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摄政时期的吏治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多尔衮摄政时期的主要吏治问题突出在满汉官吏的矛盾、结党争斗以及贪污腐败的问题上。

首先详细分析三个问题的具体内容，然后研究他所采取的重用与防范、考课与监察、升赏与黜罚的积极措施，进行整顿和治理这三个主要问题。

最后取得了显著影响，对于摄政时期来说，缓和了满汉矛盾，有效地改变了明末遗留下来的弊政，并且使当时处于动荡的政局逐渐安定下来；对于顺治亲政后的政局发展来说，多尔衮整顿吏治问题的措施为顺治提供了借鉴，同时为他这个时期以及后来时期统治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多尔衮摄政时期吏治问题目录前言 (1)第一章摄政时期的主要吏治问题 (3)第一节满汉官吏的矛盾问题 (3)第二节结党争斗问题 (6)第三节贪污腐败问题 (7)第二章多尔衮的治理措施 (10)第一节重用与防范并重 (10)第二节考核与监察的运用 (15)第三节升赏与黜罚同行 (19)第三章治理后产生的影响 (23)第一节对其摄政时期的影响 (23)第二节对顺治亲政后的影响 (26)结语 (30)参考文献 (33)中文摘要 (1)英文摘要 (1)后记 (1)导师及作者简介前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人治”的社会，人治社会中权力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皇帝操纵着一切权力，而替皇帝行使一切权力的是各种大大小小的官吏，皇帝凭个人意志去发布政令，官吏们在替皇帝具体地实施这些政令时也会按照个人意志去行使职能。

因此，官吏的政治参与对国家政治局面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每个封建王朝初期的统治者都非常加强吏治的管理与整顿。

入关前，它作为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

入关后，出于稳定新生政权及向新时期过渡的需要，清王朝对吏治问题也十分重视。

但是，它所面临的问题与以往又有不同，不但仍存在贪污腐败、结党争斗的状况，还出现了满汉官吏之间的矛盾问题。

清朝1644年入关，由于顺治年幼，多尔衮代天摄政。

在短短的六年摄政时间里，他对吏治问题是否予以足够的重视，他的举措对清初政局是否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目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有一定的研究，不过主要集中在选贤和惩贪两方面。

郑克晟《试论多尔衮在清初统一中国过程中的历史作用》①、何瑜《试论多尔衮用人》、朱崇业《浅论清初多尔衮推行的若干政策》②、王思治《多尔衮评议》③、王唯惟《试论清朝前期的统治方略》④、彭勇《试论多尔衮与汉族知识分子的关系》⑤、高平《清初的文治方略》⑥、张玉兴《评摄政① 郑克晟：《试论多尔衮在清初统一中国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历史教学》，1980年6期。

② 朱崇业：《浅论清初多尔衮推行的若干政策》，《徐州师范学院（哲社版）》，1982年2期。

③王思治：《多尔衮评议》，《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4期。

④王唯惟：《试论清朝前期的统治方略》，《贵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⑤ 彭勇：《试论多尔衮与汉族知识分子的关系》，《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4期第17卷。

⑥ 高平：《清初的文治方略》，《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12期。

1王多尔衮》①金成基《评多尔衮》②等文章均提到了多尔衮摄政时期对于汉族官员的选任。

其中何瑜的《试论多尔衮用人》③论述较为详细，重点分析了多尔衮的用人政策和方法；金成基的《评多尔衮》中有关于对汉官并未真正被重用的相关阐述。

整体来看这方面成果虽颇为丰厚，但由于没从吏治的角度切入，都仅可作为某一方面的参考。

至于惩贪，李凯灿在《多尔衮与清初弊政整饬》④中突出了对地方官员的惩治，而韦庆远的《<明清档案>与顺治朝吏治》⑤则提到了多尔衮在革除三饷加派时对于贪官的惩处。

但因为两篇文章各有侧重，所以相应的论述都较为概括。

贾爱萍的《浅谈清前期官僚政治的主要特征》⑥虽然将封建官场中的贪污问题阐述得很深刻，但由于时间跨度比较大，所以对多尔衮时期的惩贪问题也涉入不深。

而著作方面，李治亭的《清史》专节论述了清初的“严厉整饬吏治”⑦，集中体现了顺治亲政前后朝廷对于贪官污吏问题的整饬。

周远廉、赵世瑜《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一书也将惩治官吏贪污不法作为吏治的重点，论述较前者更为详细。

不可否认，惩治贪污腐败是改善吏治的重点，但吏治问题的概括其实更为广泛。

即如周远廉、赵世瑜在《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⑧中所提到的“南北党争”也算得上吏治问题的一个表现。

所以，本文将立足于吏治问题的多个方面，展现多尔衮在摄政期间对于清初政局的积极作为。

① 张玉兴：《评摄政王多尔衮》，《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6期。

② 金成基：《评多尔衮》，《清史研究集》第四辑，中华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成都。

③ 何瑜：《试论多尔衮用人》，《山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④ 李凯灿：《多尔衮与清初弊政整饬》，《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6月第19卷第2期。

⑤ 韦庆远：《明清档案与顺治朝吏治》，《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六期， 总第95期。

⑥ 贾爱萍：《浅谈清前期官僚政治的主要特征》，内蒙古电大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⑦李治亭主编：《清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⑧周远廉、赵世瑜：《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7月。

2第一章摄政时期的主要吏治问题满洲之崛起依靠的是强有力的战争手段，初创时在政权组织管理制度上是很简陋的。

但是这种官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伴着征服范围逐步扩大，控制人口不断增加，统治者需要及时调整原有的官僚体制，改变单一政治成分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状况。

于是，从皇太极时期开始，清朝就仿效明朝体制，逐步完善官僚制度。

而由于之前“军国政事，皆付议政诸王大臣，然半皆贵胄世爵，不谙世务。

”①所以与此同时，熟于政事的汉族官吏也被进一步引入。

而随着他们的进入，明朝体制中的弊端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新政权中。

继多尔衮入关，清朝正式统治全国，更大量地吸纳汉族官吏进入这个政权当中。

然而，由于其中很多汉族官吏都在明朝廷中曾经担任各种官职，有些官吏的身上残存着明末官场遗留的陋习，加之他们的大量介入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矛盾。

总结之后，概括出多尔衮摄政时期吏治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节满汉官吏的矛盾问题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当政之时，汉族官吏也参与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建设，但是这些汉人中只有个别人被重用，其他的汉族官吏只担任着一些小官职。

由于满洲贵族官吏在官僚体制内部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所以这时候的满汉矛盾问题主要集中在满洲政权与汉族百姓之间，并没有在官场中过多地流露出来。

可是刚刚入关，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借助于原来的汉族官吏稳固统治，①（清）昭梿撰：《啸亭杂录》卷七，清光绪四年（1878）申报馆铅印本，第二十四页。

3并且需要汉族官吏管理政务的有效手段，所以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官僚体系中便引入了大量的汉官。

在此形势下，满汉官吏之间的矛盾就逐步突出出来。

满清统治者征服了中原之后，自身的民族优势更加明显，优越感甚浓的他们，“首崇满洲”的观念是不能改变的，因此满洲官吏利用自身的优越感排挤压制汉族官吏。

这样“高贵观念”的表现在不仅满族官吏轻视汉官，就连他们的仆役随从也欺侮汉官。

谈迁在《北游录》“争道”条中记载：“八旗下厮养，挽车策骑，值朝绅不避。

稍一谁何，遮舆诟侮。

或效各役呼导之声以博笑，或搴帷曰：是谁家姬乎。

陈少宰名夏语尚书，当令满汉人值朝臣皆旁行远避，犯者送部扑责。

而不能行也。

给事中林起龙至争道受鞭。

”①由此看出，满汉官吏之间并不平等，汉族官吏地位相当低下。

满洲贵族官吏以其自身高贵的血统自居，在思想观念上把自己摆得高高在上，同时在办事施政过程中也压制汉族官吏，遇事推脱责任。

虽然多尔衮宣称满汉官员“一体办事”，但是实际上却是另一种情况。

如刑部“十四司官，满汉并设，原期同心商酌，共砥公平，庶狱无徇情，官无旷职，今见大小狱情回堂时，多止有清字而无汉字”，满洲官员虽对汉族官员讲一下，“然仓猝片言，是非立判，本末或未及深晰，底案又无从备查。

至于重大事情，又多从清字翻出汉字。

”当其审问之时，“汉司官未必留心；待稿案已成，罪名已定”之后，“虽欲旁赞一语，辄苦后时是何？”②满洲官吏利用满汉官员间语言不通对汉族官吏的权力予以压制，这样更便利了满洲官吏在案情重新审理过程中，如果出现不合理等问题时，他们就可以把责任推到汉族官吏的身上，以保证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

这种情况严重①谈迁：《北游录》“争道”，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三五五页。

② （清）龚鼎孳撰：《龚端毅公集奏疏》卷二“遵谕陈言疏”，清光绪九年（1883）刻本，第三页。

4伤害了汉族官吏为国家尽力的自尊心，并且也让他们同样遇事就推诿，如此便致使二者矛盾重重，问题重重，严重影响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也影响了办事效率。

满汉官吏间的矛盾问题在利益的冲突上表现的更加明显。

清初入关后存在较为严重的弊政：如圈地、投充、逃人牵连。

这些弊政使满洲贵族官吏与汉族官民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尤其是在对待逃人问题上，满汉官吏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有关逃人的法规非常严厉，窝藏逃人“以盗贼论处，罚窝主为奴”。

在皇太极时期，由于汉官较前一代有所增多，汉族官吏窝藏逃人的现象时有出现。

天聪八年正月，皇太极对众汉官说:“今自分拨人丁以来八、九年间，尔汉官人丁多有溢领者。

若谓新生幼稚耶?何其长养之速。

若谓他国所获耶？尔汉官又未另行出征。

如许人丁从何增溢也?尔等试思之，非朕加思尔等，宵尔过想，能任尔等多得乎?现今贝勒、满洲大臣，以尔等私隐人丁，孰不怀怨?”①由此可见，满汉官员的利益冲突已经显现。

但是，当时为了笼络汉官，所以皇太极并没有给予严厉的惩处。

入关之后，大量汉官的进入使满汉官吏对于人丁的争夺更加激烈。

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民族的利益，对汉族官吏在这方面严格管理，加大惩罚他们窝藏逃人的力度。

多尔衮摄政时期的逃人法规定“所属官员从重治罪，窝逃者置之重刑。

”②实际上这更是出于贵族、诸王的愿望。

他们极力主张重处窝家，这样处置的结果是将窝主正法，家口、财产归于逃人之主。

“广西巡抚郭肇基、游击戴清音、中军郑允昌、旗鼓苏明，坐擅带逃人五十三名，俱论死，仍籍其家。

”③对汉官在这方面的惩罚是十分过激的，这① 《清太宗实录》卷十七，天聪八年春正月癸卯，第九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八，顺治元年九月丁酉，第十一页。

③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九，顺治七年五月己亥，第八页。

5些汉官承受不了重处窝逃的条款必然提出反抗，要求轻处窝逃，这样一来便与满洲贵族的矛盾更加突出。

多尔衮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虽然对汉官的反应表示同情，但碍于当时满洲亲贵们的权势较大，不能轻易得罪，只能对汉族官吏施以重罚。

因此，摄政时期在满汉官吏之间的矛盾中，满洲官吏的欺压，汉族官吏的反抗，给当政者造成治理上的困难，不利于民族融合。

第二节结党争斗问题清朝刚定鼎北京，中央和地方均需大量官吏帮助他稳定新政权的地位，所以他下令“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