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吴敬琏：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作者：暂无
来源：《检察风云》 2011年第4期
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推行者，吴敬琏近日在多个场合表示，开好“十二五”开局事关重大，关系到今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众所周知，进入21世纪后，吴老—直关注两个命题：一是如何建立一个公正法治的现代社会；二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

日前，本刊特约记者夜访了刚从外地返京的吴老，已是耄耋之年的吴老看上去精神矍铄。

他强调，根据30年的经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

政府改革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

新年伊始，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经济学会执委会成员的著名经济学家吴
敬琏先生已在多个场合表示，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必须克服体制障碍，全方位推动
改革。

近日，记者受《检察风云》杂志委托，于元月9号在京夜访吴敬琏先生，并就开局之年和
法治环境方面请吴老发表他的看法。

吴敬琏和记者谈到，他已经在多个场合都讲到，开好开局事关重大，不但关系到今后5年，而且关系到今后10年，甚至新的30年的发展。

中国是不是能够真正实现好几代人梦寐以求的
目标，真正腾飞于世界，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

目前中国发展面临两大难题：一是传统的经
济发展方式或者叫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早已经走到了尽头；另外一个难题就是腐败的蔓延。

腐败已经侵入了党和政府的肌体，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社会的和谐、稳定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他认为当前要解决两大难题，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即市场化改革，以及与市场化改革相
配套的政治改革、社会改革。

吴敬琏进一步阐释，哪些改革我们需要进行呢？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讲得很对，要有顶层
设计。

在他看来，“顶层设计”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对于改革的全局，即中国的经济体系、政府职能、法制体系、社会改革要有一个总体
的顶层设计。

有几个项目是一定要包括在内的，首先就是国有经济的改革，十五大对国有经济
的改革做了非常准确的鉴定，其中包含两个方面：其一、国有经济有进有退，从竞争性部门退出：其二、留下的国有企业要进行制度创新。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经济改革方面已经完成了任务，对此，吴敬琏指出，事实上，还差了一大截。

实现十五大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

特别是
近年来，还有一些开倒车的迹象。

关于顶层设计的第二层含义，吴敬琏认为对每一个重点项目的改革也需要有设计。

中国面
临着建立现代市场体系的巨大挑战。

现代市场体系是个非常复杂的体系，按照上世纪80年代那种做法恐怕就不够了，所以需要有顶层的设计。

这种顶层设计不是仅靠哪一位领导或者少数人
就能够做出的，需要有全民的，特别是我们的政府官员、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共同来
参与。

这种设计是一个大轮廓，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在执行过程中不断调整。

他指出“所有
的设计都做好后，还需要有决心，有较强的执行力，否则就只能是一纸空文。

在这方面我们是
有前车之鉴的。

”
记者提出，十五大、十六大都特别强调建立法治国家，这方面的改革也需要积极向前推进，但是，从现在来看还有相当的距离，30年的经验教训应该是十分深刻的。

对此，吴敬琏认为，确实如此，而解决目前我国种种社会问题的正确途径，在于推进经济
改革和加快政治改革，而不是裹足不前，更不是向后倒退。

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
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这两条道路的
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

在某些情况下，弱势群体可能由于不明真相而受到误导。

如果
他们被误导，抑制市场竞争，强化政府控制就会成为社会上的一种基本取向，再经过传媒的放大，有可能对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造成冲击。

这对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多数人都是极其不利的。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权贵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民族前途造成的威胁。

克服这种威胁的唯一途径，在于上下共同努力，切实推进改革，建设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

他接着谈到，事实上，中共十五大已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应该说
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在我国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建设法治的进度十分迟缓，远不能适应经济
发展的需要；而另—方面，公权不彰、社会失范、腐败蔓延等情况还在继续恶化，市场经济的
正常运行受到严重威胁。

对于这种状况，各界人士乃至一般的平民大众都啧有烦言。

问题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进度迟缓的原因，首先并不在于立法速度无法船陕，或者司法
人员素质不够高，而在于从上到下缺乏法治的理念。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只有法制而没有法治的
国家。

所谓“法治”，是一种源于古代、到近代才逐步完备起来的治理制度安排。

它的最基本
的内容，是符合于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的统治。

这样的法律在社会中占有支配地位，任何人不
能超越其上。

而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却总是把法律当做一种可以由自己任意摆布，用以统治人民
的手段和工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本来应当按照人民共和国的本意，建立法治。

但这
并不符合当时领导人的意愿。

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又把否定“人治”、建立“法治”的批评建议定为“资产阶级右派言论”。

虽然邓小平在1986年就提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中共十五大又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问题，但是与法治格格不入的旧思想仍然普遍地存在，支配着人们的行为。

从我国传媒发布
的政府文件的外文译文中屡屡将“法治”错译为“rule bylaw”，即可以看出这种传统观念的
影响多么深远。

他强调，法治观念是当代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意味着体现公认正义的法律体系，首先是宪法，高于所有人的意志，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权力也要由它来界定，受它的约束。

其次，要依据国家宪法建立透明的法律体系。

第三，要完善司法体系，实现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

第四，要通过法治切实保证公民的基本权益（包括财产权、生命权、人身自由、隐私权和言论自由），防止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侵犯公民的基本权益。

临了，吴敬琏先生语重心长地对记者说：根据30年的经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

所以，要继续把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
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

这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

政府改
革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

没有这样的制度平台，就难以
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
稳定的正轨。

专访：特约记者斯人
编辑：靳伟华jinweihua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