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内涵丰富的史籍

家谱——内涵丰富的史籍
家谱——内涵丰富的史籍
潘世仁
前言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认为家谱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而不屑一顾。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家谱”是这样解释的：家谱是“封建家族记载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书”；《辞海》也持这种观点：家谱是“旧时剥削阶级记载其一姓世系及显赫人物的谱籍。

目的在于炫耀门第，维护反动的族权统治”。

笔者认为，这些立论未免过于武断。

家谱是一个家族历史和现状的反映，不一定是封建家族和剥削阶级所独有。

有些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以口耳相传形式延续下来的谱系，不一定就有什么政治目的，只能说这是人类尊重祖先的一种自然美德。

国有国史，家有家史，这是客观存在的、推翻不了的事实。

清人邵晋涵说：“则家之有谱，固与国有史、州有志而并重也。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中指出：“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

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

”
一部完整的家谱，不仅仅是“记载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还记载有与家族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记载有代表本家族的风俗习惯、名胜古迹、一些节日活动的历史；记载一定历史时期本家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

如锦屏县文斗苗寨的《姜氏家谱》，既反映了文斗苗寨明清数百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脉络，又记载了本家族的婚姻家庭状况，为社会学家研究婚姻圈提供了资料。

撰写和研究家谱，其目的不外有三：一是为了了解自己的祖先，找到本家族的历史渊源，二是通过它找到对自己、对社会有用的东西；三是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文化来进行研究。

由此看来，家谱的定义似乎可以这样：家谱是一种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一个家族在其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载籍。

一、家谱中的村史资料
我国聚落形态的特点是聚族而居。

由于国土辽阔和一些封闭的地理环境，尤其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在氏族社会解体时，没有像古希腊那样，由于分工的发展和商业、航海业的发达而出现众多氏族、胞族杂居的情况，而是长期以宗族血缘系统，固定在一块土地上聚族而居。

在夏、商、周时出现的城邑，也主要是维护宗族势力的政治性质的城邑，当家族枝叶蔓延，就去建立新的城邑，供上祖先的神位。

所以我国从古至今，不但乡村，就是一些城镇也多以某一姓氏为名。

《帝王世纪》中有“褚氏聚”。

《潜夫论·志氏姓》：“曼姓封于邓，后因邓焉。

南阳上蔡城北有古邓城。

”又，“司邑闾里无有不张者，河东解邑有张城、西张城”。

《太平寰宇记·河南道·陈留县》中引《城冢记》云：“张城，汉高祖为张良筑……良十三世孙葬张城。

”当然，大量的、典型的聚族而居是在农村。

由于农业生产依赖世代经营的土地，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工具落后和交通不便，广大的农民世世代代在一片土地上生活，繁衍，他们不但要依靠全体家庭成员的共同戮力，而且还需要同族人的帮助，特别是在农忙季节以及婚、丧等活动。

至于天灾为患、兵匪滋扰，就更加需要族人齐心协力相互支援了。

这样，本来同一祖先之下的族人，就有着天然情感、心理上的联结纽带，加上生产生活中的共同利益，自然使他们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了。

因此，几千年来，乡村率多聚族而居，甚至“一宗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通典·食货》引宋孝王《关东风俗》)。

“兄弟析烟，亦不远徙，祖宗庐墓，永以相依。

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数十家，或数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顾炎武《肇域志·江南八·苏州府》)。

直至近代，依然如此，如《光绪石埭桂氏宗谱》卷一载，“一族所聚，动辄数百或数十里，即在城市者，亦各占一区，无异姓杂处。

”就是现在，一姓一村的情况也很普遍，特别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往往一个家族就组成一个自然村寨。

如要考察、研究、编写这个村的历史，只要参阅这一家族的家谱，再对一些具体问题作些调查、核实，便会得出比较全面、完整的结论。

如黄平县新州镇粽粑林村，在当地《潘氏家谱》中就有记载：粽粑林本无寨子，在距今二百多年前，潘氏始祖差、缴父
子为谋生从凯里翁项到此，才兴起此寨。

后“置良田千亩，上至冷坪山，下至洋龙滩”(均在今新州镇境内)。

因寨子多粽粑叶，故名“粽粑林”。

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南境有潘姓苗族聚居的许多寨子，有岩头寨、潘家寨、潘公图、杓杓寨、潘家冲、横水寨等。

据《潘氏墨谱》和《兰氏墨谱》所载，自唐以来，均为潘姓的世居地。

直到今天，每逢农历正月初一日辰时，潘姓苗族同胞还要祭祀“潘金盛圣公”(“潘金盛”乃《宋史·蛮夷二》所载“飞山之蛮近在全州之西”的“飞山蛮”前期酋长)。

道光《宝庆府志》可为此提供佐证，据该县杨氏苗族《杨氏通谱》载：今靖县飞山之名，来自杨再思(《宋史·蛮夷二》中“飞山蛮”的后期酋长)的封号，“再思公不特全家富贵，并得高年高寿，九十有七卒，后周显德元年(公元954年)葬于上棺村(今城步苗族自治县城北十里处)。

朝廷以公有大功于民，建庙于靖州，诏悬封为飞山令公庙。

”之后“公之精灵威显，民间奉为活佛”。

从此，建“飞山令公庙”之山便为当地群众和杨再思后人简称为“飞山”，建“飞山庙”一百五十四年之后，在人们习惯称呼下，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在此置“飞山堡”，直传至今。

二、家谱中的族源族史资料
家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其产生的根源，演变和发展过程。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家族是一个民族的一部分，或就是一个单独的民族。

也有多种民族同属一个家族的，如以凯里市翁项为中心的潘氏家族，就是有苗、侗、布依、水等民族组成的。

因为他们都是从翁项分布出去的，同各地方的民族融合、同化，并加入了当地的土著民族。

但他们仍称是翁项潘氏家族。

在这些家族的家谱中，就记载了它所属的那个民族的部分历史。

民族杂居地区，明清两代编写的家谱，不论是哪一种民族的，大都载有其先祖进入该地区世居后的详细情况。

黔南布依族的《黄氏宗谱》、《王氏家谱》、《侬氏宗谱》等，都较详细地记载了明初从泗城府进兵黔南所遇到的少数民族、战斗过程、分辖区域及明清两代的贡、赋、征、调等内容。

秎家(待识别民族，多居黔东南凯里、黄平交界处)现在所生活的地方，原是一片森林，没有人烟，是祖先梅娜(母)和王子(父)开辟的，这在黄平县重兴乡
枫香秎寨《廖氏家谱》中有明确记载。

在该乡锦都秎寨《李氏家谱》中也记载了秎家的起源及迁徙情况：秎家祖先“古居天柱山以北，有一穴翁，所生兄弟三人，长字武甲，次字武乙，满字武丁，在此山打猎度日”。

“丁周游各地，众奉为王，后被蚩尤战败，流落岐山，得遇一老妪”。

老妪有一哑女，“人嫌不娶为室”，武丁“见其美貌，妻之。

丁恐人议耻，引妻迁居深渊峻壁之中，仍以打猎度日”。

“后仿泉水之音，遂学成秎语，此乃秎族之始祖也”。

又如：今凯里、台江、丹寨、雷山、黄平等市县中四五万顾姓(也有部分王、唐、李、杨姓)苗汉族人，原是汉族。

明孝宗七、八年间(1494～1495)祖先顾良相在军事上失误，“惧上究罪，因埋名隐姓，潜逃开怀(凯里境内)，取用苗名‘邦迪’，另安家立业，娶苗女文氏，生六世祖雄邦、松邦、优邦、佼邦”。

但顾良相(邦迪)仍然害怕其事败露，诛灭九族，待诸子长大后，即分长子雄邦去凯棠，遂传凯棠支顾氏苗族；留次子松邦在开怀，遂传开怀支顾氏苗族；送三子优邦去排羊，遂传台江县排羊支顾氏苗族；分四子佼邦去八寨(即丹寨)，遂传八寨支顾氏苗族。

这在凯里市炉山《顾氏族谱》和开怀《顾氏族谱》中都有记载。

三、家谱中的人物资料
研究历史人物，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从不否认卓越人物的历史作用。

研究历史人物，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他所隶属的阶级，他所受的教育和思想影响，还应该研究他的家世，这是了解他所生活的历史环境的重要内容。

家谱在这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

人物资料在家谱中占据重要篇幅，因为通过对本家族历史人物的记载，可以体现本家族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如云南省云龙人杨〖FJJ〗〖HTSS〗曾任过陕西省巡抚，为官清廉，事迹感人。

光绪《云龙州志》卷五仅录其名及官衔，共十余字。

而《杨氏族谱》所载他的行述有万余言，行文生动，具体地刻画了一个刚正不阿、正气浩然的清官形象，读后感人至深，颇有现实意义。

这类历史资料，常常可以补充史传的缺漏，厘正错误。

如明朝思州宣慰司副使刘贵的生平事迹，查《中国人名大辞典》、清《思州府志》、民国《贵州通志》、
《思县志稿》、《岑巩县志》，《刘氏家谱》，均有记载。

《刘氏家谱》载：刘贵，江西省古安府吉水县顺锱三曲滩头人，元文进士，官楚巡抚。

元末继其兄刘明远(武进士，功授三千户)奉诏“平定夜郎，水西，奠服夜郎”，以功授宣抚司同知，官思州……。

洪武五年，以忠顺授宣慰司同知，八年迁宜慰司副使兼管内附安抚使，荣禄大夫乃武德将军，诰封二等侯爵，伶万户府，镇抚司一，安抚司十。

家谱与其他史书记载基本吻合，但有出入处。

比如，关于刘贵的籍贯问题，《中国人名大辞典》说是“思州人”，《贵州通志》也为“思州宣抚司人”，《思州府志》为“郡人”，民国《岑巩县志》为“思州黄道溪人”。

家谱对于自己祖先籍贯的记载应该是准确的，因此，被视为“江西吉水人”较为恰当。

其次，关于刘贵的官衔、时间问题，《中国人名大辞典》载为“元末宣慰司同知，八年迁宣慰司副使”，《贵州通志》称“本司同知”。

经查，元末思州属安抚司，还未明确为宣慰司，明洪武五年才有宣慰司。

刘贵的官衔中有宣抚司同知和宣慰司同知之分。

可见，《刘氏家谱》记载的刘贵的官衔及授衔时间是有依据的。

又如郑和这个人物，洋洋三百三十卷的《明史》中只有七百多字的一篇传文，关于他的家世和身世，只载有“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宝太监者也。

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数语。

从《郑氏世系家谱》、《马公墓志铭》中才知道，郑和本姓马，名三宝，云南昆阳州(今云南省晋宁县)人，回族，明太宗朱棣赐姓郑，选为内官监太监。

使我们对郑和有了进一步了解。

对于为什么朱棣赐姓，《郑氏家谱·首序》中解答了这个问题，它说郑和“数功于郑，因赐姓郑”：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十月，李景隆趁燕王朱棣进攻大宁之机，包围北平，绪九营于郑村坝(今北京东坝)。

燕王还师，连破其七营，斩首数万级，降者数万。

这次战役给朱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在南京登上皇帝宝座，大封功臣的时候，想到了在郑村坝建立战功的马三保，于是赐姓郑，名和。

黄平县新州镇周家山《周氏族谱》记载了黔东南第一个进士周瑛的生平事迹，罗朗《王氏族谱》记载了康熙年间辛卯、庚子乡试同考官王枟事迹。

石牛《石氏家谱》记载了晚清名臣、工部右侍郎石赞清事迹。

新州《朱氏家谱》
记载了清康乾年间礼部侍郎朱定元事迹。

瓮安县《犹氏家谱》记载了瓮安县的第一个进士犹道明事迹。

岑巩《黔南田氏宗谱》记载了自隋文帝开皇年间(公元582年前后)至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八百多年的三十七位田姓的历史人物。

黄平县城关《王氏家谱》记载了明洪武二十八年，始祖王德兴、王姚保父子分别受朱元璋敕赠和敕封为“昭信校尉武略将军”的事迹，简述了王氏父子戎马生涯、保卫南疆的一生。

又如黄平县新州镇李家院《潘氏家谱》记载了清咸、同年间，苗族农民起义军将领包大肚部下林别打(苗语Ninl Bil Dad)在新州镇附近的最高峰和尚垴(苗语Baob Guf Hxangt)“屯兵千数，安营扎寨，滚木擂石”抵抗湘军入侵，保卫家乡，最后因内奸出卖而被暗杀，致使全军覆没的全过程。

遗址现今犹存。

在《宋氏家谱》的《历代世祖进升事绩一览表》里看到了从微子启到已故贵州省政协常委宋思一，历时千年间一百六十多位将军、知县、进士、教授等事迹，为我们研究这些历史人物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

家谱还能提供史书未曾记载的史事。

从《郑氏家谱·首序》中我们知道，郑和先世如所非尔其人，《宋史》未记载，中国伊斯兰教文献中有记，清代金天柱所著《清真释疑补辑》有“补哈喇国王所非尔”语。

保存在昆明伊斯兰教寺院中之文献《咸阳忠惠王抚滇绩叙》、《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都是颂赛典赤赡思丁治理云南政绩，也都提到了他的先人所非尔，这说明《郑氏家谱·首序》所述并非不实。

另在家谱中还记有一些名人的安葬处所，为寻找他们的坟墓提供了方便。

如思州《黔南田氏宗谱》、《田氏雁门堂记》、《黔中思郡田氏谱牒》等所载：南宋末年，武烈大夫、吉州刺史兼知思州军民事田应丙，唐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义军兵马使、思州节度使田佐禹，后唐义军兵马使、定蛮威武将军田凤翔，北宋义军兵马使、都指挥、武略将军田正允，南宋初武功大夫、知思州军民事田祖衡，南宋末武略大夫、知思州军民事、团练使田兴隆均“卒葬齐(岐)山之南”。

在今镇远县蕉溪区龙八溪确实找到了田应丙的坟墓，其他五位的坟墓正在寻找。

据黄平《周氏族谱》记，黔东南第一个进士周瑛“殁后葬城北洞坡山原，后迁白水台与其祖、考、妣同封合冢”。

他的坟墓现已作为历史人物墓而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四、家谱中的名胜古迹资料
我国幅员辽阔，山川秀丽，名胜古迹之多，举世瞩目。

要对这些名胜古迹作一番考察和研究，不妨翻一翻各地的家谱，如“黔南第一洞天”——飞云崖，在黄平县东坡乡《潘氏家谱》中就有记载。

凯里市翁项《潘氏家谱》中记有“书岭菊山”，“翁项塘”等名胜。

明初，书、菊兄弟自江西随军到翁项定居，“饲鹅一双，奇异非凡，竞能远飞。

一日，他俩攀高远眺，但见双鹅展翅而飞，落于远处平坦之地。

遂披荆斩棘，跟踪追至。

则见一池，如镜清澈见底，乃名之‘翁项塘’”。

这里“群山重岩，松柏长青，甚为幽美”，书、菊兄弟便移住此地。

“历辛苦而获乐地，逐猛物而得安居，则书、菊之功。

为纪其功，遂定翁项为‘书岭菊山’焉”。

这些古迹至今仍然受到当地群众的保护。

黔东南州志办已将“书岭菊山”列入《黔东南名胜志》，将翁项纳入贵州东线旅游区的一个旅游点。

黄平县谷陇镇太平村的“风雨桥”，是该县独一无二的亭阁式桥梁，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在当地《潘氏家谱》中有记载，包括兴建重建的时间、人物、捐款等。

黄平县重安镇《黄氏族谱》中记有镇上的“四灵桥”，此桥乃黄氏家族于光绪甲午仲冬(公元1894年9月)“约集同人”所建，“因逼近大河，事颇棘手，款费不资。

中修二磴，底镇龟龙二物，岸峙麟凤二山，因名之曰：‘四灵桥’”，以期“凤采仪，麟献瑞，龙显兴，龟增年”之吉兆。

黄平县谷陇镇著名的“九香马”(苗语jux Xangb Mal，桥名)，在《雷氏家谱》中有记载。

从黄平县新州镇李家院《潘氏家谱》中查出了当地“打鼓坡”，“哨子坳”、“挡箭碑岭”等名胜的来历。

从瓮安县《犹氏族谱》里，均可找到修瓮安县鲤鱼塘渡口手爬岩路的路碑志。

我国南方陆上的丝绸之路——川滇印缅古道上的“功果桥”，是一座十分重要的桥梁，何年何月由谁所修，史籍载略，云南省《五云董氏家乘》里面，详细记载了白族人董坊捐款主修沘江，澜沧江上这座“功果桥”的事迹，其修建的时间、桥墩的高度、铁链的长度、铁环的重量等都有详细的记载。

五、家谱中的风俗资料
风俗习惯是各民族在服饰、饮食、居住、生产、婚姻、丧葬、节庆、娱乐、礼仪等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一种习尚，借助家谱，可以使我们了解一个地区、一个家族不同时期的风土人情。

风俗习惯，有好的，也有坏的，有益的风俗习惯，能促进社会进步，陈旧的陋俗会起阻碍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些陋俗被抛弃了，有些被改造了。

如黄平县苗陇乡《龙氏家谱》就记载了龙家把“鼓社节”改成“鼠粑节”(又称灭鼠节)的过程：龙家的祖先每十三年要过一次“鼓社节”，这是敬奉苗族祖先祈求子孙发迹的群体活动，花费也很大。

看到鼠害成灾，为消灭老鼠，保护耕牛，保护劳动果实，龙姓先人就将杀牛祭诅的习惯改为灭鼠活动，并将十三年改成一年一过。

反之，现在黔东南有些地方还在盛行过“鼓社节”，对耕牛损失严重，既影响生产，又铺张浪费，这就有害而无益了。

锦屏县文斗《姜氏家谱》中有：“求婚令请媒约，迎亲令抬乘舆，丧令致哀，必设祭奠，葬须择地，不使抛悬。

蒙天深庇，得人顺从，而介蒂之心于是乎化”。

可见明末清初文斗苗族还盛行着自由婚姻与岩葬的古朴民风。

从《清实录》得知，前清满族社会也较为普遍存在着原始的族外婚“父妻子婚”，这可为研究满族婚俗提供一些参考。

此外，家谱中还记载了一些民族节日活动的概况。

包括节日兴起的地点、时间、人物和盛况。

如凯里市翁项《潘氏家谱》就记载了该地芦笙、斗牛、赛马节的来历和概况：明洪武年间，调北征南，潘氏始祖书、菊兄弟由江西南昌随军进入黔东南凯里翁项，他们“创建基业，索取自然，凿峡谷，垦荒野”，使翁项有“南亩金黄稻，西山银白棉，牛马满山牧”之谚，“复又培儿育女，从事农商，使得族民丰衣足食”。

后有一伙外地人见此地肥沃，气候宜人，风景秀丽，企图强占，又不好明抢，便提出在古历七月“卯”日斗牛比赛，谁胜谁就居住翁项。

正当人们为这事忧心忡忡时，翁项旧寨一新媳妇提出用铜皮包在牛角尖上的主意，结果斗败了外方人的牛，保卫了家乡。

为纪念这一胜利，每到七月初十后的第一个“卯”日即举行斗牛比赛。

后来斗牛节逐渐演变为芦笙节。

“乐则咏歌，喜则吹笙，爱则赛马，好则斗牛”。

因为这个节日是翁项潘氏始祖兴起的，所以每到芦笙节，
吹踩芦笙都是先由潘氏家族起头，结束也要由潘姓家族收尾，传说只有这样才风调雨顺。

这个节日延续七至九天，规模甚大。

每当芦笙盛会，男女老少都穿上节日盛装，特别是女青年和年轻媳妇，打扮得花枝招展。

上衣为大袖口，绣花披肩，领襟相连，胸襟交叉，绣上花鸟，彩带扎结腰后，留尺余作飘带。

下着百褶裙，长齐脚跟，裙脚绣织多道红、黄、蓝彩色图案。

头戴银饰、花朵，颈挂银项圈、银牌、银链，银锁，手戴银手镯，耳戴银耳环，脚穿绣花鞋，一身上下，银装盛裹，华贵艳丽，姗姗而来。

男青年则手捧芦笙，五支为一队，长芦笙丈余，短芦笙五、六尺，均为六管，最长最大一支为母笙，作和谐音调用。

男青年边吹边跳，女青年随着芦笙曲调翩翩起舞。

到这里看会的每年都有二万多人，来自凯里，台江、黄平、施秉等县、市，各族都有，苗族居多。

这些记载虽有传说成分，但也有一定的历史根据。

六、家谱中的排行字辈
汉族人的名字讲究排行字辈，族人入谱，有亲疏长幼之别，为表明代系，方便记忆，同族同辈兄弟采用同一个字或同一偏旁，这种做法，称排行、或排字辈。

用于排辈份的字大都由各种被认为是吉祥庆颂的字眼组成，常常本身就是一首含意深刻的诗。

比如：“幸福寿长、仁义礼智，学海书田，觐观耿烈，桂馥兰芳”等等。

排的字辈使用完后，再由族人另组文按续下去。

有的家族，排字辈不用实字，或根据五行相生来定，或用表意字形偏旁来代替，如“金”字辈，可用带“金”字旁的字，如〖FJF〗〗〖HTXL〗等，按五行相生接排是水(因为金生水)，“水”字辈则用带“水”的字来表示，如润、泽等。

排行字辈的讲究，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孔氏家族了。

从家谱上可以看到在乾隆年间确定的三十个字辈，与孔庙诗礼堂墙上刻的字辈一样，从五十六代起，顺序是：“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

1920年，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又在这三十字后续了二十字：“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依比排行字辈延续下去，到了最后一个“昌”字辈，就是孔子第一百零五代孙了。

不但圣人孔子家族后裔准
此排行字辈，颜回、孟子、曾子的后裔也一律依此排行。

也有些少数民族同汉族一样用排行字辈取名。

广西罗城仫佬人所排字辈采用的是一首优美的诗歌(一般为五言诗)。

确定字辈时，找族内长者和有名望的人，一起吟诗作赋，然后选择一首大家公认较好的诗来作字辈。

族内分支后，分出的支系可以另定字辈。

广西罗城仫佬族《银氏家谱》载，四“冬”(即支系)的字辈是：“文章亨道法，老大聚恩廷，济佩如良玉，安敦应景星，邦家恒盛富，有则兆咸宁，运启昌隆会，立朝万代兴，期岁宜守素，光显贵明经，致重维三品，怀奇自耀灵。

”五“冬”的字辈是：“祖宽启广春，维联汉作珍，继之昭胜景，大有展贤能”。

八“冬”从十六代以后重新定的字辈是：“家世联芳美，繁荣巨富昌，华丰增广茂，万代永发长；学业必显著，金玉积满箱，凤起仰当日，福禄可吉祥，月思常护佑，全族定兆康，善义泽良浩，寿享如泰山。

”广西罗城县小罗村仫佬族《罗氏家谱》记载，该家族原有的字辈用完后，于1925年重新定的新字辈是：“辅佐资良弼，安邦纪世嘉，英雄相继起，永远振中华。

”仫佬族定字辈的同时，规定行祭祀仪式。

字辈和祭祀，成为仫佬人用来识别同一宗族的主要形式。

七、家谱中的连名制
连名制是我国少数民族记述世系的一种特有的方式。

凉山彝族称之为“茨”，家族成员从童年时代开始就接受“茨”的严格教育，如果成年后不能熟背本家世系，那就会受到社会和家族的歧视，甚至被视为“外人”而沦为奴隶。

反之，能熟诵系谱，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受到亲切款待，有“走家支地方不带干粮，依靠家门三代都平安”的说法。

在哈尼族中，有的老人能够背出本家连名谱系九十多代。

黔东南地区苗族的家谱，在记述世系上采用子父连名制、即子名在前、父名在后。

如黄平县新州镇李家院《潘氏家谱》就有这样的记载：……蛟龙——龙九——九礼——礼秀——秀三……以子父连名的苗族姓氏往上数，有多少代就能数到多少代，可以数出历代祖宗的名字和辈数，从而可以推算或估计家族世系开始产生的年代。

如凯里市凯棠《王氏族谱》记载的世系，一直记到“邦迪”(顾良相)为止。

(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