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的多重内涵解读

毕飞宇《⽟⽶》系列⼩说的多重内涵解读
2019-10-10
摘要：毕飞宇的《⽟⽶》系列⼩说的多重内涵构成了⼩说丰厚的魅⼒。

本⽂认为它主要涵盖了以下四种内涵：权⼒对⼈性的腐蚀，⼥性⽣存悲剧，卑琐贪婪的男性群像与作家对于政治、⾰命话语的戏谑。

通过精准的描写，毕飞宇带领我们“直抵了七⼗年代的乡⼟和城镇”，直抵历史的本质。

关键词：毕飞宇，《⽟⽶》，内涵
毕飞宇的⼩说《⽟⽶》系列――《⽟⽶》《⽟秀》《⽟秧》从甫⼀出版就为作家带来了诸多荣誉：2003年⾸届中国⼩说学会奖，第三届鲁迅⽂学奖，2010年⼜经葛浩⽂夫妇的翻译，英译本Three Sister（《三姐妹》）⼜为毕飞宇带来了2011年英仕曼亚洲⽂学奖，这⼀系列奖项⽆疑标⽰了⼩说所取得的成就。

本⽂拟通过⽂本细读揭⽰⼩说所具有的多重内涵，正是这些丰富的意蕴构成了⼩说的独特魅⼒。

（⼀）权⼒对⼈性的腐蚀
这在⽟⽶这⼀形象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作为村⽀书的⼥⼉，她⽿濡⽬染间过早懂得了权⼒所带来的荣耀，⽽这荣耀培育了她过分的⾃尊⼼与同样强烈的羞耻⼼，权⼒成了她追逐不息的荫庇与归宿；作为六个孩⼦的长姐，她事实上已经是家庭的负责⼈，这使得她天性中的“好强”加倍繁殖。

她⾝上呈现了权⼒欲过剩的⼈所具有的两⾯性：掌权时的专断跋扈与失权时的卑躬屈膝。

将妹妹被强暴的秘密故作⽆意地泄露给郭左，毫不顾忌妹妹可能的难堪与耻辱；同样的，她也能做出⾃愿嫁给年长的官僚郭家兴的选择，并对郭家兴在床上的刻意逢迎，⽽这⼀强⼀弱间转换的动⼒都是⼀个“权”字。

也同样是权⼒，使得王连⽅⼀介村⽀书敢于睡遍王家庄横跨“⽼中青三代”的⼥性⽽受害⼈家属敢怒不敢⾔；使得⽟秧为了⼀点点渴望受重视的欲望⼀步步⾛向深渊，默许了掌握权⼒的魏向东的⾝体侵害；使得郭家兴与⽟⽶的相亲像皇帝选妃⼀样，最终霸占了⽟⽶，⽽⽟⽶还甚觉庆幸…弗洛姆在《逃避⾃由》中曾说：“从⼼理学⾓度来看，渴求权⼒并不植根于⼒量⽽是软弱。

它是个⼈⾃我⽆法独⾃⼀⼈⽣活下去的体现，是缺乏真正的⼒量时欲得到额外⼒量的垂死挣扎”[1]，这些权⼒追逐者与滥⽤者莫不透露出深深地可悲。

（⼆）⼥性⽣存悲剧
⼩说塑造了⼀系列性格鲜明命运坎坷的⼥性，寄寓了作家对于⼥性⽣存的深刻体察。

其中的⼥性悲剧可以⼩结为以下⼏种：⾸先是扭曲的贞操观。

贞节的有⽆成为了⼥性衡量⾃⾝价值的标准，⽽可悲的⼥性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男性树⽴起的⼥性贞节观之病态，⽽是⽤其衡量包括⾃⼰的⼀切⼥性，以禁欲为荣以失贞为耻。

⽟⽶抵住了彭国梁进⼀步⾝体接触的要求，颇以此⾃傲，认为这样才能拴住他。

但是这样的⼼机背后却是“除了这⼀道关⼝，⽟⽶什么也没有了”的悲凉；⽟秀被⼈强暴后，是⾃⼰的亲妹妹⽟穗，为了抢⼀件⾐服，当着众⼈⾯羞辱姐姐为“尿壶”“茅缸”；当会计⼩唐有意撮合⼉⼦与⽟秀时，⽟秀却在单独相处的关键时刻⽆法驱散被男性伤害与⾃⼰已经失贞的⼼魔，充满恐惧与羞耻仓惶逃⾛。

贞节成为她们⾃戕的⼼魔，愚妄的底⽓。

其⼆便是根深蒂固的男尊⼥卑思想，⼥⼈们继承了这样的观念――⼥性的价值仅仅在于满⾜男性的⽣理欲求并⽣下孩⼦，最好是⼀位可以成为家族继承⼈的男孩。

所以我们看到⽟⽶在郭家⽴⾜的重要⼀步就是⽣下⼀个⼉⼦；施桂芳⽣下⼉⼦后“⾃
⾜”与“⼤功告成之后的懈怠”，尽管在王连⽅的眼⾥，⽣出⼉⼦之后的施桂芳其实也已经毫⽆价值了；同样的，也是王红兵的出⽣给了⽟⽶挨家挨户羞辱王连⽅姘头们的底⽓。

⼥性似乎只能依靠⽣孩⼦尤其是男孩才能⽴⾜于⼀个家庭。

对于⼥性这种典型的⼼理，孟悦戴锦华在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中这样解释：“依照拉康的理论，⼥性在⽗权社会中将永远蒙受着菲勒斯缺失的焦虑与耻辱，她只能通过从男⼈处获取⼀个孩⼦――⼀个想象中的菲勒斯并借以进⼊象征式。

于是，是⽣育⽽不是婚姻本⾝才是⼥⼈的成⼈礼和命名式。

是孩⼦，⽽不是丈夫，才能使⼥⼈挣脱缺失的焦虑与⽆名的状况”[2]。

⽽在男性和其家族成员来说，⼥性更多是作为⼀个容器，⽤来盛纳未来的家族继承⼈。

⼩说中⼥性悲剧还有⼀层，就是⼥性对⾃⾝魅⼒的妖魔化。

男权话语深深地扎根在了⼥性⾃⼰内⼼，成为了她们⽤来诋毁、伤害同性或者⾃轻⾃贱的利器。

但凡美貌伶俐的⼥性就被认为是天⽣的“狐狸精”，⼈们总是站在道德的制⾼点上品评着这类⼥性，将⾃⼰掺杂着嫉妒的偏见⽆情地倾泻在⽆辜的⼥性⾝上，⼀旦发⽣不正当的男⼥关系必定将罪责推脱给“狐狸精”。

柳粉⾹嫁到王家庄前是宣传队⾥的红⼈，娇俏惹眼，却被刻薄恶毒地形容成了“骚”“浪”“下作样”。

王连⽅风流成性，但是⼥⼉⽟⽶将⽗亲的风流全部归罪于姘头们的“勾引”：“长得好看的⼥⼈每⼀个好东西，王连⽅要不是在她们⾝上伤了元⽓，妈妈不可能⽣那么多丫头”[3]；⽗亲对完成⽣男孩任务的母亲愈加淡漠，⽟⽶认为“这⼀切都是那个骚狐狸（柳粉⾹）⼀⼿做的⿁”[4]，决⼝不提⽗亲的好⾊成性⽆法⽆天。

同样的，妹妹⽟秀的美貌，娇⽓，嘴甜，伶俐，爱打扮使得她⼩⼩年纪就被定性成了“妖精”，⽗亲失势后⽟秀遭到报复性的强暴，⽟⽶竟归咎于⽟秀平⽇的浮浪。

但是最可悲的莫过于这类⼥性在众⼈的议论中渐渐迷失⾃⾝，也将别⼈的偏见潜意识地转化成⾃我认知，⾃轻⾃贱。

“有些话就这样，不说则罢，只要说了，越看反⽽越像，⼀⼑⼦捅死⼈”[5]――所谓众⼝铄⾦积毁销⾻不过如此。

⽟秀怀孕害喜嘴馋再正常不过的⼀件事，她竟认为⾃⼰“看起来⾃⼰不光是骚货，还是个馋嘴猫。

难怪王家庄的⽼⼈说，‘男⼈嘴馋⼀世穷，⼥⼈嘴馋裤带松’”[6]。

内⼼已然将外界的道德偏见横加于⾃⾝，所以不难理解后来她被羞耻⼼驱使想到了⾃杀。

⽽纵观⼩说中的所有⼥性，“狐狸精”柳粉⾹与⽟秀反⽽算得上是内⼼善良之辈，从未有过加害别⼈之⼼。

⼥性悲剧的第四层便是⼥性之间的相互倾轧，这倾轧⽆⾮⼤都出于⾃⾝的嫉妒、偏见、虚荣、⾃私等等劣根性。

⽟⽶与⽟秀亲姐妹之间长久对峙，⾮要争个⾼下；富⼴家的为了报复王连⽅指使⼀帮青年强暴⽟秀和⽟叶，把仇恨转嫁在了两个⽆辜的少⼥
⾝上；⼩唐刻意给⾝孕的⽟秀补营养以期孕像毕露令其蒙羞；赵珊珊兴致盎然地给舍友起恶毒的外号……⼥性之间的亲情，友谊甚⾄彼此之间最起码的尊重似乎都全部缺席，取⽽代之的是⽆休⽌的羞辱中伤，读来颇让⼈⼼⽣寒意。

（三）卑琐贪婪的男性群像
如果说《⽟⽶》中的⼥性形象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她们背后的男性⼜是怎样⼀幅⾯貌――当我们剥去男性们的外部拥有的权⼒象征之后，看到的都是⼀个个丑陋卑琐懦弱的灵魂：王连⽅，⼀个流氓与⽆赖，风流成性称霸⼀⽅；郭家兴，严肃的外表下是⼀个冷漠、好⾊⼜满嘴套话的官僚；⽟⽶的恋⼈彭国梁与⽟秀的恋⼈郭左，⾃私⽽⼜缺乏担当，在⼼上⼈最需安慰理解的时刻逃之夭夭。

在他们⼼中，恋⼈⽟⽶⽟秀⽏宁是嘴⾥的⾁、⼀件东西⽽⾮⼀个跟他们平等的⼈，他们最在乎的只是占有权的完整与否。

当恋⼈遭受流⾔的⾮议与⾝⼼的重创时，他们第⼀反应竟是对恋⼈的鄙夷与厌弃。

郭左得知⽟秀被强暴的事实后甚⾄萌发出“反正七⼋个了，多⾃⼰⼀个也不算多”的想法最终强⾏占有了⽟秀，然后逃离家庭丢下意外⾝孕的⽟秀承受⼀切苦果。

魏向东，⼀个打砸抢的暴徒，⼼理阴暗的窥视者；钱主任，延续时期⾼压的管理思维，将学⽣的⼀切都置于监控之下，把学⽣当成“专政”的对象，将学校管理得如同监狱。

（四）对于政治话语的戏谑
除了以上三⽅⾯，我们在阅读⼩说中还可以发现作家对于政治话语的戏谑点缀整部⼩说中，从⽽揭⽰了其时盛⾏的政治话语的荒谬可笑。

写到王连⽅第⼀次出轨时作者这样描述“王连⽅和⼥会计开始了⽃争，这⽃争是漫长的，艰苦卓绝的，你死我活的，危机四伏的，最后却⼜是起死回⽣的。

王连⽅迅速成长了起来，⼥会计后来已经不能辅导了。

”[7]，作家把描述战场战争形势的⾰命话语搬来描述⼀次出轨；还有“王连⽅不仅要做播种机，还要做宣传队，他要让村⾥的⼥⼈们知道…”[8]，“播种机”“宣传队”这样典型的政治⽐喻也被搬演到了床事上；“除了把握村⼦⾥的阶级⽅⾯的问题，王连⽅其余的⼼思全扑在了有庆家的⾝上”[9]，将迷恋并霸占柳粉⾹这等⽆耻的事与“把握阶级⽅⾯的问题”并举，戏谑之情溢于⾔表，这⼀系列戏谑性描写围绕着王连⽅这个村⽀书形象，既写出了特殊年代政治话语的可笑与乏味，也形象地刻画出了王连⽅这个⼟皇帝的虚伪、⿇⽊。

结语：成长于七⼗年代的李敬泽在序⾔中所说“对我们来说，读《⽟⽶》是经验的复苏和整理，上世纪七⼗年代的乡⼟和城镇、那时的⽇常情景在毕飞宇笔下精确地展开，绝对地具体，因确凿直抵本质”[10]。

对于未曾经历那个年代的我们来说，毕飞宇笔下所展现的⽣存环境和⽅式或许已略显陌⽣，但其中提出的⼈性，权⼒，⼥性⽣存等等触⽬惊⼼的问题从未消失。

他提醒着我们，也许解决的路途依旧遥远崎岖。

参考⽂献：
[1]弗洛姆：《逃避⾃由》，国际⽂化出版社，2007年，第110页
[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民⼤学出版社，2004年，第224页
[3][4][5][6][7][8][9][10]毕飞宇：《⽟⽶》，江苏⽂艺出版社，1993年第28，39，32，155，20，21，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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