“传”文部分的编次加以调整,并补写了“格物致知”的新传文,以合经文部分“三纲领”、“八条目”的内容与顺序。

朱熹对《大学》格式的调整与内容的增补,从儒家经学的传统上看,实在是大胆与惊人的。

然则,朱熹之改经,与宋代重视义理的学术风气有关,
更重要的是阐发自己格物穷理的理学思想的需要。

此外,对于朱熹来说,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大学》既分经传,因此传文的调整与增补也可视为儒家后学弥补缺隙与发挥经义的正当之举。

朱熹的《大学章句》本由于被收入《四书》而在后世成为官方肯定的经典与教材,流传甚广,几成为定本。

虽然如此,后世儒家对《大学》是否阙文以及朱熹的增补都曾提出疑义。

王阳明对《大学》古本的恢复就是一个例证。

王阳明在《大学古本序》中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

”在阳明看来,格物是诚意之功,致知是诚意之本,止于至善是诚意之极。

因此,王阳明认为:“圣人惧求之于外也,而反覆其辞。

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

反对朱熹对《大学》的改造,重新“去分章而复旧本”,恢复《大学》的古本。

王阳明与朱熹在《大学》文本上的分歧,实际根源在彼此思想上的不同,王阳明主诚意,而朱熹强调格物穷理。

宋代以后,先后出现了元代王柏改本,明蔡清改本,季本改本,高攀龙
改本,崔铣改本,葛寅亮改本,王世贞等改本,甚至还出现了甬东丰氏伪造
的正始石经改本,但是其作法的基本目的亦与二程、朱熹相同,而其影响却是不及二程和朱熹。

故,在此就不多作论述了。

对于《大学》版本的流传,笔者认为在目前以保存时间最久的《礼记》注疏本较为可靠。

当然,待有与《大学》直接相关的新史料或新出土文献的出现之后,其版本问题也可以再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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