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与贾谊关于历史认识的异同

班固与贾谊关于历史认识的异同
靳宝
【摘要】贾谊是汉初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他所陈疏的一些建议与主张,都关系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为封建大一统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班固为他作专传,对其一生的评价是“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二人虽不同时,却有诸多共识,当然也有差异.揭示这些,对于进一步认识汉代历史理论,有重要意义.
【期刊名称】《集宁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038)001
【总页数】5页(P53-57)
【关键词】贾谊;班固;历史认识;异同
【作者】靳宝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北京1001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32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所陈疏的一些建议与主张，都关系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对汉制汉政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为封建大一统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这样的一位人物，班固自然给予关注和记述。

贾谊的一些认识，正是班固在《汉书》中所强调的，二人的历史认识表现出诸多的连续性。

同时，因时代迁移、时势变化，二人对历史的认识，又有一些不同。

比较研究这些异同，对于我们认识汉代历史理论是有意义的。

秦汉之际的历史剧变，使得汉初君臣、思想家、史学家等，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

贾谊作为汉初的一位年轻有为而又有抱负的政治家、思想家，他自觉地对历史变动进行了探讨，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过秦论》，较为系统地总结了秦盛衰之理，在陆贾等人的基础上，得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重要论断；而且为汉皇朝如何巩固统一成果，进行了理性思考，“安危之统相去甚远矣。

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

’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①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贾谊‘过秦’更突出‘戒汉’的用意。

”②
班固在《汉书》中，对贾谊关于秦亡汉兴的理论思考，给予了高度关注。

班固撰写西汉一代历史，主旨是为了宣扬大一统汉皇朝的盛世规模和历史功绩，而对秦亡汉兴的总结，则是其“宣汉”的历史前提。

他在《汉书·陈胜项籍传》赞中引用了贾
谊的《过秦论》对秦亡进行分析，虽然不是全部内容，但把握住了贾谊《过秦论》所要阐释的主旨，即“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理论内涵。

班固同意贾谊所分析的，秦的灭亡是秦没有实施政治体制和方针的转变，这个转变的体现就是仁义的实行与否。

仁义不施，攻与守就没有进行转换，政治统治就不可能得到巩固和维持万世不变之势，这是儒家思想在历史盛衰之理探讨中的重要体现。

班固作为东汉初年的史学家，执行以史为鉴的史学责任和使命，自然以此为东汉统治者提供借鉴，明确攻守之势异也的道理，实施政治策略的转变，避免秦亡的教训。

东汉初年的统治者，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

由于时代的迁移，形势的不同，人们对同一问题所进行的思考也会有所不同。

班固对贾谊、司马迁关于秦兴亡的某些分析，进行了修正，同时还作了一些补充，显得更加哲理化、理性化。

后汉明帝永平十七年，明帝下诏问班固：“太史迁赞语中宁有非邪？”班固上表作了回答。

③在这个表里，班固首先肯定了秦对后世也做出了贡献，“制作政令，施于后王。

”④具体内容就是，《史记正义》载曰：“置郡县、
坏井田、开阡陌，不立王侯，始为伏腊；又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奉常、郎中令、仆射、廷尉、典客、宗正、少府、中尉、将作、詹事、水衡都尉、监、守、县令、丞等，皆施于后王，至于隋、唐矣。

”汉承秦制，就是最好的体现。

其次，班固认为贾谊在其《过秦论》中所分析的，“向使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是不通时变，“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

复责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谓不通时变者也。

”他认为秦在子婴即位时，秦的灭亡已成定势，无法改变，“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

”而贾谊、司马迁仍在责备一个孤立无援的子婴，是不当的，“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班固又在《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序中再次声明秦的
灭亡是必然的，“古世相革，皆承圣王之烈，今汉独收孤秦之弊。

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

”相比之下，班固的这一史识更为进步。

这样，刘邦“无土而王”这一亘古未有的历史新格局，就完全可以用能够确切指明的时代条件来解释。

⑤
对汉何以长治久安，贾谊做了诸多思考，提出了一些主张和建议。

汉高祖刘邦顺应时势发展，取得天下，开始构建大一统西汉王朝。

孝惠、高后之时，“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⑥（卷三《高后纪》赞）贾谊却认为天下未安也未治，“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

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

”⑦（卷四十八《贾谊传》）那些认为天下早已安定而呈现一片盛世景象的人，是不懂治乱的根本道理，“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

”因为当时“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⑧（卷四十八《贾谊传》）在贾谊看来，当时虽然在军事上、政权上取得了统一，但在制度上比较混乱，并没有建立一套系统的体制。

因此，为了“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必须“立经陈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

”这是治国的根本道理，即使禹舜也
会这样想的，“虽使禹舜复生，为陛下计，亡以易此。

”于是贾谊“稽之天地，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为文帝陈疏了一系列的治国之策和安邦之理。

从西汉初年的形势，贾谊认识到重农抑商、以农为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力提倡节俭；从秦亡的教训中，他得出社会风俗对国家兴亡的重要性，太子教育对国家盛衰的重要性，特别是他多次强调礼乐制度对于西汉王朝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

“安者非一日而安，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⑨（以上均见卷四十八《贾谊传》），这是多么深邃的历史认识。

贾谊所提出的这些政治随想，皆关乎治国安邦等国家职能的执行与实施。

后人对此作了充分肯定，“其所言九事，皆当时急务，而优礼大臣，豫教太子，尤万世不易之论。

虽请削藩诸王之奏，当时未能尽从，而武帝之时，主父偃卒用其策以安汉室。

吾故曰贾子优于用也。

”⑩
班固撰写《汉书》时，对贾谊的这些认识和具体建议、主张，载入《汉书》中，这是与《史记》不同的一个地方，也反映出二者不同的史学旨趣。

班固对贾谊的评价也比较独到：
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

使时见用，功化必盛。

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

’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

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

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

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

⑪（以上均见卷四十八《贾谊传》）
刘向对贾谊的评论，侧重贾谊关于三代与秦兴亡方面的思考与论述，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其遭遇，表示出同情和怜悯。

而班固在认同刘向的基础上，更加关注贾谊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历史贡献，肯定其主张和建议所取得的政治和社会效应。

尽管这些制度建设的主张中，诸如五德终始制度和治边策略，班固是持批判态度的。

但从整体而言，班固还是认同并继承、发展了贾谊的制度建设方面的理论思考成果。

“未为不遇”的评价，就是很好的体现。

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吕留良所言，“明君之于贤臣也，或身用之，或留于其子孙用之，皆用也。

于其言也亦然，或身行之，或留于其子孙行之，皆行也。

故或用其身而行其言，或不用其身而行其言，或身与言俱不用而亦用，此明君用臣之心，与谋子孙之道也。

”⑫遇与不遇，关键在其
主张是否被当时人或后世者参考运用。

既然班固认为贾谊“未为不遇”，那就说明贾谊的政治主张确实发挥了它应有的效应。

故班固在《汉书》中为贾谊列专传时，“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

在《汉书》中，班固表现出了更加重视礼乐制度的史学旨趣。

他除了在《汉书·贾
谊传》中全载贾谊的《治安策》外，而且在继承司马迁《史记》的基础上，作“十志”，主要阐述国家重要的典章制度的演变及其特点、功能，上升到对国家职能的认识层面。

其中《汉书·礼乐志》是在《史记》的《礼书》和《乐书》基础上作了
大量改订、增补，是《汉书》阐述国家典章制度的重要篇章。

有学者指出：“本志的主旨是汉代没有建立起与其统治规模相适应的礼乐制度。

这是不能以王道化天下的根本症结。

”⑬这正是贾谊积极呼吁、班固继续推动的关键。

开篇阐述了礼乐的各自功能和它们对治国平天下的重要作用：“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

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

二者并行，合为一体。

畏敬之意难见，则著之于享献、辞受，登降、跪拜；和亲之说难形，则发之于诗歌咏言，钟石、管弦。

盖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财贿，美其欢心而不流其声音。

故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此礼乐之本也。

”⑭（卷二十二《礼乐志》）篇末又再三呼吁东
汉统治者要以立礼成乐为急务，“今海内更始，民人归本，户口岁息，平其刑辟，牧以贤良，至于家给，既庶且富，则须庠序、礼乐之教化矣。

今幸有前圣遗制之威仪，诚可法象而补备之，经纪可因缘而存著也。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今大汉继周，
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

”班固还提出了自己的设想：“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

”⑮（卷二十二《礼乐志》）
这些都说明，班固与贾谊一样，深刻认识到礼乐制度对汉代统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班固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理性的认识，这些都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史学理论遗产。

汉初鉴秦之弊，施行分封，而分封的藩国拥有兵权、财权和行政管理权，对中央政权形成了潜在威胁。

从高祖末年开始，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斗争就逐渐成为汉代政治的焦点。

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更险些造成取代中央政权的严重后果，对于这一重要政治和社会问题，贾谊给予了高度关注，并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为汉代最终解决藩国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

汉孝文帝时，“诸侯王僭儗，地过古制”，于是“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欲匡建。

”⑯（卷四十八《贾谊传》）虽然
这时的藩国问题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但具有深邃史识的贾谊，已经认识到这将会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很可能会严重威胁中央政权的稳固。

他说：“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这样最终的结果就是“天下少安”，因为“数年之后，诸侯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因此，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重要策略，“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

”这样做，既显示了“陛下之廉”、“陛下之仁”、“陛下之义”，又分散了诸侯实力，消除了对中央皇权的威胁，最终达到“天下不乱”。

几年后，梁王胜死，贾谊再次上疏表明诸侯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势，不过一传再传，诸侯犹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强，汉法不得行矣。

”于是向文帝提出了具体性建议：“原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
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

”这样“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

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尤矣，此二世之利也。

”文帝听从了贾谊的这个建议，“乃分齐为六国，尽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又迁淮南王喜于城阳，而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历王三子以王之。

”这些建议真如贾谊所预言，果真起到了积极作用，“景帝立，三年而吴、楚、赵与四齐王合纵举兵，西乡（向）京师，梁王折之，卒破七国。

”⑰（以上均见卷四十八《贾谊传》）
班固对贾谊的这一言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贾生矫矫，弱冠登朝，遭文睿圣，屡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据。

建设藩屏，以强守圉，吴、楚合纵，赖谊之虑，述《贾谊传》第十八。

”⑱（卷一百下《叙传下》）这是对其作“贾谊传”旨趣的
明确表达。

不仅如此，《汉书》把藩国问题作为西汉初年历史记述的重点，如实记载了“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

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陡。

而籓国自析。

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

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

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

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

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⑲（卷十四《诸侯王表》序）的解决过程，反映了西汉政权在巩固统一事业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而这个胜利与贾谊所做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这一点，班固很清楚。

班固写断代纪传体史书《汉书》，就是要“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兴废”⑳，
而藩国问题则又是关系到西汉盛衰的一件大事。

所以班固要“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㉑（卷十四《诸侯王表》序）。

班固认识到，西周分封之时，原本是
为了辅本护卫，“所以亲亲贤贤，褒表功德，关注盛衰，深根固本，为不拔者也。

故盛则周、邵相其治，致刑错；衰则五伯扶其弱，与其守”，实际上这种功能也得到了发挥，“号位已绝于天下，尚犹枝叶相持，莫得居其虚位，海内无主，三十余
年。

”而秦灭古法，“子弟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籓翼之卫。

”结果“陈、吴奋其白挺，刘、项随而毙之。

”“故曰，周过其历，秦不及期，国势然也。

”汉又戒亡秦之弊，大封子弟功臣，但“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班固认为这“可谓挢枉过其正矣。

”虽然，“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加，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

”但是，“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

”已经成了西汉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了，严重威胁到中央一统政权的巩固。

所以文帝之后，朝廷采取了贾谊等人的建议和主张，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

不过，班固看到王莽篡汉时诸侯们“厥角稽首，奉上玺韨，惟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时而感到悲痛，此时他却无法解释这种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只能发出哀叹的呼声，“岂不哀哉！”㉒（以上均见卷
十四《诸侯王表》序）
班固的这些认识，显然已经把国家兴亡与诸侯分封制联系起来，这对于探讨秦亡汉兴的盛衰之理的认识上，也是一种启示。

正如学者所言：“在班固之前，司马迁也曾论及藩国问题，但由于当时西汉朝廷与藩国斗争的过程尚未结束，过程中矛盾的各个侧面尚未充分暴露，因而他不可能作全面的总结。

班固后来居上，他站在时代的高度，能够俯瞰西汉初至武帝时期朝廷与藩国斗争的全过程，从而在《史记》基础上对此作出比较全面、深入的总结，这也突出地反映出班固对历史变局的卓识。

”㉓
作为思想家、史学家，贾谊与班固关注历史变动，善于思考和总结盛衰之理，努力践行史学意识，能够抓住关乎政权稳定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并提出自身的思考和对策建议，这是他们对历史和史学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同时，缘于时代变迁、时势发展，班固在贾谊基础上，思考得更加深入、系统。

在汉代历史认识的理论成果上，他们都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

注释：
①④〔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分别引自《秦始皇本纪》（卷六），《秦始皇本纪》（附）。

②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③〔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正义》引班固《典引》云：“後汉明帝永平十七年，诏问班固：‘太史迁赞语中宁有非邪？’班固上表陈秦过失及贾谊言答之。

”《索隐》曰：此已下是汉孝明帝访班固评贾、马赞中论秦二世亡天下之得失，后人因取其说附之此末。

《集解》引徐广曰：“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诏问臣固，太史迁赞语中宁有非邪？臣对，贾谊言子婴得中佐，秦未绝也。

此言非是，臣素知之耳’。

”
⑤㉓陈其泰，《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三联书店1994年版，分别引
自第188页，第189页。

⑥⑦⑧⑨⑪⑭⑮⑯⑰⑱⑲㉑㉒〔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⑩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卷二《西汉大儒董子贾子经术孰优论》。

⑫〔清〕吕留良，《吕用晦文集》，转引自王洲明、徐超校注，《贾谊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卷一《贾谊传》。

⑬许殿才，《汉书的成就》，《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4期。

⑳〔唐〕刘知几，《史通》，引〔清〕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卷一《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