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怎么欣赏通俗小说

我们应该怎么欣赏通俗小说（代序）
通俗小说是当代中国最受欢迎的阅读作品，这是被销量和点击率所证明了的事实。

这些通俗小说为什么大受读者的欢迎，其中又有什么“流行元素”?我认为有几个方面：首先是好看。

几乎每一部优秀的通俗小说都有一则情节精彩(或者离奇)的好看的故事，它可以让读者看得废寝忘食，可以让读者看得神情飘渺，可以让读者看得玄思邈想，可以使读者读起来手不释卷。

神奇妙想、层层环扣、曲折多变，编故事是通俗小说作家的长项。

小说创作的目的是什么，一直是20世纪以来创作界争论的话题，有人说是为了“新民”，有人说是为了“改造社会”，有人说就是“抒发心灵”。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就看从什么角度思考罢了。

不过有一点应该明了，老百姓看小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寻求精神上的愉悦，他们要求小说必须要有一则好看的故事。

你想在小说中表述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你说创作小说就是“自言自语”和“自说自话”的小众行为，那是你的事情，你要想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你要想得到市场的承认，你的小说中的故事必须好看。

通俗小说作家深深地明白“好看”是市场所规定的创作原则。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小说故事的“好看”呢?仅仅运用一些技巧将那些人物和事件“起承转合”是不够的，它应该直接地刺激和满足读者潜在的“自然心理”。

通俗小说大致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小说，例如反腐小说、侦探小说、爱情小说等等，一种是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不太紧密的小说，例如武侠小说、玄幻小说、穿越小说等等。

无论是与现实生活远还是近，通俗小说都不是要演绎生活，而只是将生活作为一种心理激发的素材。

反腐小说激发的是人的正义判断；悬疑小说刺激的是人的好奇心理；玄幻小说拓展的是人的想象空间；武侠小说满足的是人的争胜欲望；穿越小说带领读者去寻找前生后世；爱情小说则是演绎一场场美妙的人生幻想曲……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通俗小说，它的出发点和目的性都很明确，都是基于人的本能情感的基础上构思故事。

它不像高雅小说（这个名称并不科学，姑妄称之）那样要通过一些人生哲理的探索来提升读者，而是顺应着读者的心态满足读者。

通俗小说的阅读过程实际上是一次精神愉悦的过程(愉悦不仅仅是高兴和激动，还包括紧张和恐惧等情绪)。

当今社会竞争激烈，人的心态情绪过分紧张(忧郁也是一种紧张)，提供一次精神情绪的释放，提供一次人的本性的自我寻找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通俗小说实际上是紧张社会生活中的精神调节剂。

通俗小说具有鲜明的“草根文化”形态特征。

它们以中国传统的道德作为标准评判人物事件的美丑好坏，并且以中国传统的道德为依据挑战权威与正统，也对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生价值判断表现出鄙视。

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是中国最大众性的价值判断标准，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和“草根性”。

对于小说的载体，能够被纸质刊物出版最好，毕竟纸质刊物是社会承认的重要标志，不过没有纸质刊物出版也没有关系，因为网络媒介已经为它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创作平台。

在网络媒介上人人都有勇气(有能力)成为作家。

事实上，通俗小说的很多作家都是由网络写手成长起来的。

通俗小说作家关注的不是评论家的评论或者是否能够上文学史，而是读者的反应。

点击率和排行榜是作家们更为看中的评价指标系统。

因此通俗小说有着很强的从众跟风的倾向。

不仅是价值判断，通俗小说就是情绪的表达和文字的处理也是一种大众时尚。

事实上，很多通俗小说都带有“集体主义”的色彩，很多作品是在作者和读者的互动中形成的，其中充满着大众意愿和集体狂欢的意味。

在中国文坛上，通俗小说就摆出了一种独具风格的“草根”的态势。

如果将表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统的文学和充满着人文精神的精英小说看做为当代中国小说的两极的话，通俗小说显然就是第三极。

如果我们将这些“流行元素”看作为通俗小说的美学特色的话，我们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这些“流行元素”，通俗小说就不成通俗小说了，否定和排斥这些“流行元素”，通俗小说也就没有存在的依据和存在的可能。

以承认和肯定这些“流行因素”的必要性为前提，我认为欣赏和批评通俗小说的标准应该有“通俗小说”的思维。

是否“好看”是评价通俗小说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而不是仅仅用模式化简单地抹煞之。

通俗小说的“好看”当然是指情节的生动、精彩。

通俗小说情节的生动、精彩当然有很多模式化的设计，例如武侠小说总是“夺宝”“复仇”“争霸”“情变”“行侠”五种模式；侦探小说总是“设谜”“破谜”“说谜”三程式；爱情小说总是“言情”“悲情”“惨情”三波段等等。

同样的推论，去掉了这些模式，它们就不成为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爱情小说了。

我们当然鼓励那些既保持着通俗小说“味”·，又有着新的突破的通俗小说的创作，但是我们应该明白，通俗小说情节的生动和精彩往往就在于这些情节模式的组合和变换之中，就像玩魔方组合，最后的结果你早已心知肚明，乐趣就在不断地扭转组合之中。

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这是通俗小说最重要的美学特征。

通俗小说作家的高明就在于如何将这个过程设计得让人玩得乐而不疲、疲而不忘，而读者认为的“好看”也就在于是否真的被作家设计的过程所迷住。

是否具有“愉悦”性是评价通俗小说水平高低的又一重要标准，而不是仅仅用“不真实”简单地抹煞之。

这里所讲的“愉悦”就是读者读完小说后而得到的精神享受和心理的满足。

为了达到“愉悦”的效果，通俗小说作家常常使用煽情、离奇和一些超现实的创作手法。

这些手法是应该承认和值得欣赏。

应该明白通俗小说并不以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性为己任，而以刺激和满足读者的“自然心理”为目的。

如果用真实性来欣赏和批评通俗小说，通俗小说自然就不值一说了，有喝生的蛇血而功力大增的吗?弄不好会得寄生虫病；有坐着浮冰而漂洋过海的吗?早就葬身鱼腹了；有后世之人知道自己的前身之世吗?大概只有在精神病患者的呓语中存在。

问题在于正是这些不真实(更谈不上科学)的描述常常能够达到通俗小说的创作目的。

通俗小说创作是否高明不在于它故事情节是否真实，而在于它那些不真实的描述是否熨帖于故事情节的发展，让读者在不可思议之中有所感动。

应该看到“草根文化”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而不是仅仅用“品味不高”简单地抹煞之。

通俗小说是一种类型小说。

稍微梳理一下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的发展起伏就会发现，通俗小说发展的基本态势是先导引领、群众运动和英雄辈出，并循环往复。

所谓“先导引领”是指某类小说类型变革；所谓“群众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跟风”阶段；所谓“英雄辈出”是指在“跟风”中出现了具有个性的流派。

例如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发展是由1923年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为先导，接着是各种人等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一股武侠小说创作狂潮，这是群众运动的阶段，然后在群众运动中产生了李寿民为代表的“剑仙派”、王度庐为代表的“侠情派”、白羽为代表的“人生派”、朱贞木为代表的“历史派”。

用这样的发展态势看当下中国的通俗小说，很多类型的小说正处于“群众运动”阶段，例如以黄易的《寻秦记》为先导，一股玄幻、穿越小说创作的“群众运动”正在进行中；以美国作家丹·布朗(DanBrown)的《达·芬奇密码》为先导，悬疑小说也正在中国掀起了创作旋风。

处于“群众运动”阶段的通俗小说创作，其形态是粗放型的，泥沙俱下，但是这些粗放型的小说创作却充满激情、充满着青春的气息，其中蕴藏着强有力的生命的跳动点。

我们很难说在中国就不会出现玄幻小说大师、穿越小说大师或者悬疑小说大师。

通俗小说的优秀与否不在于创作形态是否精致、是否“高品位”，而在于它是否被大众所认可、所追捧、所模仿。

通俗小说的魅力在于流行，作品流行多了、时间长了，作家就成为了大师。

我们当然不必要对一些通俗小说的流行感到忧心忡忡，认为这是浮躁的阅读现象。

流行本来就是通俗小说发展的自然阶段，有生命力的部分会沉淀出通俗小说的精品，没有生命力的部分会自然淘汰，相信市场，市场的扬弃要比那些自以为是的褒贬有用得多。

我一直认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标准有终极性和适应性的不同。

文学作品就是要表现人类的生活和思想情感，叙事作品(特别是小说)应该塑造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并通过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表现人的思想情感。

这是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终极目标，无论是高雅文学还是通俗文学，其创作与批评都应该根据这样的终极目标。

但是不同的文学类型由于追求的价值取向不同就有不同的美学特征，这就决定了不同的文学类型创作和批评的适应性。

将高雅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的标准要求通俗文学，通俗文学就一钱不值，最后只能是消灭通俗文学；同样偏要以通俗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的标准看待高雅文学，高雅文学就不可理喻，最后只能降低高雅文学的格调。

所以在坚持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终极性标准的前提下，对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应该有不同类型的思维，这有这样我们的欣赏和批评才能落在“点”子上，米用斗量，布用尺度，讲的就是这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