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戈— 哲学的非形而上学化——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变革意义

哲学的非形而上学化
——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变革意义
郗　戈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通过“背景还原”的方法具体地历史地揭示马克思哲学观中所蕴涵的“非形而上学化”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与传统观点相区别,形成对于马克思哲学观的变革意义的全新理解。

本文认为,马克思的哲学观是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非形而上学化的整体进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路径和环节,虽然其自身具有不可避免的“二重性特征”,但仍然对后世西方哲学的转型与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　哲学观　哲学对象　哲学的功能　哲学本质　非形而上学化
一 自笛卡尔以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是近代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石和基本框架。

马克思以主客体关系为前提,其哲学观在
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了“哲学的非形而上学化”进程。

首先,马克思推进了主体范畴的非形而上学化进程。

笛卡尔把主体当作与物质对立的“自我”实体,黑格尔把主体绝对化为脱离个体人的“精神”实体,作为形而上学的核心范畴、基础规范和统一性原则。

实体性“主体”的鲜明特征就在于其抽象性和超历史性。

康德以非实体性的“先验统觉”代替实体性的“主体”,仍然停留在形而上学的场域之内。

与他们不同,马克思把“主体”概念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把主体的状态还原到现实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具体的历史境域之中,从而把主体理解为在现实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下,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具有现实社会意识的个人 。

通过实践概念,马克思既保留了“主体性”哲学的全部理论能量,又拓展了它前所未有的社会性、历史性和创造性意义。

从这一点来看,马克思对20世纪西方哲学“主体的退隐”和“小写的人”的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启迪作用。

其次,马克思推进了“客体”范畴的非形而上学化进程。

持二元论和唯物主义立场的形而上学家普遍地把客体看作“物质性的实体”,这一传统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延续到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

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以现实的主体性活动即实践为基点,把物质存在主要地理解为主客体关系结构中的一端,理解为主体对象性活动的前提、对象、资料和产物:客体进入了主体活动的结构中而构成其现实的要素。

因而,现实社会历史关系中的实践活动,成为“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 。

在这里,马克思的创见在于,他主要从主客体关系和主体性活动的角度出发来理解物质概念,从而拒斥了对“物质”的完全实体化的形而上学理解。

再次,马克思推进了“主客体关系”范畴的非形而上学化。

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主体哲学以抽象主体的认知和反思为基点,构建主客体之间静态的、抽象
42　天津社会科学　2006年第6期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48～50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41页。

的、现成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实质就是主体首先认识自身之外和之内的客体,再反转回自身把自身当作对象来反思,从而完成主体自我的形成过程。

而在马克思那里,现实的主体,以实践活动为基点,形成了主客体之间社会的、历史的、开放的关系,主体在现实地改造和生产客体的同时,也现实地改造和生成主体自身,以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为基础,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现实地流动起来和生成出来,不断地实现着交互作用和双向生成的“统一”过程。

在这里,主客体关系不再是两个抽象实体间的静态地对峙和思辨地隔绝,而是两种现实的感性存在物之间的一种活生生的有机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统一 。

形而上学传统对于哲学功能的理解,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推论:因为,理论在逻辑上先于实践和生活,所以,理论也在价值上高于实践和生活。

我们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和亚里士多德的“思辨的幸福”观念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思想的实质:其一,在本体论上,哲学(理论)比实践更基础、更源始,实践是哲学的派生物,是其内在有机环节;其二,在价值层面上,哲学把自身标榜为实践与生活的楷模,并以自身为最终目的、最终标准来理解、裁减以至支配社会实践生活。

西方哲学在哲学功能问题上的决定性分野始于马克思。

马克思对上述两个方面的逻辑秩序都进行了根本性的颠覆:其一,在本体论上,不是理论先于实践,而是实践先于理论,哲学理论不是实践的源泉和基础,反过来,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实践活动才是哲学理论的源泉和基础,哲学理论在实践活动的整体结构中构成一个内在环节;其二,在价值层面上,哲学不是实践的最终归宿和目的,也不是生活的最高形式,反过来,实践和生活却成为哲学的归宿和目的,生活的最高形式是实践而非哲学,实践在价值上高于哲学。

马克思对于哲学功能的这一创造性理解,集中表现在他对自己哲学的标志性描述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

在这里,哲学的“现实化”即服务于实践,被鲜明地标识为哲学本身的最终目的、最高价值和实质性功能。

哲学扎根于实践和生活,必须面向实践和生活,这一观点为20世纪哲学日益深入地“走向生活世界”的历史进程开启了大门。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触及了马克思对“哲学本质”的理解。

马克思对于“哲学本质”的理解根植于他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和社会结构学说,即“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在以实践活动为核心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社会意识的现实生成过程。

在这种阐述中,作为“意识形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本质被暴露无遗——虽然,它自命为社会历史的本质、精神和真理,要求为社会生活提供真理性原则和统一性法规,把自己看作社会生活的最终权威和唯一核心,然而,它在本质上不过是社会生活的歪曲的反映、虚幻的影像而已,根本不具备任何真理性、客观性和现实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通过对哲学形而上学的这种“现实性批判”,马克思对形而上学采取了“釜底抽薪”的战略,从根本上拆穿了它宣称主宰和支配生活世界的谎言;在披露了形而上学的“怪影”本质之后,马克思承认实践和生活先于哲学,是哲学的真正源泉和基础,并要求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和实践活动的根基之上。

这无疑对20世纪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0世纪哲学的实质性进展就在于,它明确意识到了实践活动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意识到了生活世界的异质性和多元性,因而,它要求消解掉那种作为“文化之王”和“意识形态”,宣称自己可以提供统一性真理知识和普遍性伦理实践规范的形而上学式的“大写的哲学”,而建立一种直接面向日常生活和语言实践的“小写的哲学”。

在这里,哲学不再是可以“言说一切”的“元话语”,而是变成了众多彼此平等共存的“语言游戏”中的一种言说方式。

实践和生活的多元性最终取代了哲学为自己虚构出来的抽象统一性。

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马克思的哲
学观是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非形而上学化
进程中的重要环节。

黑格尔之后的非形而上学化进程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动态过程,不应该笼统地、绝对地、抽象地谈论马克思哲学的非形而上学化的特性。

非形而上学化是一个整体性的、多样性的、不断流动的历史过程,一劳永逸地把马克思哲学界定为
43
　学术评论
!同上书,第21～56页。

同上书,第3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1～209页。

“拒斥形而上学”或“非形而上学化”的做法是片面的和抽象的。

对于黑格尔及其之前的形而上学家来说,马克思当然是非形而上学化的先锋人物,然而对于马克思之后直到20世纪的现当代哲学家来说,马克思又可能被看作传统形而上学的衍生形态甚至典范形式。

因而,要具体地分析和评价马克思哲学观的非形而上学化意义,引入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的宏观背景是非常必要的。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传统形而上学体系的大规模崩溃开始于黑格尔之后第一代哲学家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体系的修正与反叛。

在修正和拒斥形而上学这一问题上,“我们依然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同时代人”。

从青年黑格尔派中凸现出来的马克思,试图以“实践”范畴取代“绝对精神”重建社会历史的统一性原则。

这一策略的实质意义正在于使哲学“现实化”,而克服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从而重建新形态的理性主义主体哲学——以“目的理性”为核心的实践主体哲学。

哈贝马斯继承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精神,以“交往理性”取代马克思的“劳动-实践”范畴,从而把“主体”置于“主体间性”和“生活世界”的基础之上,以一种“主体间性”哲学代替了“主体性哲学”及其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

由此,我们看到:黑格尔-马克思-哈贝马斯的发展路径代表着欧陆哲学理性主义思维方式逐步深入的非形而上学化进程 。

欧陆哲学的另一条发展路径即非理性主义,同样兴起于黑格尔之后。

尼采对理性概念的批判揭开了这一运动的序幕。

现象学、存在主义直到后现代主义的发展都表明了这一思想路径的一贯特征:以非理性批判理性,以一系列非理性概念代替理性以构筑新型哲学的根基,以非理性主义的后形而上学代替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

这种新型的哲学观又展现为一种直面“生活世界”的多元性、开放性姿态。

英美哲学也经历了一个拒斥黑格尔体系的历史过程,但是其非形而上学化的源头却可以追溯到更早的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

休谟从经验主义怀疑论的立场对欧陆唯理论形而上学的批判,开启了英美哲学形而上学化的最初路径。

20世纪的经验主义几乎都涉足了语言哲学领域,成为分析哲学的主流;同时,语言哲学的发展带来了非形而上学化进程中的一次巨大的飞跃,分析哲学的主要流派都试图彻底地清除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0世纪西方哲学对马克思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因素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马克思仍然保留着形而上学式的“整体性思维”,即他仍然试图寻求一种“涵盖一切”的统一性原则和辩证法,这突出表现在他对于“实践”概念的理解上:第一,“实践”必须遵循宏观的“历史发展规律”而展开,所谓“历史规律”在当代西方哲学语境中普遍被看作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残余物;第二,“实践”并不是指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琐细行为,而是一种以全人类为主体的“总体性实践”,实践被赋予了太多“总体性”的意义,例如,社会生产力、财富的创造、世界革命、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承载了太多整体性、统一性诉求;第三,“实践”概念的内涵本身之中有着过于强烈的经济基础主义的特征: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经济生活被理解为其他一切类型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基础。

在20世纪哲学家看来,马克思哲学仍然是一种整体性的“宏大叙事”。

其次,马克思仍然保留着形而上学式的“主客二元模式”,即他自觉地继承了笛卡尔以来的知识论的形而上学框架,把生活世界纳入主客二元框架中加以概念化,以此构筑自己的实践主体哲学。

实践概念集中表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秘密:实践是分离和整合主客二分的力量、中介和基础,而“历史”则是这种分合辩证法具体开展的过程和场域。

笔者认为,在西方哲学现当代转型的语境中,马克思哲学观是自休谟、康德以来,尤其是黑格尔之后哲学的非形而上学化进程中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路径;马克思哲学本身也正是这一非形而上学化进程中的一个具有自身形态特征的理论典范。

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哲学具有不可避免的“二重性”,但它仍然对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的转型与演化产生了深远的理论影响和重要的思想启迪。

(本文作者:郗　戈　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责任编辑:钟　河
44　天津社会科学　2006年第6期 参见Jugen Harb ermas,T he Ph ilosop hical Discourse o f M od ernity,Camb ridge:Polity Press,1987,pp.51-75.。