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贺学君《中国民间叙事诗史》述评

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

——贺学君《中国民间叙事诗史》述评

刘 倩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18）05-0114-06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间文学史”的一个子课题，贺学君《中国民间叙事诗史》a从撰写到最终付梓，用时十年之久，如果算上作者前期出版的《中华民间文学史•叙事诗编》b，整个研究工作至少应以四分之一个世纪来计算。《中国民间叙事诗史》全书正文共四编二十六章，约四十七万字。这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为中国民间叙事诗立“史”的专著。此书荣获２０１８年第十三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之“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足见学界对此书的学术价值的认可和肯定。

《中国民间叙事诗史》的突出特点

《中国民间叙事诗史》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不是一部关于汉民族或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民间叙事诗史，而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民间叙事诗史。“中华民族是一个由５６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是各个民族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气血相容互济共生的命运整体”，作者念兹在兹的是作为“有机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有鉴于此，全书根据民间叙事诗发展的客观实际，以编年史的方式，“由分而合”结构全书，即“前三编以民族为个体分章演绎，有如民间叙事诗这棵茁壮树干上，依序而生的众多相对独立的枝干；末编按内容类型综合设章，显现多民族作品在此时争相绽放的盛况。”c 前三编分别为“先秦至南北朝叙事诗”“唐至元代叙事诗”“明代叙事诗”，第四编为“清代和近代叙事诗”，第四编共十二章、三十九节，篇幅占全书一半。这种结构方式，是符合我们目前所知的民间叙事诗发展轨迹的，也是最经济有效的写作策略，因为年代越早，作品数量越少，年代越近，作品数量越多，越容易按照内容题材分别详述。

按照作者的设想，这部中国民间叙事诗史，既要避免大汉族主义倾向，也要防止写成各个民族作品相加的叙事诗史。从成书效果看，汉族民间叙事诗本不甚发达，各少数民族作品大放异彩，天然不会写成狭隘的汉文学史，但令人遗憾的是，此书终究还是有各民族作品“简单相加”之嫌。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d也存在这个问题，少数民族文学历时性地“插播”于汉文学之间。如何让各族民间叙事诗真正成为“多声部的生命交响曲”，真正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在论述各民族文学独立发展的同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或许是一个可行的途径。《中国民间叙事诗史》第四编最后一章“民族文化交流与叙事诗的发展”，篇幅不长，却是这个方向上的有益尝试。

[作者简介] 刘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a　贺学君：《中国民间叙事诗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

b　祁连休、程蔷主编：《中华民间文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c　贺学君：《中国民间叙事诗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20页。

d　张炯、邓绍基、樊俊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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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该章以汉族题材的少数民族叙事诗为中心，目前只有汉族文学的单向输出。假以更多的素材，如果能以横向比较的方法，从主题类型、表演模式、美学特征等角度入手，呈现各民族作品的共性和差异性，或许更能说明各民族文化上和情感上的密切关联。

《中国民间叙事诗史》的第二个突出特点，在于它强调民间叙事诗的文学性，在选择、分析、评价作品时把艺术审美价值放在第一位，至于作品的“民间性”，如活态性、生活性、口头性、变异性、传承性等，虽然引入民俗学、文化学、人类学、语言学等相关理论视角，但是由于文献素材有限，也只能“点到为止”a，毕竟我们无法回到古代去进行田野调查。这个特点，我们可以书中对清末回族叙事诗《马五哥与尕豆妹》的论述格式为例：作品的产生背景，文本收集整理情况，介绍情节内容，摘选广为流传的名句，总结文本艺术特征，强调“花儿”歌手现场表演的感染作用。

《中国民间叙事诗史》以作品艺术特色和美学价值为中心的书写方式，属于传统的文学史写作模式，在文学史编纂力求突破创新的今天，作者的老派做法不禁让人大为感佩。在这里我首先想到的是陈平原对当代中国俗文学／民间文学研究“焦点外移”的批评。陈平原说：“研究者关注的，大都是民俗、宗教、语言等，与文学基本不搭边。这一转向，自有其合理性，但丢弃了‘文学’，只将大陆的‘三套集成’或台湾的‘俗文学丛刊’作为社会史料来看待，实在有点可惜。”他还重申胡适１９３６年《〈歌谣〉复刊词》“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b这一主张，坚持俗文学的文学本位。而这也是贺学君撰写《中国民间叙事诗史》的中心思路，“必须将民间叙事诗定位于‘文学’，确认它是文学家族中的一个特殊分支。”c作为普通的汉族读者，能借此书提供的各民族文学知识地图，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学经典，体认中华民族多元异质、洋洋大观的文学传统，拓展眼界，实在是一次难得的文学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梳理、遴选、介绍历代各族民间叙事诗精品、最终引诱读者沉浸于文学作品本身的《中国民间叙事诗史》，其意义和价值自不待言。

写作《中国民间叙事诗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以想见其困难程度。首先，缺乏现成的可资参考的研究成果，汉族文人叙事诗尚无研究专著，更何况汉族民间叙事诗！少数民族民间叙事诗较为发达，但目前的研究多为族别文学史附带论及，以族别民间叙事诗为题的专著不超过五部。《中国民间叙事诗史》列出的主要参考书目中，仅族别文学史就多达二十余部。整合各民族作品而成一部文体通史，可以说，没有专业学人自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必须自己（也只能是自己）把这块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学处女地开垦出来，让它向世界绽放！”d——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次，如贺学君所言，“真正进入作品困难”e，《中国民间叙事诗史》处理的大多是静态的记录文本，无法重现民间文学的立体鲜活性，就记录文本而言，要面临收集整理时二次加工的“篡改”问题、汉译本的质量问题（甚至部分少数民族作品暂时还没有汉译本，只能通过他人的转述），同时，限于撰写体例，也不可能把所有异本纳入讨论，这些遗憾，让人徒叹奈何。

a　贺学君：《中国民间叙事诗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21页。

b　陈平原：《俗文学研究的精神性、文学性与当代性》，见陈平原：《假如没有“文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40页。

c　贺学君：《中国民间叙事诗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21页。

d　贺学君：《中国民间叙事诗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24页。

e　贺学君：《中国民间叙事诗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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