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制解体背景下国企工人的自我身份意识认知与认同研究

单位制解体背景下国企工人的自我身份意识认知与认同研究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基本上是个“单位制”社会。

在那时，“单位组织”在中国社会中远远超出了一般社会组织的意义：它既是国家政权贯彻自己的意志、对社会进行统治和治理的基本形式，也是作为“单位人”的（在生、育、老、病、死等方面全方位依赖单位的）公民个体获取各种社会资源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来源。

而就后者而言，即就单位是公民个体获取各类社会资源的根本所在而言，则不同单位之间在资源、地位、声望等方面的差异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作生息于这些单位之中的社会成员的地位差异。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府的行政权力掌控着各种资源的分配与配置，因而，在各类经济单位中，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命脉、作为政权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在获取主要由国家权力调拨的各类资源上总是处于优先的位置。

相应地，国有企业的员工，即使是普通工人，由于能够分享这些新对优厚的资源，在社会中也就享有相对较高的地位。

但是，改革开放所推动的市场化转型，一方面大大削弱了国家行政权利对于各种资源的配置与分配的影响，国有企业再不像以前那样可以获得各类资源的优厚保障，使人们获取各种社会资源的途径多样化，从而既降低了个人对单位的依赖性，又为原先在计划体制下处于国家权力优先保障的单位之外的人们提供了提升社会地位的各种可能。

在这种情形下，原先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单位制无可避免地走向解体，与此相应，由单位制所型塑的社会地位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国企工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表征。

研究和经验都表明，无论从经济收入、政治待遇、职业声望来看，国企工人的地位相比于以前都呈现出明显的下滑。

而这种地位的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到国企工人的主体意识中。

事实上，社分层并不仅仅是客观层面的社会事实，而且也是一种主观层面的心理事实。

而本文所要讨论的，正是地位变化在国企工人心理上所引起的反映或者说反应。

一、纵横比较下国企工人的自我身份认知本延佑的经验调查主要采用访谈法进行。

调查对象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国企工人自身，即具有城市户口但不属于国家干部编制的国企职工，所从事的主要是生产性劳动，其职业场所主要在各种厂矿、工地、港站及门市等生产服务第一线。

对他们的访谈主要涉及他们对单位制解体前后自身地位变化的认知以及他们如今的自我定位与认同等。

二是不属于国企工人的其他阶层成员，主要调查他们对国企工人阶层的认知与评价。

我们的调查对象主要来自杭州地区。

在正式叙述分析我们的调查结果之前，有必要先来简单说明一下本文的两个重要概念，即“认知”（cog-nition）与“认同”（identification）。

“认知”主要是一个描述性的、中性的范畴，尽管对于自身地位和身份的认知不可能不带有某些情感色彩，因而，自我身份认知不免包含评价性的理解（evaluativn understanding）在内，但是，无论如何，“认知”主要是指对某种状态的觉察、知晓和理解，而不包括主体对这种状态加以承认、接受的意涵。

而“认同”所强调的正是这种承认和接受，也即，所谓“自我身份认同”，意味着主体不仅对自己的身份地位具有清楚的意识，而且还认可、接受自己所处的这种身份地位。

事实上，今日国企工人如何从自我身份认知向自我身份认同转化，正是我们所感兴趣的一个核心问题。

我们先了看国企公认的自我身份认知。

不言而喻，身份作为一个以“个体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定位来界定”的概念，是一个相对的、关系性的范畴，确定一个人的身份，就是要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确定他相较于其他人的相对地位，这是一种社会性的定位。

因此，一个人对自身社会身份的认知，惟有通过和社会其他成员的比较，才有可能。

无论是费斯汀格立足于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的社会比较理论，还是泰菲尔、特纳立足于群际关系（in-tergroup relation）的理论，都指出，人们对自身身份的认知、识别，都是在社会互动中通过与他人的比较对照而呈现出来的。

国企工人的自我身份认知同样如此，他们对于自身身份地位的有效识别，也是在不断地与他人进行社会的比较的过程中形成、建立起来的。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今日这样一种社会转型、单位制解体的社会背景下，国企工人对于自身之身份地位的认知实际上不可能不涉及对其身份地位之“变化”—也就是他们与别人的关系的“变化”—的认知，因而，国企工人借以获得自我身份认知的社会比较，除了与他人的比较，往往还包含着与自身过去地位的比较。

与他人进行的横向对比，总是在一种抚今追昔的历史性叙事中展现出来，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社会转型时期所独有的社会心态的复杂性。

我们来看几段我们对杭州一些国企工人进行访谈的记录：记录1：过去我们把场子当自己的一样。

……那时候多劳多得啊，他肯定你的付出。

那时候领导也没有架子，现在领导和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工人现在是最惨的、最穷的一批人。

不像以前，以前是工人是当家作主的。

以前相对来说体力劳动者地位高，现在是脑力的高。

……我们厂的效益还算可以，没有下岗工人，要下岗的话也是先把外来务工者给下了。

不过他们待遇现在也好起来了。

以前我们在食堂吃饭，他们不和我们一起吃，分开的，现在都在一起吃了。

记录2：那时候一线工人多，干部少。

干部和工人也都一样，待遇都一样的。

干部常常也要劳动。

现在不一样了，怎么个不一样呢？不好说，说不清楚。

这么个体制，这么个社会，叫我们怎么说呢，没法说。

记录3：工人地位当然还是改革开放前高。

改革开放了，农民好了，工人惨了。

原来工人是领导一切的，现在工人下岗了。

过去什么是社会主义要考试的，社会主义有十大优越性，要背的，其中一条就是工人老了有劳保，看病不要钱，现在做什么都要钱了。

记录4：过去是工人做主，现在工人是做不了主的。

实事求是说，现在是有文凭的人做主，没文化的人做不了主，说话没人听。

现在工人是路边草啊，真的是路边草，什么人都好踩，过去工人是主人……现在工人待遇也差。

为什么报考公务员这么多人去，待遇好啊。

有房子分……别看他们工资可能也不太高，但隐形收入高啊，是不是？还今天发这个，明天发那个的，过年都不用买东西。

在企业你不可能的有这些，当然领导就不一样了。

”从上述这些访谈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我们的访谈对象那里，就像前面指出的那样，关于人我之间横向比较的陈述总是和今昔之间纵向比较的陈述不知不觉而又自然而然地交织在一起。

而在这样一种抚今追昔、纵横交织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国企工人对于自己如今所处的边缘化的身份地位有着非常明确真切的体认，这最明显地体现在诸如“工人现在是最惨的、最穷的一批人”、“农民好了，工人惨了”、“现在工人是路边草啊，真的是路边草”等等表述中。

我们的访谈对象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是在政治地位方面，还是在他们更加关心的经济收入方面，自己如今都处在一个相当底层的位置上。

而他们在叙述中时时带出的对于往昔的缅怀，则更饱含着一种深深的今不如昔的感叹。

第二，国企工人通过纵横交错的社会比较而获得了对自己身份地位及其历史沉浮的体认，而在这样一个为认识、确定自身社会身份而进行社会比较的社会心理过程中，实际上又包含着“区别”与“等同”两个方面的内容。

所谓“区别”，就是根据自身特性与他人的差异，而把自己从某些社会成员中识别出来、区分出来；所谓“等同”，则是指根据在社会比较过程中察觉到的自身与其他某些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性而把自己归入某种社会类别的过程。

也就是说，通过社会比较而实现的自我身份认知，通常不仅仅只是个体对自身身份地位的一种觉察，在实际过程中往往还包含着对“我们群”和“他们群”的划分。

这反映在我们的访谈对象那里，就是在其陈述中时时出现“我们”、“他们”的称谓。

被归入“我们群”的，是那些被其认为在今天和历史上都与其处境相同或相近的人们，主要是国企中的那些一线劳动者，主要有“领导”（“干部”、“管理层”）、“有文凭的人”（“脑力劳动者”）、“公务员”、“农民”、“外来务工者”等。

这种“我们”和“他们”的划分，既源自当下的横向比较，也来自历史记忆：对于被归入“我们”范畴的国企工人的历史记忆，对于作为“他们”的干部、知识分子、农民等等的历史记忆，而正是在与他们不同类别的“他们”的纵横比较中—如与“领导”、“有文凭的人”、“公务员”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与“农民”、“外来务工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我们的访谈对象体认到了“我们”的地位及其历史变化。

第三，尽管国企工人对于自己如今所处的边缘化的身份地位有着非常真切的体认，但是，从上面所引访谈记录的措辞和语气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自身所处的这种身份地位搀杂着既不满又无奈的情感：不满，是因为有着对往昔的历史记忆的他们认为，作为中国的国企工人，他们不应该被置于这样的地位；无奈，是因为他们感到在今天这个“体制”、这个“社会”下自己无力改变这种处境（这一点，对于其心态还有着更进一步的影响，见本文第四节）。

总的来说，在情感上，他们对于自身如今所处的这种身份地位是不完全接受和认同的。

而与此相对应，同样从上面所引访谈记录的措辞和语气可以看出，他们对各种不同类别的“他们”—尤其是那些其地位越来越与他们拉开距离的“他们”如“领导”、“公务员”等—如今所拥有的身份地位也不完全从“正当性”上予以认可。

我们很难确定，究竟是国企工人对自身之身份地位的不完全认同影响了他们对不同类别之“他们”的身份地位的不认可，还是后面这种不认可影响了前面的不认同，但可以肯定，这两者之间紧密相连。

二、我看人看我：国企公审之边缘化身份的社会建构前面指出，通过纵横交错的社会比较，国企工人形成了对自身之身份地位及其历史沉浮的体认，但是，对于自身如今所处的身份地位，在情感上，他们并不完全心甘情愿地接受和认同。

需要指出的是，就人们身份意识的型塑而言，主体通过社会比较而获得的对自身之身份地位的觉察、体认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同样的重要的方面是社会上的其他人如何评价、看待他（们）的身份地位。

在社会生活、社会互动过程中，这种来自他人的看法、评价最终会渗透到主体自身的心理，从而影响他的自我身份意识。

对此，威廉·詹姆斯在阐述“社会我”的观念的时候，查尔斯·库利在阐述“镜中我”这个概念的时候，乔治·米德在阐述“主我”和“客我”的思想的时候，都早已作了论证和说明。

费孝通先生更是以“我看人看我”五个字精练地概括了这样的一个社会心理过程。

我怎样认识、看待我自己，包括怎样认识、看待我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和他人如何认识、看待我并不一定一致。

当这种不一致发生时，我固然不一定完全接受他人的看法，但是，却不可能完全不受他人看法的影响，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几乎每个人都很关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特别是，当这个“他人”不仅仅只是某个个人，而是米德所说的代表着“整个共同体的态度”的“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而这个被看的“我”也不仅仅只是具体的“我”这个个体，而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个社会类别（如包括具体的国企工人个体在内的“国企工人”这个社会类别）时，他人的看法作为塑造或强化社会分类的一种社会力量，对于归属于被看、被评价的特定社会类别中的“我”的自我身份意识就具有强大的社会建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能够“强制”我去接受这种看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他人”的看法代表的是“整个共同体的态度”，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我”生活于其中的一个无法摆脱、无法回避的，几乎每时每刻都向你暗示、向你的意识渗透的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